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一】
我不知道一个人到了什么年龄才算真正的成熟，大概因人因时代而异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父母比我们承受了更多的苦难，也比我们成熟得更早。
我的父亲生于1954年，在父亲十多岁时，我的爷爷去世。父亲还有一个姐姐，但比他大很多岁，而且出嫁的也比较早。所以在很长的岁月里，父亲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的童年是在贫穷和饥饿中度过的，幸运的是奶奶大力支持父亲读书，想让他通过读书来摆脱农村进而光耀门楣。
父亲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峁上，那里干旱少雨、沟壑纵横、生活极其艰难。人们吃水要到深沟里去挑，烧炭也要去沟里挖掘，那时候没有人管控资源，挖开石头里面就是煤炭。谁能料到几十年后，这里的人们会因为这里的丰富煤炭资源而发家致富。当时的学校在另一条沟里，距离父亲的家有七八里地。即便是翻山越岭和忍冻挨饿，他都坚持下来并且顺利地考入了县里的高中，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方圆几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考入高中。父亲极为孝顺懂事而生活也很仔细，在县城高中读书时，还把学校发的粮票攒下来买成挂面带回家给奶奶吃，这大约是奶奶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
然而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这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他读书读到高三第一学期时，赶上我们国家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父亲不得不停止学业，又回到了那个他熟悉的但又时刻想摆脱的农村，他是怎样适应这一转变的，我不得而知。这一回去就是几年，他在村里负责驾驶拖拉机。等到1976年恢复高考时，父亲在学校所学的那点知识也几乎遗忘殆尽。他只记得两个英语单词“Chairman Mao”、“factory”，估计还是会读不会拼写。我不知道父亲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走入考场的，据他回忆，数理化三科的试题，他大部分都不会，语文只记得作文题目“难忘的一件事”。那一年我们国家先后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逝世，父亲说好像让他们写这些事。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走出考场的。
这次考试，彻底断送了他凭借读书摆脱农村的梦。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与无奈，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确信父亲读书是很用功的，我小时候看到过父亲用过的一本笔记本，大约是他读完高中回村务农时用过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的却是一个陌生而又文雅的名字。父亲说那是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土，自己起的另外一个名字。可惜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名字一直没有叫出去，后来父亲用的还是奶奶给他起的那个很土的名字。笔记本上的字迹很清秀，还有一些简短的诗以及用钢笔画的很好看的花和鸟。即便年幼的我也能从那本笔记本上强烈感受到他当时的情怀与志向。他至今还保留着高中时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毕业留念照。一张是父亲和几个与他关系要好同学的合影。相片中的那些同学个个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父亲的相貌尤其出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虽然那是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特殊年代，但依然阻挡不了年轻人对人生的憧憬。
结束了读书生涯的父亲就和同村的青年外出打工。来到县城，得知当时县政府正在修建二郎山急需招募工人，父亲他们就来到与二郎山相邻的那个村子住下开始打工，每天干的都是搬运石头的重活。打工结束时父亲挣了八十多元，更重要的是父亲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因为他们住的那几眼窑洞正和我外婆家的窑洞是一个院落，这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估计是当时父亲的书生模样与行为举止吸引了母亲。
再后来，父亲和母亲开始交往，奶奶很快到外婆那里下了聘礼，之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他们去县城里照相馆照了二寸的黑白结婚照。婚后第二年生下了我，两年后又生了弟弟。
我的母亲生于1959年。外公、外婆育有两男两女，我的外公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可惜得了咳嗽不止的毛病，到后来是咳血，现在看来是类似于肺结核一类的病。外公在子女均未成年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人世，据母亲说，是外公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而吞了一把药。
母亲记性好，极爱读书。然而，当她读到小学二年级时，我的小舅出生了。外婆做完月子还要去生产队劳动，这看孩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突然宣布：你不能读书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摧残与折磨。母亲哭过闹过，可还是无济于事。妈妈常常说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忘的是一篇课文的开头一句“明明和森森去砍树”。因为那一天她本来是要去学校学习这篇课文的。母亲的读书经历在她的嚎啕大哭继而无限绝望中从此彻底结束了。
母亲把小舅看护到上学时，她又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她在劳动方面也是极为能干的，每天和外婆去河边拣青石，然后用铁锤敲碎，敲成石料，再用筐子挑到附近的火电厂卖钱。她还要为一家人做饭、缝衣服、纳鞋，她的宝贵的青春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这个贫穷的家庭。
和父亲成家后，母亲依然里里外外辛勤地劳作，对奶奶也很孝顺。我记得母亲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会去干各种能挣钱的受苦营生，她在夏天会去折柳条，扛回到家再撸掉外面的皮。然后把又白又细的柳条晒干扎成捆，才能卖很少的钱。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件事，附近的柳林中的柳条早就被村里的人折光了。记忆中，母亲和同村的妇女会走十几里的路去别的村子折柳条，而且大都在夜里。我每次看到母亲回来时总是扛着明显比别人多出很多的一捆柳条。母亲眼尖手快，干什么都好强。十几里的路，二三十公斤重的一捆柳条，抱是肯定不行的，要扛在母亲瘦弱的肩膀上，在黑暗中前行。“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亲的肩膀蕴藏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震人心魄，光前裕后。
母亲不光农活干得好，还特别会做饭。在我十来岁时，我记得有次父亲从外地买回一箱挂面，每次吃面时，母亲都是煮很少的面，但会熬制很多的臊子，臊子是用极少的油和肉与葱蒜炝锅，将土豆、西红柿、豆角切成丁加进去，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地里种的，可以多放一些进去。即便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很香。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是从母亲娘家那里来的。母亲热情地招待了了他，给他做了饭，虽然是面条，但却是用炒熟的鸡蛋做的臊子，我第一次知道了这叫鸡蛋面，那顿鸡蛋面的美味是我终生难忘的。当然，只有来了客人，母亲才会那样的不吝惜成本，做那样好吃的面条。
记得那时正月的饭菜是最好的，因为年前炸了肉丸子和红烧肉。说是肉丸子，但肉并不多，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吃的美食了。盛在碗里的丸子大约有五、六个，我一开始是舍不得吃的，先把菜和米饭吃完，再细细品味丸子的味道。弟弟的吃法与我相反，他是先挑着吃丸子，再吃米饭和菜。所以当我吃丸子的时候，弟弟的眼睛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碗里的丸子。我那时颇感自己聪明，有一种后发制人的愉悦感。
想想现在，我们每次和亲戚朋友去餐馆吃饭，都会点很多的饭菜，儿子看着一桌子菜，懒洋洋地动着手里的筷子，吃饭对他来说仿佛就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儿子的童年与我的童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造化弄人，父亲本来是个书生却无奈成了一个受苦力的人。父亲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先在陕西那边与人合伙开了一个三四轮修理部，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后来去碱湖、煤矿、工地都打过工，还贩卖过西瓜与白面，驾驶三轮车跑黑出租。但无论父亲怎样努力，生活都没有多大改善。“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用这句歌词来形容父亲是多么形象又多么心酸。
父亲是摆弄机器的好手，他驾驶过农业社的手扶拖拉机，后来的三轮车、四轮车更是驾轻就熟，父亲还会修理车辆。为了多挣一些钱，父亲买了土豆加工和玉米脱粒的机器。
土豆加工是在深秋时节，家家户户把准备吃的优质的土豆储存起来，而把一些小的土豆磨碎进行深加工，制成淀粉，用来做粉条。父亲的这台土豆加工机器安装在三轮车上，为有需要的农户上门加工。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父亲的三轮车带着这台机器几乎跑遍了周围的村庄。秋风瑟瑟，吹在父亲深红的脸庞上，父亲却暖意融融，因为他在盘算今天可以挣多少钱。在乡间的小路上，父亲的三轮车就像村庄里最鲜活的血液。
玉米脱粒是在来年开春最为重头的农活。这里的农民大都种玉米，玉米的产量就是一家农户最大的收成，几乎家家都有二三十石的玉米。经过一个冬天的晾晒，玉米已经脱去了水汽，是时候颗粒归仓了。父亲的玉米脱粒机又派上了用场，这台机器是安装在四轮车上，远比土豆加工的机器要笨重。每到一户都要装卸，极其耗费体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加工时产生大量的粉尘会吸入口鼻。而一旦机器启动，就意味着长达两三个小时的不间断的高强度的劳作。机器轰鸣声中，父亲专注地照看着机器，顺便帮着干活。加工结束时，每个人都灰头土脸，须发皆白，唯有鼻孔是黑的。父亲经过短暂的休息，喝上一口水，随即装好机器，奔赴另外一家。人们都说劳动是光荣的，光荣的背后其实是无限的艰辛。（未完待续……）
【作者】李忠山，汉族，出生于1981年，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03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教师。爱好读书、散步、乒乓球、游泳。最喜欢的一句话：“要么读书，要么走路，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学生时代，特别喜爱语文这门课程，工作后，阅读了一些国学方面的书籍和中外名著，深深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业余时间，还喜欢观看与文艺相关的影片和电视节目。观看最多的视频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凤凰电视台的的《李敖有话说》、马未都的《观复嘟嘟》、高晓松的《晓说》。求知的心越强烈，越发现自己的渺小与无知。2017年，遵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写一点短小的文章。虽然醒悟得有点迟，但我相信，只要不忘初心，终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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