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低能的诗圣

谈及中国古典诗歌，论对后世影响深度，杜甫与李白实在难分仲伯。而与李白夸张豪迈的诗风不同，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得后世多家诗派崇拜模仿，故此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而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一句更得到许多忧国忧民者激赏，诗歌卒章显志，表达诗人的心系苍生的理想和愿望。

 与李白相同，杜甫也没有中过进士。但李白之所以未得进士，是因为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在唐代商人和罪人的后代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而李白的祖先曾经被流放到碎叶，后辗转到了四川，开始经商。 和李白不同，杜甫是名门之后， 他出身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近祖便是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祖父便是初唐时期赫赫有名的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而杜甫自己也是读书人，根正苗红，所以完全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杜甫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还在外地游学了几年，所以，凭借杜甫的学识和阅历，参加科举考试应该是很有希望金榜题名的。

 杜甫一生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24岁 ,地点为东都洛阳。落第后，杜甫其时年轻气盛 ,对考试失败满不在乎 ,他认为落第的原因 ,不过是文章不合时宜、不合考官的口味罢了。杜甫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天宝六年 (747) ,时年36岁 ,地点为京城长安。这一年唐玄宗下诏 :“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这对于杜甫来说是一次好机会，可惜偏偏在那一年，主持科考的是妒贤忌才的李林甫，李林甫向唐玄宗汇报“野无遗贤”，于是那一年的科举考试宣布无疾而终，没有一个人被录取，于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宣布破灭。

不过，在唐朝，从政还有另外的一条路，即通过达官贵人的引荐。到了755年的10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九年，也许是他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自此杜甫才走上了他的官宦生涯。这一年，他已经43岁了。

 然而，这位在诗歌创作方面早年即已崭露头角、中年时期名满天下、日后更成为千古诗圣的大诗人，他的仕途却那么蹭蹬，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实职不过是一个八品的左拾遗。这难免让后世为杜诗圣郁郁不得志的命运而惋惜。而唐之后的宋朝为何那么多文人为何都可以位居高位？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得以高举宰相，就连堪称赍志以殁文人典型的陆游，也做过地区级长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苏轼苏东坡，做过好几个地方的地区级长官之外，最高职位是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这首先与唐重武轻文，而宋代重文轻武有关，大唐开疆拓土，帝王们大量使用勋臣后裔和武将担任朝廷或地方军政要职，对于文人并不特别眷顾，自然武人地位在文人之上。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的天子宝座是从后周幼儿寡母那里夺来的。他深知军人对于皇帝宝座的危险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武将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同时立下规矩，不准其继任者随意杀害文人。从此，赵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组成，武将的地位、级别受到严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体身份也空前高贵。  

 其次，跟唐宋不同的科举取士规模有相当关系。唐朝虽然号称科举取士，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进士科。但实际上，每科及第进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个人，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个人。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规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数量上的差异，对文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机，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搏击过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跳龙门”的游戏。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进士考试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传赵嘏所作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曰：“进士科得之艰难，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诗云。”都是唐朝科举弊病很好的写照。考个进士，要扒掉三层皮，花掉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去从政，去飞黄腾达？杜甫的考试、求官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进士科这座独木桥，浪费了太多优秀文人的才华和生命！

 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观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价值观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随性。这方面，李白是一个典型。青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学剑、学游侠、学道、期盼成仙，后来甚至成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寻仙不辞远”。李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积极追求仕进。但是，李白同时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欢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结伴隐居，过寄情诗酒、放浪形骸的日子。

而“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他的随性散漫，不仅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就连同时代的文人们也自叹不如。而这种随性散漫的个性才是他所谓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源。

 公元755年，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765年他自己请求解除严武幕府中的职务，十年间杜甫断断续续做过好几次官，但每一次时间都很短，总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我们先不妨来梳理一下杜甫的为官经历：

755年，任河西县尉，河西即今天陕西省合阳县，河西县尉的职务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但杜甫未到职；

755年，由于不肯就任河西县尉，通过朝中朋友的帮忙，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看管武器仓库的小官，正八品下。就任一个多月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在逃难路上被叛军抓住，抓到了长安；

757年，杜甫从长安逃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当时新皇帝唐肃宗所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当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出现在唐肃宗面前时，唐肃宗为了表彰他的忠心，在这年的5月，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是一个正八品下的谏官，经常可以见到皇帝。杜甫在这个职位上做了约一年的官，由于替打了败仗的房琯辩护，被唐肃宗贬到了华州（今陕西华县）；

759年春，杜甫任华州司功，这是一个管当地文教工作的小官。这一年关中遭遇旱灾，上任不到三个月，杜甫即弃官逃难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去了；

764年秋，在成都期间，杜甫曾在自己的世交，当时的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中做过大约五个月的参谋工作，后借口身体有病，于765年正月辞去了这份工作。在此之前，严武还推荐杜甫担任京兆功曹，但他当时想回洛阳便谢绝了。在严武幕府工作当中，严武还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即源于此，但这只是一个虚职。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杜甫为什么当不了官呢？即便好不容易捞到了一个小官，为什么又干不长久呢？这里面固然有政局动荡等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杜甫本身。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

首先，杜甫没有做官的能力和基本素养。在这一点上，很多美化杜甫的人爱拿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来说事，仿佛只要给杜甫一个平台，他就能做出一番伟业。但理想归理想，办事归办事，在做官期间，杜甫并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反倒是连基本的工作素养都很欠缺。由于性格懒散，杜甫往往不愿做实事，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按理说这是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好机会，也和他的理想相符合，但他嫌那里离京城远，工作条件艰苦，拒不上任，而宁愿在京城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官，不仅可以留在京城，而且工作清闲，有大量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后来有人替杜甫辩护，说他不去河西就职，是因为不想当一个鱼肉百姓的官吏，这实在是扯淡。在这一点上，杜甫自己倒是坦率，他在诗里说了就是不想去那里“受罪”。即便是后来担任了管仓库的官吏，没干几天，他就觉得枯燥腻味了起来，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意思是怎么能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呢？！所以刚上任没几天，他就到奉先探亲去了。

在严武的幕府工作的那段时间，杜甫也是极其郁闷的，自然，错不在严武，还是在杜甫自身。一直以来，严武都对杜甫非常照顾，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严武隔三差五就带着酒肉去看他，一方面是怕杜甫寂寞，另一方面也是替他改善生活。严武曾两度在成都做官，第一次是在761年底，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但在762年4月被召回长安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第二次是764年，严武再到成都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就是在这时去严武幕府中上班的，当然这是严武竭力相劝的结果，他实在是不赞同杜甫的那种生活方式，觉得应该出来做点事，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严武大概也没指望杜甫能在工作岗位上干出多少成绩，只是找个机会给他发薪水而已。杜甫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一旦进入到具体的工作状态，他就立马变得十分情绪化，满腹牢骚。他后来辞职的借口是有病，这也是事实，他当时得了风痹，大概就是现在脑血栓之类的病，上班坐久了就半边身子发麻，但这远远不是他坚决请辞的真实原因。真实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是和同事处不好关系，可笑的是他还在诗中把自己比作孔雀和暂时不得志的大人物，不会与那些小人（同事）计较；其二，应该是更隐秘的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在严武手下做事，很没面子。过去严武接济他，他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朋友嘛，现在成了上下级，从严武手里领钱，性质和感受就不一样了，而且工作有其自身的规矩，严武可能还批评过他，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挫折。有一次，他甚至和严武吵了起来，情急之下，他居然骂严武：你爸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是有些恼羞成怒了。于是，他只有辞职，严武一看没有办法，也就同意了。有研究者联系到当时四川混乱的政治局面说严武有过杀杜甫的意思，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他杀杜甫干什么呢？他们是世交，两人有过极其融洽的交往，彼此都很了解，更何况杜甫对严武又构不成任何威胁，一个文人，撒点性子，情绪化一把，对严武这样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只不过是小事一件，他实在没有任何杀杜甫的理由。事实上，杜甫对严武也是很感激的，他一直把严武当成自己的一个依靠，严武死于765年，严武之死，是导致杜甫出川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漂泊荆湘期间，杜甫写诗怀念了自己的八个朋友，其中就有严武。

其次，杜甫在工作中没有起码的原则。杜甫任左拾遗期间，朝廷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房琯事件”。房琯祖上世代为官，他自己在肃宗朝也官至宰相，但他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人，并且终日称病请假，不理政务，沉醉于谈论佛家的因果和道家的虚无。安史之乱中的756年冬天，他率领一支军队与叛军交战，由于不懂军事又固执己见，在咸阳东陈陶一战中一天之内全军覆没。肃宗罢了房琯的官，而且还要治房琯的罪，按理说这处罚是没有错的。但杜甫不这么认为，他是房琯的朋友，很欣赏房琯，觉得是个“醇儒”，现在房琯有难了，他应该挺身而出。于是，他作为谏官，上书为房琯辩护，说房琯“罪小功大”，不应罢免，那些攻击房琯的人都是一些人格卑劣的小人。杜甫这封措辞激烈的谏书，引起了肃宗的愤怒，他下令审讯杜甫，亏得有朋友相救，杜甫才免于一难。就此以后，肃宗一看见杜甫就烦，准了他的探亲假，将他从自己身边打发走了，后来又干脆把他贬到了华州。

房琯事件给了杜甫一个教训，让他小心翼翼了起来，以致于后来真的有人蒙冤要他执言时，他反倒缄默不语了。肃宗在凤翔时，凤翔之地常有间谍出没，有一位名叫吴郁的官员，每逢处理间谍案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由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杜甫本该替吴郁辩白，但他刚受了房琯事件的打击，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从秦州到同谷的路途中，途径吴郁的故乡两当县（今甘肃两当县），访问吴郁的空宅时，深感良心的谴责，写下了自谴的诗句。

第三，杜甫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杜甫就任华州司功时，关中遇到了一场旱灾。作为地方官员，杜甫不是和人民一起抗旱救灾，而是在三个多月后，拍屁股走人，到秦州去了，连官也不做了。当然，杜甫弃官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那时，房琯事件余绪还在，杜甫可能是听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传言，由于害怕，干脆弃官而去。不过，无论怎样，都足以说明，杜甫为官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以杜甫这样的自由散漫之人，即使生在宋朝，大约也是很难把官一步步做大的。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文人显然普遍缺乏混官场的耐心，他们向往的是风云际会、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当不切实际。

故而，若论诗名，杜甫的伟大毋庸置疑，他的诗歌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若谈及政治，切不可高估了这位才高低能的诗圣。

尊敬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