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压力型体制”是中国学者在历史分析和调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描绘我国地方政府运行的概念，相较于“地方公司主义”等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是我国政治学者本土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
一、“压力型体制”的来源及含义
对当代中国政府运行的理解，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科在自身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分别对政府运行模式做了描述：有些学者从“经济人”视角出发，提出了“地方公司主义”、“基层政府公司化”、“进取型/保护型/掠夺型地方政府”等概念，认为地方政府往往在财政收入的刺激上，有意识地卷入地方经济发展中；有些学者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地方政府看作是社会和人民的代理人，提出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汲取型/悬浮型政权“等概念。
“压力型体制”是学者在经验事实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政府运行的特征总结概括出的。在当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行深入研究。1996年初，荣敬本教授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对河南省新密市县、乡两级政府的调研，成员包括崔之元、王栓正、俞可平、罗燕明、高新军、何增科、杨雪冬等人。“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课题组成员根据地方官员的描述提炼概括的，在调查中，官员常用“加压驱动”、“热锅理论”（指官员必须不断运动以免灼伤）、“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等语言描绘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上述学者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其中“关系”和“统计”是各级政府环节上级压力的“减压阀”。
杨雪冬主任扩展了“压力型体制”的要素结构，在管理方式和评价体系两要素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和“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等三要素结构，从任务量化下放、任务实施到绩效评价等环节系统描述了“压力型体制”的具体运作过程。
图源网络，侵删
二、“压力型体制”的缺陷
“压力型体制“运行的核心是“政治化机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就会赋予其政治性色彩，划归为”政治任务“，要求下级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按期如实完成，并相应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激励和惩罚。为了保证”政治任务“的实现，“一把手负责”和“一票否决”便成为配套机制。
但在一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通过层层施加压力来推动各级政府部门运行，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实现责任的常态。更重要的是，用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也不符合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并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在此，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按照“压力型体制”的运作过程分阶段来阐述问题所在：
在“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阶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计划性统一指标与地方的多样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哈耶克抨击计划经济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压力型体制下，计划指标不仅仅存在信息不全、理性不及的问题，而且由于掺入了领导干部谋求政绩的机会主义因素而更具危害性。其次，在任务量化过程中，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即”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马（码）到成功“，一级政府在接到上级下达的指令后，一般都会将各项计划指标按一定比例放大，在分解为所辖各下级政府，依次类推，直至最低层级政府。
在“问题解决”阶段，存在“政府行为暴力化“、“政治运行个人化”等弊端。首先，”层层加码“的倾向使上级政府忽视了下级执行者的能力，而在责任制的驱动下，下级政府为完成任务便往往借用强制性的手段执行；同时，“政绩工程”泛滥，一些领导在政治绩效和经济利润的双重驱动下，会借助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次，在压力型体制下，作为第一责任者的“一把手”的权力被放大。在集中体制下，“一把手”掌握着资源调配、人事任免等诸多权力，同时又是本单位的第一责任者。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一把手为了保证责任的完成，往往会过度动员行政权力来督促下属。
在“评价体系“方面，存在“泛政治化”现象。由于过度使用政治机制，政府主要责任的“泛政治化”，所以法律机制虽然不断完善，但却没有得到完全运用，同时道德机制疲软无力。而政府责任实现机制的“泛政治化”，诱使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采取各种方式来逃避责任。常用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利用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权，虚报数字来应付上级部门的考核，另一种是利用规则和文件的制订权来改变自己与责任对象的关系，尽量把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推卸给责任对象。
图源网络，侵删
三、“压力型体制”的前景和发展
压力型体制是嵌入在现存政治体制中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制，以上对压力型体制弊病的分析实际上也折射出政治体制的诸多问题，如决策机制随意性大的问题，责任制死角问题等。
压力型体制是政治动员在改革开放后的变体，有学者从国家、社会与民众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压力型体制的发展和改革前景。学者指出，从目前来看，中央已开始趋向加强与民众的联合，意图对地方的腐败与作所为进行抑制。但是，这一传承几千年的中央—地方—民众三方博弈中，民众始终不能获得制度上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权利，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员唯上且疏忽、侵犯民众利益的行为。压力型体制以压力为动力机制，结果造成下级官吏不是不动就是乱动的悖论，最为典型地演绎着这种三方博弈。这种博弈是“零和”性的，往往不是你得就是我失，于是或者民众怨声载道，或者中央为安抚民众而使地方官吏丢官罢职。
要摆脱中央—地方—民众几千年来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困境，就必须对地方的压力型体制进行改革，既要在政府内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分工，也要在基层政府外引进社会力量的制约，归根到底是要进行民主选举。只有通过现代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上中下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因为民主政治将改变地方官员唯上是从的政治习惯，使他们转向以民众利益为本位的行政。这将促使地方官吏更加尊重民众利益，在上下压力间寻求平衡，最终使中央、地方、民众的三方互动形成合作的均衡格局。
参考文献
[1]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06):1-3.
[2]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03):111-118.
[3]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4]荣敬本.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J].人民论坛,2009(02):28-29.
[5]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01):22-28.
编 辑 | 王 宏
审 校 | 焦 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