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之三：雨果2

40年代雨果因政治上与七月王朝妥协，思想趋于保守、消沉、充满神秘主义的剧本《卫戌宫》(1843）上演失败后，将近十年不再提笔。但1848年革命和1852年的波拿巴政变后，他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不但深度、广度都是大为加强，艺术方法也明显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转换。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痛斥" 犹大" 或" 暴君" 拿破仑三世及其党羽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3），描写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描写渔民跟大自然顽强搏斗及其高尚品质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揭露英国贵族阴险残暴的长篇小说《笑面人》(1869），谴责德国侵略暴行的诗集《凶年集》(1872），以及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军队镇压反革命叛乱的长篇小说《九三年》等。这些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揭露比前期更广、更深，但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也表露得更为鲜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创作时间前后长达20年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丰富多采的创作中的代表作。小说的贯穿情节是苦役犯冉阿让、女工芳汀及其女儿珂赛特的悲惨遭遇。贫农出身的零工冉阿让只因偷了一块面包去养活姐姐的挨饥的孩子，便被抓起来服苦役19年。后来他化名马德兰，劳动致富，全心救助贫困人民，还到法庭解救被错认的囚犯，但仍被判苦役终身。芳汀因被浪荡公子诱骗生下一个女儿，便被社会剥夺了做工的权利。为养活女儿，她受尽凌辱，被迫卖身，在极度思念女儿中生病死去。而她的女儿珂赛特名为在德纳第家寄养，实为德纳第敲诈勒索芳汀的把柄和挨打受累的贱奴，年仅6 岁便承担起种种力不胜任的杂务，后幸得冉阿让舍身救助才得逃脱虎口。小说广泛反映了从拿破仑专政到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不公，震撼人心地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同时也鲜明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的有力和空想。

作者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去认识和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不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画卷；另方面又把人道主义的仁爱和感化当作解决社会黑暗的药方，写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写警长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投河自尽；还写同情革命的贵族青年马里于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幡然忏悔。似乎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任何人都可弃恶从善，任何社会黑暗便可随之消融。这一切，既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深刻和有力，也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软弱和空想。不过，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雨果从革命是走向光明" 所必须缴纳的通行证" 的认识出发，对起义者的英勇献身精神，仍进行了热情歌颂。　　

小说的主要情节，如冉阿让的遭遇、芳汀的命运、德纳第的狡赖、滑铁卢和巴黎街垒的战斗……等，都是十分切近现实的现实主义场景，而小说的许多场面和人物性格，如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越墙避捕碰到的人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从街垒上救出了马里于斯在地下水道中碰到的人又恰是坏蛋德纳第，以及冉阿让能独力托起满载的马车，能从战舰高桅跳海逃脱，能徒手攀登悬崖峭壁……等，又都鲜明地具有离奇巧合和非凡性格的浪漫主义特征。此外，监狱、牧场、下水道等非凡环境的着意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小说始终笼罩在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氛中。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尖锐矛盾的最突出体现。小说揭示了反革命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引狼入室、烧杀掳掠、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和刽子手本质，歌颂了共和军司令郭文和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的智勇双全、矢忠革命、坚守原则的人民英雄特征。但当革命军节节胜利，最后把朗特纳克匪帮包围在一座古堡里，朗特纳克也伺机从地道里逃脱时，小说却描写朗特纳克被一个母亲的呼救声所感动，为从大火中救出被他从革命军中抢来作人质的三个小孩而返回被捕。出于对朗特纳克的这种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郭文竟半夜私自把他放走。西穆尔登为维护革命纪律不得不下令枪毙郭文，但同样出于对郭文的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在行刑的枪声打响时，他也开枪自杀。这样，雨果主观上尽管意在宣扬"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对革命行动的贬抑，而且出现了革命者主动放走反革命元凶和自我处死革命首领的荒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