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农业，在井田制的农业经济中，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受到国家的调遣和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仍相当低下。
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之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从定都在殷，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期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述和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粘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
粮食产量的增加，有可能大量地酿酒，这就使得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追求享受的盛事。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品种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夏代。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当时的酿酒作坊，屋内堆积着大量烧过的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很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果核及重8.5 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作坊附近还发掘出两眼水井和一批汲水的器具。
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宗室贵族都十分重视农业。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着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贞卜、祈祷的活动。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传呼其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田、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种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庄园分布十分密集，这是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河南省内乡县黄龙庙冈的商代遗址，是商代晚期的一处庄园，座落在汉水支流湍河西岸的平坦岗地上。在庄园遗址中发掘出七座较完整的房屋，还清理了18个储存谷物的窖穴及灰坑。庄园中的房子有些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出土的遗物中除了数十件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等，共100 多件。
当时的生产工具完全使用石斧、石镰、石刀、蚌镰和骨锥等；狩猎用的箭镞也完全是石制或骨制的，可见生产力仍比较低下。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代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各地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发现了马、牛和羊、狗的骨骸。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只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只是在一些偏僻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主要依靠渔猎生产来维持生活。
商代的手工业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青铜器铸造技术，成为世界古代文化中的卓越成就。
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了大量生产一般的灰色陶器外，也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不少遗址中都发现了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容器，这些质量很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
长江流域和华南普遍生产一种压印各种花纹图案的硬质陶器和涂有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亦称原始瓷器。
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豆、瓿、斝、尊、罍、带盖罐和觶等。南方流行的硬陶，表面大都拍印几何形图案来装饰，考古界称其为印纹硬陶。这种陶器是由含铁量较高的陶土烧制的，胎质细腻，扣之清脆有声，硬度为历来陶器之冠，主要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居多，不仅是商代制陶业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这种陶器分布地域十分辽阔，各处遗存的内涵及表现的经济生产水平也不完全一致。
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私家制陶作坊主要从事制作商品陶器。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商代的作坊，有14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奴隶主贵族本身的需要，而是有相当多的产品是向外出售的商品。另外，质量很高的白陶器和釉陶器，并非到处都可以生产，能够制作这些陶器的作坊，也就成了向外推销产品的基地。在江西吴城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商代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青铜铸造。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都设有不同规模、各种专业分工的青铜器作坊，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及实用的生产工具、武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作坊遗址内大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锅块、木炭、铜锭、铜渣、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它遗存。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代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尤其是南方，各地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遗址附近的含铜矿脉。如江苏镇江附近商墓遗物和窖藏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有明显的不同。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这些作坊遗址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业中已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米，重875 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商代能工巧匠的很高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
商代的青铜制造业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此外，还以部分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如斧、锛、凿、刀、锯、锥、钻等等。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和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奴隶主宁肯让奴隶们使用木、石、骨、角、蚌制作的工具和农具，也不愿意发展青铜工具。
纺织业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屯(一段卷起的纺织品）等字。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蓆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由于养蚕业在商代比较盛行，宫廷中设有女官来专门管理养蚕业。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几种纺织品残片，其中一种平纹组织的麻布据测定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产品，同以后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中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的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业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和古老的文献《夏小正》都有关于夏、商时期采桑养蚕的记载。《夏小正》中记载说：三月援桑始蚕；甲骨文则记载着祭祀蚕神的礼仪和祭品。随着交换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丝织品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和交换的媒介。有些精美高级的丝织品成为贵族珍爱的东西，殷墟商王之妻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的丝织品印痕中，有机织纹罗和朱砂涂染制品，在民间都很难见到。
骨器制作，与石器制造一样，是人类一种最古老的手工业劳动。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
郑州紫荆山北的商代铸铜作坊附近有一处制骨作坊。在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引人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竟然占了总数的一半。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说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在安阳殷墟的北辛庄，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制骨作坊。室内陆面上发现了很多骨器，屋外有一个骨料坑，坑内堆有骨料、骨器的半成品和成品，还发现一些制作加工骨器的青铜刀、锯、钻和砺石等。作坊250 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多达5110件。骨料主要是牛、猪、马、羊、狗等家畜的肢骨，半成品和成品以笄、笄帽和锥的数量最多。
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骨器560 多件，有小刻刀、勺、匕、梳、镞、笄及虎、青蛙、人形骨雕等，以笄的数量最多。墓中所出的3 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因材设计，工艺十分巧妙。其中一对象牙杯身雕成夔形，通体雕刻四段花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另一件带流杯，耳雕刻成虎形，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技巧之高超令人称绝。
制骨业中包括用角、牙、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器物，主要为工具、艺术器和装饰品几类，其中以工具类最多。骨锥、骨镞、蚌刀、蚌镰是各遗址中常见的器物，鹿角、象牙及野猪牙制品则相对较少，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这些野生动物已不多见，另一方面说明狩猎活动在商代经济生产中已不那么重要了。
商代的玉器制造业是在夏代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良诸文化的工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黄河流域发现的商代玉器，往往带有东方一些部族传统的特点。
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年出土了许多玉器，有圭、戈、刀、琮、钺、铲、板、柄形器等，造型与纹饰的设计都很美观，雕琢的线条清晰流畅，工艺相当精巧，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玉器相比，技术有了明显的进展。有一件柄形玉器，四周雕琢的兽面纹样精细合谐，光洁明亮，是商代早期玉器的代表性作品。
中期以后，玉器大量增加，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江西新干等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精美的玉器。到商代晚期的殷墟，出土的玉器已达到数量最多、形制最多、工艺最精的水平。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达700 多件。妇好墓出土的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细腻的刻划，不仅具有一定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商代玉器的原料，有的出自河南省南阳，有的来自辽宁和新疆。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代的交通与交换情况；有些玉器属于中原的产品，也有不少玉器显然是四邻方国所贡纳，同样反映出物资交流或商品交易的发展。
竹木器加工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手工业，商代的竹木器制造行业在夏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着。许多大、中型墓葬、墓底往往铺垫着朱砂，并以木质的棺椁为葬具；大型木构建筑和一般民居、樑、柱、门、窗等结构都十分精确严谨；一些聚落中发现的水井和窖穴常常遗有木作痕迹；大批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具等也都离不开木构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竹木器手工业是商代官营作坊和民间的重要行业。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有12座墓的板灰中夹杂着朱漆的痕迹。台西出土的漆盘和漆盒，都是在木胎上先雕花纹，再涂朱、髹漆，有的还镶嵌着绿松石或贴有金箔，工艺相当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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