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最佳路径：协同遵从，走向共生

“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不同的系统，包括了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的相互竞合，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

 

事实上，作为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协同论是近十几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理论在很多数字化领域也在不断得到验证。

 

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

浪潮云董事长兼CEO 肖雪

在9月16日，2020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当中的“2020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上，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浪潮云董事长兼CEO 肖雪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城市治理本质，是以协调促协同。

 

的确，智慧城市从概念到落地，历经数字城市时代、无线城市时代，又来到了智慧城市时代。在过去漫长的建设周期里，大量的城市子系统不断叠加，大幅增加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

 

很显然，要实现城市治理的智慧，建设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手段，以智能化的能力，通过协调来实现协同，是当下新的市场环境下，走向智慧城市的最佳路径。

 

“以协调促协同”

是对协同理念的遵从

“协同论”当中写道：系统能否发挥协同效应是由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组分的协同作用决定的，协同得好，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就好。如果一个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围绕目标齐心协力地运作，那么就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反之，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相互掣肘、离散、冲突或摩擦，就会造成整个管理系统内耗增加，系统内各子系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致使整个系统陷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遗憾的是，过去很多智慧城市都是项目式的，从单纯的建设角度解决了具体行业的智慧需要，但却没有从智慧城市的总体入手，建成了很多新的智慧“孤岛”，这实际上与智慧城市多个子系统协同的初衷是背离的。

 

所以，智慧城市并不是简单的所有行业信息化的总和，它应该是对整个城市各行各业数字化能力的一次重塑，智慧城市所面临的是系统性的难题，本来就不应从单个的点去突破。这也是为什么肖雪会强调“以协调促协同”的原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说，“做好城市治理，首先需要有高素质的治理主体，做到以人为本；其次必须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做到制度为先；第三，必须有先进的治理手段。”这些关键点之间，其实指向的也是一种治理主体、机制和方法的协调。

 

而对于城市治理，浪潮有一个朴素的理解，即“通过协调，实现协同”。

 

肖雪认为，“协调是手段、是过程，协同是目的、是结果。”协调体系包括主体、制度和工具，其中工具的价值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而日益凸显，为提升城市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发展能力提供强大支撑，推动城市各主体之间、各结构之间、各布局之间、各环节之间、各发展动能之间形成多元协同效应，强化城市的包容性，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客观地说，协调与协同，仅一字之差，它所代表的内涵却是不同的。“协同”作为城市治理的一个目标，但并不是方法论，它是智慧城市追求的结果，但不是行动纲领。

 

而浪潮则通过“协调”这个“行动力”的拔高，巧妙地将如何走向“协同”，落在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所以“以协调促协同”不仅是对协同理论的遵从，更是城市治理可遵循的一个直接路径。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治理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全世界的城市管理者带来了许多难题。但同时，也凸显了智能化在城市治理当中的重要的价值。例如，“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显示：六个一线城市实现有效防控需要11天，而其他城市则需要15天到21天。这个数字证明了智慧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在面对疫情时的防控手段就更出色。

 

后疫情时代，我们不仅要从疫情当中汲取教训，更需要在后疫情与新基建的交接当中，意识到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协同论”也指出，现代管理面临着一个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竞争激烈的环境，这种时候就需要协同一切可以协同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城市治理本身也具备了对国家与城市更长远的价值，如俞可平所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创新和城市现代化的关系，不仅对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展具有积极的实践的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的城市治理和国家的治理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肖雪认为，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也在面临智能化的新特征：首先，“链接”成为协调的基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出现，把协调的主体与客体更加紧密的联接在一起，颠覆了传统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组织之间的协调方式，极大的降低了协调的沟通成本；其次，“数据”与“智能”成为精准协调的关键，基于海量数据的汇聚和智能分析，城市能更加精准的定位需要协调的问题，从而提升协调的效率；再次，“流程固化”成为有效协调的重要保障，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流程固化不仅有利于强化协调规则、协调制度的可信执行，更进一步推动城市治理向“无人化、自组织”模式演进。

 

如果我们遵循从协调到协同，这样的以行动力带动目标落地的逻辑。那么，要做好智能时代的城市治理，也必然要在“链接”、“智能”和“流程固化”三个点上，有理论到实践的能力。

 

我们发现，浪潮也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在设计城市治理的一整套“能力集”。这就是“一码、一脑、一心”为核心的智慧治理基础设施体系

 

第一，在“链接”角度，基于标识体系的QID码，它独创性的将国家标识解析体系与区块链、国家商用密码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物一码、一人一码”的QID服务，有效解决智慧治理的“链接”问题；

 

第二，在“智能”角度，浪潮云洲城市大脑，通过集成浪潮数据工厂与AI元脑技术，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汇聚、存储、治理、分析与服务，完成由“数据”向“智能”的转变，赋能智慧治理；

 

第三，在“流程固化”角度，城市运管中心，基于事件总线实现对城市各治理单元的“流程固化”，破解纵强横弱的治理困局，强化跨系统、跨业务、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的高效协同。

 

事实上，这些理念并非无的放矢，都源自于浪潮多年对智慧城市运营的总结。截止目前，浪潮正为济南、重庆、攀枝花等30余个城市提供智慧城市运营服务，在全国29个省份、100多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业务，通过“城市大脑”赋能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经济运行、城市生活等领域，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融“众智”促“共治”

以“共治”实现“共生”

在“以协调促协同”的基础上，肖雪还提出，融“众智”促“共治”。希望联合政府、智库、企业等多方力量，充分融合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最新成果，形成城市治理的“智慧源泉”，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这其实展现的是一种“共生”的理念。瑞典就提出过共生城市(SymbiosisCity)的概念，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整体性方法，这一方法的重点也是发掘和利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规划设计良好的整体系统方案，避免局部优化。最终目标是保证新建城市或已有城市的改造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和空间的综合效益。

 

“共生城市”就是城市内部的各个节点，相互交织构成整体，所有要素都得到良性循环，用科学的方法发掘和利用城市各个子系统的协同性，要达到这种充分的协同性，就需要城市当中的各种力量有机的结合，为共同的目标协同创新。

 

这个目标，则与浪潮以“众智”促“共治”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浪潮更多的将这种“众智”推进到了实际落地的层面。例如，去年12月，浪潮与北京大学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发起成立城市治理创新高端智库，整合国内外城市治理领域智力资源；同期，浪潮还联合中国信通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移动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智慧城市运营框架》正式通过国际电信管理论坛（TMF）标准委员会评审，成为智慧城市运营领域的首部国际标准。

 

在推动理念实体化层面，浪潮也展现在与重庆的“共治”。今年4月，重庆市与浪潮签署战略协议，约定“共建重庆市智慧城市研究院” ，以重庆智慧城市发展规划为依据，以大城智管促大城细管带大城众管，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客观地说，在智慧城市领域，浪潮从来都不是一个跟随者，而是积极的探索者。从最早提出智慧城市运营商理念，到“以协调促协同”和融“众智”促“共治”，浪潮对城市治理既有理论的高度，亦有实战的反馈。正是这些细节，形成了浪潮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