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vtuber（虚拟主播）文化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越来越火，之前vtuber桐生可可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当言论事件引起不小风波，最近双节期间，又有B站土豪给喜爱的vtuber打赏十万元。 虚拟主播和真人主播存在巨大的区别，她们是靠着动作捕捉用二次元的皮展现给观众。因此展示的才艺大多是靠自己可爱的声线，并且用独特的性格吸引粉丝。每一个vtuber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人设，粉丝的支持打赏也并不是冲着真人，而是一个比纸片人更立体的二次元符号。 虽然在大众观念中，这种给二次元形象花钱甚至一掷千金的行为仍然难以理解，但对于不再是小众的青少年亚文化群体来说，随着不婚和独居倾向的比例越来越高，给“纸片人”老婆花钱已经是一种只和有没有钱有关的行为。最近的手游《原神》在饱受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不斐收入，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这款游戏本身的二次元属性非常强。 今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一下包括二次元文化在内的亚文化群体日益扩大的背后，当然本文只针对群体现象分析，不针对具体的个人行为。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希望一个陪伴或者交流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工智能还是一个有明显缺点有真实感的人？ 不少真爱纸片人老婆的年轻人们大概会倾向前者，这是当代主流人群的一种自我边缘化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戏剧，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在自觉不自觉的进行表演，人际关系的过程就是用各种符号包装自己并表演的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前台状态。与此相对的，是人的后区状态，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的区域，表演者在后区得以放松和休息，脱下面具，宣泄情绪，在后区可以看到个体最秘密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出主体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由个人身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构成的。 但在当下相当一部分群体中，原来由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构成的个人真实状态被互联网消解了，过去基于工作同事等社会网络建构的人情共同体，开始转向亚文化和其他非社会性的生活圈层，工作等社会关系建构无非是一种不得不维持生存需要的屈服。 数据和媒介构成我们感官的主导部分，而互联网又给我们提供了全部的文化产品，价值取向，流行模因，并且互联网提供的这些东西都是像工业品一样的标准化产品，我们在大量消费文化工业的同时，文化工业也在用类型化重塑我们的文化记忆，我们的前台呈现的实质是媒介开始生产各种类型化的视觉奇观，我们常说的价值观很多其实是早已被批量生产的价值观成品，这是工业化的标准件取代我们的真实感触本身的历史过程。 在生活中大家都依靠这种标准件网络寻求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认同，同时传播场景也越发碎片化小圈子化，不再留存公共讨论的空间。这种寻求认同甚至影响到真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从而开始对于陌生人社交产生排斥，开始拒绝传统社会身份同化机制和社会交流网络，所谓真实感构成的社会生活本身反而成了一种庞大的社交负担，于是，工作和社会生活不再生产身份认同和价值感。虚拟的二次元更能给人温暖。 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前台状态和后区状态就混乱了，你以为你在展示自我与社会越发格格不入，其实只是你原本真实的后区状态被互联网消解了，你仍是在表演，表演一个互联网想让你呈现的自我。后果就是明明占据主流群体的人开始逐渐选择自我边缘化，投入到这种亚文化和碎片化的部落认同之中。我们开始自称社畜，自称边缘人，只能不得不依靠一些最低限度的社交行为来生活。 技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剥削，我们开始流连于消费主义和偶像驱动的购买和文化消费，自媒体价值观贩卖制造的焦虑与话语社群，以及公共领域制造的争论性话题之中，只要是参与其中哪怕一毛钱没出，本身就已经给这种文化生产闭环做出了贡献。而真实性的时间感早已被被技术资本撕扯进虚拟的景观里面，这个时候，媒介作为主体取代了真实性的人，个体只能在这种镜像幻觉中确认自己的存在。 麦克卢汉用“内爆”来形容数字时代的文化裂变，“内爆”是一个消除差异的过程，迅捷的数字媒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抹杀了时空本该具有的意义。 某种程度上，内爆实质是媒介倒置了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关系，虚拟现实开始渗透现实本身，主导人本身的社会行为，虚拟现实认同通过亚文化活动来影响现实中真实的人与关系，个人开始用网络价值观的标签化和人设符号来处理真实的人际关系，一切都变成了符号交换，我们的边缘感进一步加深，散落在数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被称为孤独大众，既是大众的，也是孤独的。 与自我边缘化相关的是无意义感。现代媒介制造价值意义的生产力显然是过剩的，传统意义制造完全依附于消费主义的再生产，而现在数字资本本身的文化霸权构成自足性的逻辑闭环，价值意义的生产和模因冲突变成了数字资本维护自己生产循环的必要手段，维持“媒介现实”的手段。 由此，个体在碎片化和场景化的意义生产中丢失了归属感，意义生产过剩和议程的制造，导致个体被迫接受被打包好的成套价值观标准件，并且将这些呈现在前台寻自我认同，个体变成一种媒介制造的终极缝合怪，大量接受的意义和仪式感让自己自相矛盾，甚至分裂。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承载领域已经被基本文化生产寡头占领，相比于上古互联网时代的洪荒，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始的信息流，而是已经被定制化给特定受众的信息流展现，无论是算法对于你内容倾向的强化，还有特定媒体将公共事件按照你熟悉的话语体系精准投喂给你，还是你通过各个信息传播节点和特定人群寻找价值共同体。这些都变成了大众传播节点的碎片化部落，大众文化的共识系统完全失灵，最终导致不同群体间的认知极度分化，这既是一种文化倾向也是一种媒介技术使然的结果。 人作为实在的肉身性动物，本身是共同体和个体内在性需求的混杂，但是媒介虚构现实的生态用某种快感的方式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需求，大量的人靠算法推荐选择餐馆，大量的人一切社交需要自媒体社群认同，而处于媒介构造的生态之外的，又不服从于消费秩序的新穷人们，要么变成媒介制造话题的语料，要么被当做异类全网锤到死。不止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中，我们也如此。 这种支配异化了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能力和创造性行动，在数字资本构造的景观世界中，一切皆可服从于虚妄的意义快感，一切行为皆可被收编，资本以从未整合过的形式制造的迷醉场景，盖在了劳动创造的世界之上，以至于资本本身的存在再无人能意识到。 在数字资本构造的景观世界中，价值和意义都已被异化，个体的存在意义被从历史中抽离，但我们终究是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生物，我们终究要直面未来。当整个晚期资本体系用快感强迫我们去拿着长枪去向风车发动进攻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停一下，想一想，我们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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