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凌羊
前段时间，有网友让我写一下顾维钧。
很多人可能听过顾维钧的名字，但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的。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他一度被列为战犯，但历史最终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他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维钧最令世人赞颂的是他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
一战过后，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召开，31岁就当上了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德国战败，日本代表团在和会上无理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出口成章，英语流利，用词正确，慷慨陈词，以他特有的机智、幽默，说得日本代表哑口无言。
很多年后，陈道明在《我的1919》这部电影中，出演了顾维钧，重现了顾维钧的机智、正义和勇敢。
日本人没想到，中国人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强硬。
据说，当时日本还闹了一个笑话。
日本代表演讲完毕，全场死寂，没有一个人鼓掌，本想鼓掌的几个日本人也不好意思突然鼓掌。
日本代表十分尴尬，美国代表就站出来替他们化解尴尬，说他们日语讲得很好。日本代表一听，连忙解释道：“我讲的就是英语啊。”
弱国无外交。和会最终还是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中国代表团只能通过拒绝签字的方式去抗议。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跟电影《我的1919》中演的不同，顾维钧当时在巴黎和会上，是全英文演讲（陈道明讲的是中文，背后有翻译），这跟他受过的教育分不开。
顾维钧于1888年（晚清）出生在江苏嘉定。
他的家境十分富裕，顾维钧的父亲身居要职，幼年时顾维钧就住进了大宅子，换而言之，他本身就是个高富帅。
顾维钧家祖上曾受到太平军的迫害，家中因太平军的“洗劫”变得一穷二白，但因为家底丰厚、家风严谨，家族后来又兴旺发达了起来。
顾维钧十岁那年，维新运动爆发，他受到新思想的熏陶，拒绝学习四书五经，而是要进新式学堂。顾维钧为此跟父亲对抗了很久，最终父亲妥协了。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顾维钧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新闻的图片说明里竟说“紧身裤导致外国佬再也站不起来了”。顾维钧看到国人的这种愚昧，决定赴美留学，并偷偷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聪明人在学习方面也是蛮厉害的，顾维钧也不例外。在美国，他顺利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及外交学的博士学位。哥大校长称呼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顾维钧回国时，清政府已经灭亡，袁世凯当权。袁世凯向来重视留洋归国的人才，顾维钧很快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重用，先后担任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外交部秘书和总理唐绍仪的秘书。
在国内工作三年后，顾维钧被任命为新的驻美大使。
当时，袁世凯想当皇帝，竟要求中国各驻外大使报送文件时以奏折的形式呈报。顾维钧只回复了四个字：“无法执行”。
接下来，日本出台了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二十一条》，顾维钧偶然间获悉到了这个秘密，他冒着生命危险公开了《二十一条》，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
巴黎和会召开，顾维钧临危受命，所作的发言震惊世界。
又是顾维钧，把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消息捅给了媒体，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后来，顾维钧出任驻英大使，并在华盛顿会议上用36轮艰苦的谈判，让日本答应把对山东的主权还给中国。
1924年，他又与苏联谈判，让苏联承认外蒙古属中国管辖。
1931年，他又代表中国跟比利时谈判，拿回了比利时在天津的租借权。
在张学良的推荐下，他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为国家四处奔走，要求国际社会制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又是顾维钧力排众议、极力主张让中gd员董必武加入代表团，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
老蒋败走台湾后，顾维钧长期定居美国，却被列为战犯。
不过，当时这份战犯的名单不是根据对国家的破坏性而定的，而是根据这些人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官位大小定的。
后来，国家对这批人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五六十年代，顾维钧还担任国际法院副院长等职。
1985年，顾维钧在美国去世，享年97岁。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这几年，我们网络上的言论，越来越有“低智化”之嫌。
很多人评价一个历史名人，第一反应是看他的私生活，于是，就连鲁迅这样的神人，也被称为“渣男”。
顾维钧，也不能被“例外”，因为他一生之中经历过四个女人，而且他确实有“踩着女人上位之嫌”。
从顾维钧的经历来看，他年轻时之所以能在外交界大展拳脚、年老时之所以能安度晚年，与这四个女人分不开干系。
顾维钧的第一个妻子，是因“包办婚姻”而来的。
清朝灭亡后，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了，顾维钧被未来老岳父看上了，说要把女儿张润娥嫁给他。
顾维钧的父亲看亲家经济条件好很多，就答应了这门亲事。顾维钧的岳父也很给力，拼命培养这位准女婿，甚至出钱给他留学。
不过，顾维钧其实一直都没办法和裹脚的旧式未婚妻产生爱情，虽然家里人在他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强迫他娶了她，但他实在没办法跟她同床共枕。
后来，他爱上了第二任妻子唐宝玥。
不久之后，他跟张润娥分析了包办婚姻的利弊，并与之离婚。
老岳父一听，气得要死，郁郁而终。
张润娥呢？是旧式女子，没办法“想开”，直接出家了。
顾维钧听说张润娥当了尼姑后，心里有愧的他托人带去五万块钱和一封信，张润娥既不看信也不要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
1968年，张润娥在尼姑庵去世。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是唐绍仪的女儿。
唐绍仪是民国内阁第一任总理，这也是顾维钧之所以能成为袁世凯秘书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婚后第4年（1918年），唐宝玥就因病去世了，享年才29岁，给顾维钧留下一子一女。
也是这一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大放异彩，一个年轻的女子注意到了他。
她是南洋富商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
黄蕙兰家里很有钱，3岁那年时收到的礼物就是重达80克拉的钻石。
她长大后，追求她的人更是从家门口排到了巴黎。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蕙兰当时是世界名媛，曾被美国Vogue杂志评选为1920-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风头甚至远远盖过宋氏三姐妹。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维钧认识了黄蕙兰，并表达出愿意与之交往的意愿。
当时，顾维钧在国际上都已经算是个名人，黄家当然也很愿意成全这门婚事。
顾维钧跟黄蕙兰约会时，还开着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接她，还带她享用国事包厢，让黄蕙兰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1920年，两人结为夫妻。那一年，顾维钧32岁，黄蕙兰才19岁。
从某种程度来讲，两人的结合，是名气与财富的结合。
顾维钧经常出差搞外交，花销很大，国家当时出不起这么多钱，于是，黄蕙兰就包了这些费用，甚至还把破旧的中国使馆翻新了一遍。
黄蕙兰会说流利的外语，会跳舞，会欣赏古典音乐，又有钱。
种种这些，点亮了顾维钧的社交事业，对他的工作大有助益。
只可惜，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几年后，离了婚。
有人说两人离婚的原因是顾维钧有点大男子主义，而黄蕙兰不愿意做“小伏低”（据说顾维钧甚至限制妻子穿戴什么饰物），也有人说是顾维钧在外头有人了。
而这个“外头的人”，就是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
她是已故外交大使杨光泩的遗孀。
顾维钧再婚这一年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和严幼韵的年龄相差比较大。
婚后，严幼韵把顾维钧照顾得特别好，从枕头到牛奶，关心无微不至，是顾维钧的“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
顾维钧自己都表示，他能健健康康活那么久，绝对离不开太太的照顾。
两个人后来都还算长寿，顾维钧97岁去世，严幼韵则活了112岁。
现在，很多人讲起顾维钧和严幼韵，总习惯性赞颂他们的爱情。
但这段爱情在黄蕙兰和张学良的回忆里，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有个版本说的是顾维钧是在法国任上就与杨外交官的妻子严幼韵好上了，后来黄惠兰通过高层协调，把杨光泩调往菲律宾，严幼韵只能随夫离开巴黎，可后来二战爆发，杨光泩殉职。
日本投降后，严幼韵来到纽约，严幼韵成为顾维钧的相好，顾维钧因此被免职，顾维钧干脆和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了。
离婚后的黄蕙兰靠着父亲存在银行的五十万美元利息过日子。
再后来，因为战争，他们家家道中落，黄惠兰靠演讲赚取生活费用，并学会了自己动手做事情（以前都有仆人），直到1993年在美国辞世。
我们对一个历史名人的了解，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看山是山”。比如，看顾维钧，我们就只觉得这小伙子好爱国、好牛逼，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第二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比如，看了顾维钧的情感史之后，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呸！踩着女人上位的渣男！”
很多网友看一个历史人物，往往就只停留在这两个阶段，但其实，我们还可以经历第三个阶段：看山还是山。
比如，看顾维钧，我觉得也得要分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他在外交方面确实是一个既有人品又有能力还有贡献的国之栋梁；另一方面，在私生活方面，他确实有非常利己的一面。
评价别人也好，评价自己也罢，万不可求全。
顾维钧自然有他的独到和高明之处，才能赢得达官贵人的女儿们的欢心。换而言之，他对她们也有高价值，她们愿意为这种“高价值”买单。在当时当下，他和她们结合，也不过是各取所需。
我们之所以在看到顾维钧的故事时，忍不住痛斥他为渣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故事发生得太多了。
男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男性，终究要比女人自我一些。他们若是把女人当成垫脚石、攀云梯，往往能得到社会的原谅。如若女人也这么做，则会遭遇千夫所指、万夫唾骂（比如，武则天、田朴珺）。也正是因为这样，敢把男人当垫脚石往上爬的女人不多，她们更多活成了男人的“贤内助”。
有意思的是，当男人通过“靠女人”的方式获得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形成一种避讳话语体系，不愿意别人谈及自己依靠“老丈人”的过往，只想营造“自己的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形象。
其实，何苦呢？别人帮过你+你自己自强，都是促成你成功的因素，别人也不会因为你仰仗过谁的照顾而忽视你的努力。
我估摸着，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还是有点不自信吧。
倒不如像顾维钧一样坦诚些。
他在晚年回忆一生的四个女人时说：第一任妻子张润娥是主命（包办），第二任妻子唐宝玥主贵（总理女儿），第三任妻子主富（首富女儿），第四任妻子则主爱。
对他来说，每个女人都带着使命而来，都能满足他的某部分需求（至于第四个，可能“主照顾”要多一些，但他说这些话时，要考虑妻子的感受）。
说真的，我觉得身为女人，我们有时候真的该学学男人们在择偶方面的这种“务实”。
很多男人娶妻，更多是看对方是否对自己有利，然后“拿自己所有的，去交换自己想要的”。
女人可不要上赶着当圣母，别动不动就想拯救男人于水深火热中。
没法滋养自己的婚姻，就要逃离。
而在顾维钧的故事中，更感动我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拎得清”，他打造自我社会形象和影响力的能力，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在面对“兰因絮果”的婚姻时，也都没有活成怨妇，而是用各自的方式选择“放下”。
尤其是张润娥和黄蕙兰，总让我想起电视剧《大明宫词》里张易之那个做过妓女的母亲。
在《大明宫词》最后几集里，张易之想篡权，武则天早看出来了，淡定地跟他聊天，让他聊聊自己的母亲。张易之是这么介绍的：
“我母亲是一位同您一样伟大的女性！她带领着“翠江阁”三百美色同男人的全部欲望周旋。她动用一生的积蓄为我曾是嫖客的父亲购买了权力，使他从一个不得志的七品小官一跃而为盐运大臣。而她等来的结果却是一纸休书！理由是她低贱的身份败坏了道德！而母亲没有因此沉沦，依旧保持着快慰的生活。她说她帮助父亲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恋爱的兴致。她甚至先于父亲料到了那最终背叛的结局。”
你品品，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正面出场过的女性，都可以活成这样子。
她丝毫没有受害者心态，哪怕遭遇了负心男也就是一句“对你好，老娘就是图个乐呵”。
人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善恶有报？事业和感情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
如果只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功名利禄不过繁华一梦，聚散离合都不过是顺应规则，我们活一场，干事业也好，玩感情也罢，有时候就是图个乐呵，或许也就不那么纠结了。
以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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