关于夏代的建筑艺术，据古文献记载，说夏代初年就已经有了宫殿、宗庙这类建筑了，到了夏末帝桀之时，其规模更大、修饰更好。"筑倾宫，饰瑶台"及"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的说法不敢说确实如此奢华，但根据考古发掘，宫殿、宗庙类的建筑已存在确实不假。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许多处夯土台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就是一号台基。它位于洛河南岸，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左右。
台面平整并高出地面约0.8米，方向基本上是正南正北。基地全部由夯土筑成，夯打过的痕迹犹存，夯土十分坚硬，最厚的地方达4米以上。这种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的设计，想必是为了把上面的建筑物在周围建筑中突出出来。它也是春秋以后高台建筑的先声。在夯土台基上留有墙基和排列成序的柱洞，据此可以大体上复原出这座宫殿的原貌："遗址的中心建筑是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面阔8间，进深3间，四坡出檐的大殿堂。殿堂的屋顶呈坡状，屋檐下面有一周间隔相等的挑檐柱。中心殿堂的前面是开阔的庭院。在庭院和殿堂四周环绕着一级"廊庑"式的建筑，与后世的"廊房"相似。墙是木骨结构，在立柱与立柱之间束以芦苇，然后用泥涂成。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那长长的廊庑也会衬托整个建筑的美观。从殿堂往南穿过庭院便是大门，大门位于南廊庑中段，是一座宽阔的牌坊式建筑物，这样不仅进出方便，而且增添了宫殿的威严。"这样一个由殿堂、庭院、廊庑、门楼组成的井然有序的宫殿，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代表了夏代建筑艺术的成就，这种院庭形式的群体布局方式成为以后中国建筑的一个突出特点。
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使曾在新石器时代居于主要地位的陶器发生了动摇，时代的标志不再是多姿多彩的陶文化，而代之以青铜器。但是在夏代，青铜器远没有那么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主要地依靠陶器。从艺术的角度看，在这段时期中陶器制作及艺术品位并未比以前有多大的进步，至少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来看是这样。当然我们所掌握的夏代的陶器毕竟很有限，未必可以概其全貌。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当时的陶窑。窑是圆筒直壁形，直径约一米左右。
其结构是：窑的下部是火膛，一侧开有火门。中间是窑箅，箅上布满了圆孔，箅厚5厘米。窑的顶部已塌毁，无法辨认原形，从窑室残壁看，它似乎应为圆形。由于久经火烧，火膛和窑箅都已变成红褐色和青灰色。就窑的结构而言，比起龙山文化时期，多少有所进步。那些窑箅上密密麻麻的圆孔，想必是为了提高烧制水平而设计的。陶器的制作方法有模制、轮制、手捏和泥条盘筑，大部分陶器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制成。陶器的种类较之以前没有多大变化。陶器的纹饰似乎比以前更简单了。初期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细绳纹少见，后来以细绳纹为主，而篮纹大减。到了晚期，流行起粗绳纹，内壁则施以麻点，而篮纹、方格纹几乎绝迹。
青铜时代约与奴隶社会是同时出现的，在我国就是夏代。
古书上说，大禹的时候曾用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还说夏代是"以铜为兵"。可见，夏代无疑已经有了青铜器。从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看，不但发现了青铜器，而且还发掘出当时冶铜、铸铜的手工作坊。青铜器的种类有爵、凿、锛、刀、锥、鱼钩等。但制作比较粗劣，壁薄且无纹饰。即便是这样的青铜器，也同样要经过采矿，冶炼，制造泥模，做成陶范，以及灌注铜液，制出成品等每一个过程，同样需要熟练的技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爵，高13.3厘米，爵的流和尾比较长，平底束腰，三个足长短不一，在把上还有三个镂孔。可以看出，它是用四块以上的范由合范法铸成，其制造技术已相当复杂。
夏代的青铜器发现得不多，还没有见到大件的，但那些小型器物已可以反映出青铜时代的到来。
除了陶器和青铜器的制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手工艺制作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制骨、编织、纺织、玉器等。从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玉制的戈、钺、刀、琮、玦等器物来看，玉器有着从实用向佩饰及礼器方向发展的趋势。
属于夏代的雕塑艺术品，在二里头遗址中有所发现。如出土的一件陶蛤蟆，身宽体阔，浑身有花斑，呈正在蹬起跳跃的姿态。另外还有团缩起来的陶龟、昂首视物的羊头等，这些小型圆雕，在造型上已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显得质朴生动。
陶器的浅刻纹饰也挺美观。在一件器座形陶器的外壁上，刻有两条龙蛇纹。其中一条线条很细，巨眼利爪，周身有鳞。另一条刻得道劲有力，一头二身，眼珠外凸，身上还仰卧着一只四足朝天的小兔。这两条龙蛇刻划得十分生动，眼眶里还涂成翠绿色，线纹内涂有朱砂。此外，在一平底盆的内侧所刻的鱼纹也很逼真，两条鱼前后尾随，浮水欲进。
玉雕艺术品在二里头遗址也有发现。有一件玉柄形饰物，长17.1厘米，厚1.5-1.8厘米，其外形颇象后世的多节鞭。其节节均有纹饰。有的是凸弦纹，有的是单线和双线兽面纹，有的则是花瓣纹。几种纹饰规则地交替出现，末端还以浅刻和浮雕法琢成兽头形。整个器物雕刻工整，刻划流畅，堪称当时艺术的珍品。
由于这方面能够提供的史实和文物极少，只好从零散的文献记载与文物中去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音乐方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件铜铃，铃的一侧带扉，形似钟，但比钟小。另外在东下冯和二里头也发现石磬，这是我国发掘出来的最早的石磬。在山西襄汾陶寺夏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鱓鼓一类的乐器。
作为乐舞有《大夏》，它以歌颂夏王朝开国君主大禹的治水功绩为内容。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述了该乐舞的产生："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禹让皋陶作乐以显示其功绩，这正是此后礼乐最重要的一种功能的表现。据古籍记载，表演《大夏》时，演员围着白麻布的裙子，亦裸着上身，头上戴着兽皮做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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