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娅·德劳内1885年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童年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度过，她在舅舅的领养下接受教育，那段时间她接触到了欧洲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在两种文化的熏陶之下，使得索尼娅对艺术产生了兴趣。
学生时期的她曾连续两个寒假前往德国学习素描，20岁去到法国巴黎继续学习美术。她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例如，高更。例如，马蒂斯。
她曾有一段野兽派时期，那段时期她对野兽派凭借本能张狂使用色彩的做法感到兴奋。
那时她感觉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汇聚到一起，如果仔细观察她的肖像画就能发现，她笔下的人物完全没有表情，眼睛不看观者。事实上，这些肖像画的表情藏在颜色对比之中，为画作本身营造氛围。
《芬兰女孩》
这张以蓝色为底色的《芬兰女孩》很珍贵，在巴黎野兽派绘画中并不常见，也能直接看出圣像画对她的影响。
来自东方的索尼娅心怀一种鲜明的热情与神秘与西方文化接触。当野兽派受到艺术评论家的谴责时，索尼娅却觉得他们走得不够远，尤其是马蒂斯。她认为马蒂斯的画作是在向资产阶级做妥协。
《黄色裸体》
索尼娅的野兽派时期创作里，她任由自己对鲜艳色彩迸发在画作里。1908年的《黄色裸体》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幅画有些类似同时代的的某些德国表现主义。
当时女性裸体是一个典型的越界题材，但是索尼娅所画的这幅画作远离所有的学术派，技艺精湛。
索尼娅与第一任丈夫离婚，1910年与画家罗伯特·德劳内结婚。
在这里必须提一下索尼娅的第一段婚姻。当时的18岁的索尼娅来到巴黎私立艺术学校学习绘画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画廊老板。
当时年轻的索尼娅空有一身抱负和才华，可是却没有施展的地方。巴黎的艺术圈很难接纳一个女人，尤其还是一名来自东方的女人。
而且索尼娅的家人也对她施加压力，希望索尼娅能够放弃自己的艺术回到俄罗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闯荡总归是困难且艰辛的。
同时这名画廊老板为了向世人和家人证明表明自己有着正常的性取向于1908年和索尼娅结婚。但是这场婚姻不过是一场互取所需的交易。
画廊老板借这场婚姻掩饰了自己的真正感情，而索尼娅也凭借这场婚姻得以在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逐渐获得知名度 。
与画廊老板离婚后，索尼娅和罗伯特的生活开销远超自己的经济实力。
当时野兽派在艺术界盛行，马蒂斯的异国情调成为法国高雅品味的旗帜。但索尼娅却与丈夫罗伯特·德劳内共同发明了一种绘画形式，不属于当时的任何潮流或现实主义。通过绘画与布艺作品，她着重从事纯色研究和色彩动感，最终走向了抽象主义。
《挂毯》
她从野兽派当中解放出来的代表作其实是一张挂毯。当时她的儿子刚出生不久，她从给丈夫做衣服的裁缝那里收来碎布，以俄罗斯农家女的缝纫方式制作而成。从而成就了一张色彩拼接的民间艺术品。
挂毯完成之后，索尼娅本人也认为这是她的第一件抽象艺术作品，从此她不再局限于油画，开始接触服装艺术，制作配饰和服装，与新的绘画风格相一致。
她与丈夫共同创立同步主义，在不同介质上进行同一题材的创作，有画布、裙子等。
索尼娅走近抽象却只是昙花一现，她的画仍基于现实世界，抽象主义不过是她的一次反叛。
她的目的仍是呈现真实，而非表达概念。
《布里耶舞厅》
上图这幅《布里耶舞厅》是索尼娅抽象而真实的代表作，她用巨幅的画布描绘了布里耶舞厅活跃而色彩鲜艳的氛围。
布里耶舞厅是当时巴黎的一家舞厅，很多人聚在这个舞厅跳新式拉丁舞。德劳内一家每周四都会到这个舞厅跳舞。
在这幅巨大的画作里，舞者紧紧相拥，我们能够抽象地感觉到有3盏灯泡点亮了巴黎的这间舞厅，索尼娅以色彩照亮整个构图。
二十世纪20年代，索尼娅依然将油画当做自己的动力源泉，可是她的全部精力却放在布艺和服装上。
1923年，有一家工厂向索尼娅订购了一批同步主义布艺图纸，她准备了50幅图纸，采用纯粹的色彩关系和几何形状。
也就是从那时起，索尼娅的几何图案风靡全世界，不断地被重新使用和复制，直到今天。
经过色彩和几何实验之后，索尼娅在巴黎时髦街区开了一家自己的店，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服装尝试之后，她又得到了一个绘制壁画的机会。
法国总统莱昂希望前卫艺术出现在193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于是邀请德劳内夫妇装饰航空馆展台。
索尼娅设计了超大幅画作描绘飞机和发动仪，全部都在荣军院广场的展台上得到了展出。
50多名画家在索尼娅的指导下完成了这个大型艺术项目。但战争却开始在欧洲蔓延，德劳内夫妇发觉抽象艺术可能成为政治斗争。
从1938年起，他们两夫妇开始改变创作的方向，抽象艺术之前源于他们对色彩的研究，现在则变成他们作品的目的。
之后的环境对他们极为不利，超现实主义开始成为舆论的焦点，同时极权主义则把所有的抽象作品当做颓废艺术。
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创建了许多团体，德劳内夫妇也参与其中，甚至将此视为工作。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索尼娅只进行抽象形式的创作。
60年代末，索尼娅的艺术达到顶峰，其画作充满浓厚的诗意与抽象，在德国、加拿大、法国、葡萄牙都举办过多场展览。
尽管如此，1978年她还是这样写道：“我不知道如何给我的画作下定义，这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不相信分类和系统。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发自肺腑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定义它。”
但她却在多个领域留下了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