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6月30日，爆发了一场关于生物进化的“世纪论战”。辩论双方分别是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和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左）与威尔伯福斯（右）两人争论的焦点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这场论战引发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对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生物进化论——冲击“神权”的重磅炸弹
1859年，50岁的达尔文结合自己二十多年的实地考察和不断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其发表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这些在现代看来“理所当然”的概念，在当时却经受了重重阻碍！达尔文与物种起源当时，在西方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推崇所谓的“神创论”，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其实，达尔文在成书后，考虑到“生物进化论”可能对主流价值观产生的严重冲击，已经对很多敏感的篇章进行了大量删减，并且有意避开了两个话题：生物的最初起源和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他将全书从一千多页删减到四百多页，暗示了人类和猩猩具有共同的祖先，但却偏偏没给上帝预留位置。《物种起源》不仅指出，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所有物种都是在不断的自然选择中逐渐形成的。毫无疑问，它就像一封宣战书，直接挑战着神权统治的根基；达尔文把一颗重磅炸弹，直接丢入了宗教统治者的心脏。《物种起源》一经问世，就遭到了英国权威杂志的强烈批判。《物种起源》问世后，当年的人们讽刺达尔文的漫画当时很多主流的科学家都反对他，他们认为达尔文离经叛道，亵渎了上帝。其中，就包括英国古生物学和解剖学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欧文。理查德·欧文认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长久以来都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姿态存在，并非由进化产生。他的观点符合当时主流的宗教观，在当时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达尔文的环球之旅
其实，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但总体上比较片面，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也只是集中在动物身上，很少涉及对人类起源的思考。如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一书中，以长颈鹿的脖子为例，提出了“用进废退”的进化理论，即动物长期不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论一种新科学思想的产生，必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同样如此。1831年，22岁的达尔文随着军舰“贝格尔号”进行沿途的标本搜集工作，经过长达五年的环游科考，他对“上帝造物”产生了怀疑。达尔文搜集了很多不同的动物化石和生物标本，将它们与现代生物做了仔细地对比，这些资料也逐渐成为他日后“生物进化学说”的主要论据。考察期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停留了很久，对岛上四种地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四种地雀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他结合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和胚胎学等学科，以同源器官为突破口，对生物进化的原理进行全面阐述，提出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后来，达尔文又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工选择”的概念，如鸽子和狗的品种问题。在他看来，狗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宠物，主要是由于人类对狗的人工选择，导致它们的野性在逐渐退化的同时，忠诚度不断提高。随着对动物观察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达尔文开始思考人类的起源问题。他在伦敦动物园，把自己关进到笼子，与猩猩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亲密接触，产生了人类与猩猩具有共同祖先的猜想。达尔文观察黑猩猩（图片来源：影视资料）达尔文的坚定支持者
在达尔文受主流科学界排挤的时候，生活在同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理论备受推崇。恩格斯甚至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施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并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三大发现。在“生物进化论”的支持行列中，赫胥黎是最为坚决的拥护者，他把自己称为达尔文的“斗犬”，公开捍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年轻的时候，曾经乘坐英国军舰“响尾蛇号”到东南亚和澳洲考察了四年。跟达尔文相似的经历，这让他跟达尔文产生了共鸣，当赫胥黎看到《物种起源》那一刻，拍案叫绝：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赫胥黎在支持达尔文理论的同时，也有自己的观点，他提倡通过人类的文明去压制野蛮，利用人类的伦理去重塑世界，倡导人工选择重要性。
世纪论战——威尔伯福斯与赫胥黎
1805年，比达尔文大四岁的威尔伯福斯，毕业于牛津大学，他擅长辩论，崇尚归纳法。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丝毫没有科学依据，只是基于假说的“伪科学”。作为旧实力的代表人物，威尔伯福斯为了维护宗教的脸面，针对进化论的缺点，开展了激烈的批判。威尔伯福斯与赫胥黎赫胥黎作为进化论的绝对拥护者，也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论证体系，试图经过一系列的对比论证，阐述进化论的正确性。威尔伯福斯凭借自己严密的思维和高超的演讲技艺，对赫胥黎进行了一顿奚落。“请问这位自称是猴子后裔的先生，你的猴子血统是从祖父还是从祖母传下来的呢？”这句话激起台下听众的一阵笑声。赫胥黎沉着地走上讲台，他结合自己和达尔文搜集的考察资料，简明扼要地辩驳了威尔伯福斯，揭露他对进化论的一窍不通，最后他说：“我宁愿要一个可怜的猴子做祖先，也不愿要一个愚昧无知、在庄严的科学会议上只会嘲讽挖苦的人做祖先。”听众纷纷为赫胥黎的妙语鼓掌。现场有一位女士因为无法接受赫胥黎的观点，甚至在一声尖叫后当场晕倒。威尔伯福斯早早退场，这场辩论也以进化论者的胜利而告终。其实，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很多观点都是基于观察的一种推论和“假说”，因为人们无法在短期内去论证一种生物漫长的进化过程。当时确实也缺乏一套完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去证明“生物进化论”的正确性。那时孟德尔的“豌豆实验”还没有完成，系统性的“生物遗传理论”还没有被归纳出来。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于1865年提出了生物遗传于是，化石成为证明达尔文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论据，所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纷纷寻找古生物化石，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然而，随着更多化石的发现，人们始终无法在这些化石中找到物种的“中间形态”，这使进化论遭到了更为激烈的抨击，甚至很多物理学家也加入到了反对者的行列。直到1929年，中国“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它生动地反映了几十万年前人类的头骨结构。北京猿人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是由猿进化而来。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才被真正证实！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和还原出来的模型生物进化论在中国
与此同时，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学说，也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877年，23岁的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接触到了西方很多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其中就包括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生物进化论”。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发现，军事这条路并不能救中国，改变国民思想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于是他将赫胥黎等人的生物伦理学相关著作，翻译后命名为《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先进思想，在没有“上帝创世思维”桎梏的近代中国，迅速扩散开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派”严复与他翻译的《天演论》在《天演论》中，严复对“生物进化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扬，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这为处于时代交际、知识饥荒的中国提供了一剂思想启蒙的良药，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站起来追寻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真理，诞生了近代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者，并影响了一批近代中国青年。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奏响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战歌！当代启示
1953年，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人类科学从此进入基因时代！沃森，克里克与他们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人们用现代基因检测技术，对哺乳动物进行对比后，发现人类与哺乳动物是近亲，并且与黑猩猩的基因相识度高达99%。最终，在综合了遗传学和传统的进化论学说之后，“现代进化论”明确了突变、选择和隔离是生物进化和物种形成的三个主要途径。生物进化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渐进性的群体行为，现存的物种多样性只是古生物经过不断进化和选择的结果。今天，人类已经解决了地球上物种进化的问题，并把对物种的理解向宇宙空间延伸，我们开始从更高的层次去思考生命的起源。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人类要到哪里去？人类对宇宙的向往和探索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独占整个星球，人类被其他物种取代是生物进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终有一天会解开宇宙生命的奥秘，并从终极角度去思考人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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