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以后，通商口岸是增加了，由一个口岸增加到五个口岸；市场相应扩大了，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但是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也扩大了，这的确是一种" 奇怪的现象"。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曾这样说道：" 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 奇怪的结局" 为什么会产生.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英国人对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认识不足。马克思指出：" 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又说：" 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起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约，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习惯和封闭式的经济单元，它对市场的需求很小，购买力也有限，它是造成英国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首先是棉纺织品以极其顽强的抵制、使它们的机器制造产品在这里难以施展其威力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1856年10月至1860年11月，以英、法为首，美、俄背后支持的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动用武力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一起打开中国市场、变中国为其附庸国的战争。加上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比较强大。中国清政府于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了《北京条约》。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重新修改了税率。从1858年重修进口税的内容看，中国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比1843年的税率又降低了13％到65％。1858年重修税率不仅比1843年税率大为下降，而且许多货物的税率还没有达到5 ％的税率，此外" 漂白市布只有百分之二点六，印度棉纱和日本棉纱，只有百分之二点八，印度标布只有百分之四等".如此低的税率，为英国等国的" 廉价商品" 创造了打开中国大门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中英天津条约》对外国商人在中国内陆进行贸易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英商已在内陆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陆，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行此一次之课。其内陆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在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 这即是说，外国货物销往中国内陆或外商从内陆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一次交纳2.5 ％的子口税，就可" 遍运天下" ，而不必象中国商人运送商品" 逢关抽税，遇卡抽厘" 了。这对于当时仍处于封建统治的中国来说，外商和中国商人的竞争是极不平等的。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实现在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还必须控制中国的行政权。《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第10条中，有" 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 的规定。由于英国势力当时比较大，英国人李泰国(H 、N 、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 中国总税务司". 1863 年至1907年期间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在各处设关30多个。1861年上海总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准英人" 前往内陆各处游历、通商。"
《天津条约》还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商埠和为外国划设租界。自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五口通商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期间，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的商埠有：北海、广州、拱北(澳门）、潮州(汕头）、琼州(海南岛海口）、厦门、台湾(台南）、淡水(台北）、福州、温州、宁波、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龙州、蒙自、亚东、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喀什噶尔(疏勒县）、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古城、肃州(嘉峪关）、乌里雅苏台(哲布哈兰图）、库伦(乌兰巴托）等。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设划租界，到20世纪初，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等9 国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和鼓浪屿等15个地方共划设37处租界。租界最初是外国居住和经商之用，后来，外国人在租界非法开设银行、工厂、商店、船坞等并设立武装和行政机构，租界成为殖民地。
以" 利益均沾" 为由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自《中英江宁条约》后已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利益。60年代以后，这个条款的范围竟扩大到中国本国，即中国政府如果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亦一体均沾。这种最惠国待遇世界上独一无二。
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们倡导的" 自由贸易" 理论在本国还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却完全彻底地实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以上种种特权，积极展开了对中国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扩张。加上19世纪50、6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涨，工业技术革新、生产费用大幅度下降；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航程，减少了运输费用；1871年上海与香港、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缆的连接，使通信接洽更为方便。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外国商品对中国的输出，" 廉价" 商品的倾销也得以实现。
从进口贸易看，除了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以及其他的装饰品和奢侈品。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输入的商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洋纱、纱布输入的比重在整个中国进口贸易中增大。1842年，中国进口的物品总值中，鸦片占第一位，为55.2％；棉花为第二位，占20％；棉制品占第三位，为8.4 ％。到1885年，棉制品已占35.7％，为第一位；鸦片占28.8％，居第二位。表4-6 为1842-1894 年外国棉纺织品入口统计。
从出口贸易看，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都是农产品，其中以茶、丝为主。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茶、丝两项占出口总值的50-90 ％。虽然中国茶丝的出口值也有增加，但是它们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则在下降，尤其是茶的出口比重下降幅度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茶叶市场竞争加强。英国在所属的印度和锡兰培植了茶园。在英国市场上，印度和锡兰的茶叶1889年以12239.9 万磅，超过中国9250万磅；到1894年，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增加到18663.2 万磅，而中国输英茶叶则下降到5437.2万磅；在美国茶叶市场上，日本出口的绿茶逐年增多，到1893年，中国茶的出口量已由过去占世界市场上绝大部分下降到只占将近一半了。丝的出口比较稳定，但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下降。
在出口的货物中，除丝茶以外，还有棉花、豆类、糖、草席、花生、皮毛、桐油、锡、猪鬃等。出口货物种类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与化学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料种类的需求。
以上事实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将中国变为廉价商品的推销地和工业原料产品的来源地，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的中国经济正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