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166期
文 |白林密
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却没有衣，但“衣食住行”里衣排在第一位。说一个人穷酸，也是从“衣不蔽体”“捉襟见肘”之类衣着描写开始的。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样，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稳定和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衣服从最基础的遮羞御寒过渡到了吃饱穿暖之后的形象美化。历史上，稳暖之后，衣着的讲究，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流行的风采。即使同一朝代，也因主流文化风向的不同，服饰也随时会有明显的式样变化。东晋葛洪《抱朴子·讥惑篇》里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看来，时装的潮流，居家过日子的普通百姓，根本跟不上的。
每个时代，主流服饰之外，总有个性鲜明的另类，比如当下已经流行多年，仍是个性主流的乞丐装。好端端的衣裤，偏要整出一个个大窟窿来，直到弄得面目全非，边角褴褛。只有把衣物虐到这般惨不忍睹的田地，才能招来美眉帅哥一大堆，视之为新潮，乐此不疲。
早年间，日本的文物专家在皇宫旧藏中发现一幅太子画像，画面上，日本皇太子穿着一条黑白纵条纹的裤子，而这位太子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唐朝。这令他们惊诧不已，一度认为这是某个画家的恶搞。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么潮的服装样式，不可能出现在那个时代。
不只日本人疑惑，即使是大多数中国人，熟悉这款服饰，大概也是从近代新疆故事《阿凡提》开始的，故事中的主角阿凡提就是这一套经典行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政府曾经派出文物专家来中国考察了解唐代服饰风格。黄永玉先生在《平常的沈从文》一文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简单记述，说日本专家最先咨询了他，他解答不了，给日本专家推荐了在服饰研究领域深有造诣的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看了日本专家带来的王子画像，说画是唐代的真迹。沈先生又告诉日本专家，同时期的敦煌壁画里的年轻人就有这种衣服式样。既然那位日本太子来过中国，并且在长安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他穿着黑白纵条纹的衣裤就不意外了。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男式各种奇装异服都可能汇集。女装也不甘落后。唐代流传下来的三彩人物陶佣以及宫廷绘画都表明，当时贵族女性的穿着非常开放，低胸女装已经流行。不只是贵族女性，“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唐代周濆《逢临女》）的诗句也说明，有些普通女性的穿着，也绝对敢跟现如今的低胸女装大PK。
沈从文先生说，那种黑白纵条纹的服装，最初是从西域传入的，常住长安的日本太子穿异国服装，显然是在赶时髦，追潮流。
这种黑白纵条纹的服装，在2012年前后的夏装款式中又小范围的流行了一段时间，穿着的多是女生，当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剧里，女一号就是这身打扮。
我国古代的衣装，除了官民在形制和色泽上的严格规定，以区分贵贱之外，另一个决定因素是经济条件。官、商有特殊的便利的条件，满身绫罗绸缎。普通百姓多数只能穿着粗布短衣。只有少数有点儿良知的官员或文人，才偶尔会发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感慨。
穿戴打扮往往很容易满足一个人虚荣心。衣锦还乡是表达自己在外“发达了”的最为便捷最为有效的手段。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讲述，阿Q当初因为对用人吴妈的非分之想，而遭到赵家责罚，赔光了衣衫，走投无路，只好到城里“发财”。等他再次回到未庄的时候，“穿的是新夹袄。”堂倌、掌柜、酒客、路人，“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便自然显出一种疑且敬的形态来。”
衣服除了美化形象，还能帮人遮丑。张爱玲《更衣记》里说：“三件袄子之外又加上云肩背心，黑缎高镶，盘着大云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
季羡林先生在《谈人生》中提到自己有一件穿了50年的雨衣，一位服饰专家见到之后竟然惊叹老人的雨衣款式真时髦！这也说明，服装款式在一个大时期内流行转换之后，引领新潮的款式很难立即出现，这时候，服装设计者为了“出新”，有可能会把目光往回找，找到最近几波流行元素出现之前的款式，把它再次拉出来，很自然的就成了一个“新款”。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复古风。
也就是说，所谓的时装与新潮，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服装款式的又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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