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苗，女，1949年生于临猗县北辛乡张家坡村。先在县团委工作。后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在长治五机部304厂干部科工作。一年后调回临猗县化肥厂。后又任县体改办副主任。1999年任县工商局副局长。父母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虽然普通，却不简单。虽然平凡，却有着许多不平凡的故事，甚至有点传奇。这就促使我应该且必须把它写出来，告诉人们，告诉后代。只有这样，似乎才能了却我心中酝酿已久的那桩心愿，才能表达我对父母的深切怀念，才能让子孙后代不忘父辈曾经的苦难，曾经的坎坷，曾经的艰辛，曾经的奋斗，特别是他们身上拥有的那种本色和品质。躲灾逃难 苦度岁月
我的父亲张六代出生于1908年，16岁那年由于山东老家遭水灾，爷爷和奶奶挑着担子，领着他和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一路乞讨，颠沛流离，历经数月，最后落脚到山西省临猗县与我家同姓的张家坡村的一座破庙里。
落脚后，父亲给人家做长工，爷爷奶奶做零工打短工，艰难度日。为了让孩子逃条活命，便把最小的小叔送了人。这可是奶奶的心头肉啊！日思夜想不得而见。终于忍不住，第二年去王申村看望她的小儿子。人家说“得病死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奶奶伤心不已，一病不起。不久就和爷爷带着另一个叔叔离开了山西这块伤心地回到山东老家。父亲继续在本地扛长工。为了能在当地站住脚，父亲更加卖力地干活儿。过着起早贪黑 ，风吹日晒，辛苦劳作，过着寄人篱下的苦日子。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得安宁。他一次又一次的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第一次被抓到宿营地，他主动拿着水桶给大家找水喝，趁机顺利逃脱。第二次被抓到临晋的北城墙边集中。父亲趁着天黑又开始逃跑。由于日本人在那里杀了不少中国人，尸骨成堆，人称“死人堆”。附近的野狗吃人都吃上了瘾，吃红了眼。父亲一边跑，几只疯狗在后面疯狂地追赶。父亲拼命的跑呀跑，终于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跑出了疯狗的地盘，摆脱了追赶。父亲说如果不拼命就会丢了性命。第三次被抓壮丁后，国民党军押着他们都过了黄河。一直找不到逃跑的机会，父亲想：再不逃就真的回不去了，一定要游过黄河逃回去，凭着好的水性，再游过黄河没有问题。但是同村的两位老乡星子和贵龙不会游泳怎么办？难道要丢下他们俩吗？经过深思熟虑这个侠肝义胆的山东汉子做出了一个决定:不仅自己要逃回去，而且一定要把他们俩带回家。于是趁着月色拉着那两个人，交代了注意事项，三人一起跳进了黄河，溜进了水里。利用他儿时学过的踩水本领，把一个人扛在肩上，另一个拉在手里，踩水过河，硬是在天亮之前从黄河对面游了回来。由于过度用力，到岸后一下瘫倒在地。那时这里是敌占区，岗哨特别多，尽管又冷又饿又疲倦，也不敢多待，买了几个热红薯赶快往回跑，不巧正碰上一个端着枪站岗放哨的兵。父亲赶快把刚买的热红薯给了他，又给他买了一盒纸烟。攀谈后放哨的放他们过去，还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并给他们指点了岗哨少的回家的路。他们就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跑，跑呀跑，快到家时，又遇上放哨的来追赶。他们赶快钻进麦地，父亲让他俩蹲下来装作要大便的样子，并说是赶麦场的（替别人收麦子）走散了，又一次应付过去逃回了家。父亲讲到激烈处，真是让人心惊肉跳。虽然经过了三次拼死逃脱，还有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也是麦熟时节，正遇上日本鬼子来村里扫荡。父亲正在地里给雇主装载麦子，那天他穿了一件蓝大褂，由于眼睛发炎，干活时怕麦芒刺伤眼睛，便戴了一副眼镜。日本人看他和周围人有所不同，嘴里喊道: 这个八路八路的，通通枪毙！把父亲一把拉过去,并支起了机关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雇主和几个乡亲们一边嘴里喊着“良民良民……”， 一边跪在地上给他们使劲的磕头。日本鬼子才没有扣动板机，扬长而去。真是命悬一线，生死就在一瞬间！父亲再也不想待在山西了，想带着已沦为孤儿的表哥一起回山东，但由于兵荒马乱，道路不通，想回山东成家的父亲一直未能如愿。我的母亲王凤存生于1927年，还在襁褓中的她就失去母亲，是东家一口奶西家一口粥的度过了哺乳期。四五岁时，父亲娶了继母，对她很好，不到八岁时父亲也去世了，她成了孤儿。继母很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再婚时就把她也带了过去，但母亲在这个新家待不下去也是必然的结局。八岁多时，有人想给母亲找一个出路，就把她送到“王申大麦头”一个大财主家给女主人当贴身丫鬟。女主人倒还喜欢她，就让她扫地刷碗倒垃圾等，但富人家门槛太高，倒垃圾或者出入时她根本迈不过去，还要让其他伙计抱过去。待了不长时间就把她又退了回来。次年，同父异母的哥哥要去西安熬相公，又把母亲送给了离北辛村不远的道场村一户无儿无女的人家。童年的苦难从此开始。每天割草、放羊，洗衣服、纺棉花，挨打受气是家常便饭。最多的处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给他们搓腿揉背，稍有不慎就一脚把母亲踹下炕，让她跪在琉璃疙瘩（做饭烧过的煤渣中最硬的部分）上纺棉花，短时一柱香，甚至两炷香，有时主人睡着了母亲也不敢停下来，一直跪着纺棉花。膝盖都跪出了血，又结了痂，再跪又出了血……当时这家还要了一个男孩做儿子，对这一双抱养的儿女，都是使劲折磨使劲打，下手狠从来不知心疼。打人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刚开始打耳光拧屁股，后来嫌自己打的手疼，就用粗麻绳蘸上水一直抽打，打得他们真是皮开肉绽，晚上还要跪在琉璃上纺棉花，这是她生活的常态，她的日子比喜儿还苦，真是度日如年，何时是个尽头啊？十几岁的母亲想到了死，在池塘边洗衣服时，趁机跳下了水，想淹死自己，不想被人救了上来。回来又是一顿毒打。母亲忍受不了，晚上又去跳井，但由于力气小，折腾了半天还是掀不起井盖，又没死成。有了必死的念头，就一心寻死，听人说喝毒药能致人死亡，又去买药喝下去，但是老天爷偏要留她在世上，喝下去的药全吐了。活着受罪，死又不成，真是难熬啊！一天她到巷里给养父抓药，卖药的野郎中看了看对她说:这个女孩好面善，将来会有好日子。在场的街坊邻居对郎中说，这是我们村最苦的女孩儿，但愿将来会有好日子。朗中的一句话成了她活下去的希望，坚持忍受苦难，等着将来的好运来临。养父母看她性子很烈，动不动就寻死觅活。就在她15岁那年，收了对方的彩礼，把她嫁给了张家坡的一个半傻子。结婚第二天，按照风俗，新媳妇掀掉盖头给村里人拜巷时，人们都说一苗白菜（让）猪拱了，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后来那个男人被抓了壮丁，在外死去。看到这种情况，远方的一个舅妈出于爱怜，给母亲介绍了我的父亲。父亲当时37岁，妈妈才18岁觉得年龄相差大。舅妈对她说:年龄是大了很多，但人勤快干活又快又好，庄家活的全把式。还会装醋，制作糖浆，做豆腐芝麻糖，虽不善言语，但忠厚老实靠得住，人又长得高大帅气，干净利索，脑子灵活，是个精明人。舅妈说的没错，当年扛长工时，人们往往分不清哪个是东家？哪个是长工？总是把他误认为是东家。还有，村里有一位教书先生叫水生，总是倒拖着鞋，邋里邋遢。坊间流传一句话:六代（父亲名）不像熬活的（扛长工），水生（教书先生）不像教学的! 元宵节村里闹热闹，耍狮子，他总扮狮子头。还会踩高跷, 荡秋千。总之是个精干有本事的人。于是母亲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他们组成家庭后，父亲还带着姑姑的遗孤百胜表哥，一家三口，两条光棍，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衣服是穿了夏天的，不知冬天的在哪里？妈妈先解决三个人的穿衣问题，成天的纺线织布。纺棉花总是白天半斤，晚上四两，每天熬到半夜。纺好线就缠，拐，浆，装机织布。有时要赶好天气，一干就是一夜，邻居早上到我们家来串门儿，我家的煤油灯还亮着，母亲还在干活，天亮了也全然不知。这种为家庭辛苦劳累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才把一家三口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准备齐全。巷子里的大妈大婶都说父亲娶的这个小媳妇真能干！父亲则是领着表哥很早起床做豆腐，天蒙蒙亮就挑着担子翻过大嶷山沿村叫卖。由于父亲做的豆腐口碑很好，农闲时可以解决吃饭问题。虽然有了家庭，但还是过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毫无希望，没有尽头的苦日子。我们这里是老区，47年就解放了，我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
土改中，父母都是对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的受苦人，很快就成了土改运动的骨干分子,妈妈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乡解放后，父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可以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再也不用扛长工了，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决心坚定不移跟党走。开始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活。解放初期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最基层的劳动组织就是生产队。父亲由于扛长工多年，犁耬耙磨，栽种收割，样样在行，是庄稼活的全把式，且精明能干，自然就被村民推选成了生产队长。这一干就是近30年。生产队长成了解放后父亲的主要职业。村里人称他“老队长”。十里八村的乡亲也这么称呼他。父亲当队长时，忠于职守是出了名的。他一年四季是村里起床最早的人。每天早上走出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响生产队的大钟。这钟声敲醒了睡梦中的社员们。钟声过后迎来每天的黎明。父亲蹲在大钟下，抽着旱烟袋，琢磨着生产队当天的活计。耐心的等待着出工的社员们，然后给他们一一派活后，便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天天，月月，年年。20多年如一日的敲响生产队的大钟，然后分工派活，就像大自然间的日月星辰，节气变换般的准确而有规律。那个画面，是他一生中生产队长生涯的真实写照！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心里有数，胸有成竹。对生产队的一切都把控的很准。生产队多少块地？种什么？产多少？以及生产队的劳动力等。都清晰地分布在他的脑海里。交多少公粮？每户能分到多少粮食？分多少钱？都估计得非常准确。所以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估计”，他把生产队治理的井井有条。土地产量高，公粮交的多，社员分红好，是各个时期有名的好队长。由于父亲不苟言笑，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社员们也有点儿怕他。但是冷峻的面孔下却有一副铁骨柔肠。每天分配给每个社员的农活，尽量做到公平合理，力所能及。一些身体差的，年龄大的或者残疾每个人都有工分可挣。这是父亲当队长时的一个特点。父亲还是个热心肠。他当队长时，村里有一个五保户叫银贵，光棍一条，家徒四壁。住在村里原来的家庙里。无依无靠，父亲平时就对他照顾有加。在银贵老汉病重期间，父亲日夜守候，直到去世。还亲自张罗，主持葬礼。几天下来，身疲力竭，熬红了双眼。生产队有人开玩笑说，队长就是银贵的儿子，总算让这个可怜的老人入土为安了。父亲在村里帮贫助弱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父亲待人真诚，有情有义。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看望病中的德福大伯，那是和他一起扛长工的工友。每次去都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比如蜂蜜之类的拿给大伯吃。还有父亲经常牵挂的老李叔。也是一起扛长工的，家贫娶了一个盲人，生活很苦。老李叔离我们家很远，一天的路程根本返不回来。父亲曾看望过一次。父亲几次都想再去看望，苦于交通不便。父亲对老李叔的心心念念，小时候我就想 ,长大后我一定陪父亲去看望老李叔。在交通改善后，老李叔已不在人世，这成为父亲永久的遗憾！姑母弥留之际，父亲已经80高龄。看望姑姑，她要翻越大嶷山，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没有平路可走。他每天都要拄着拐杖步行到数里外的万荣张仪村，去看望除家人外留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他的妹妹，直到姑姑去世。（未完待续）故乡万荣∣您身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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