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3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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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年将来到，该准备年货啦。准备年货，去外地父母家过春节。提起去父母家过年带年货，总觉得是件喜庆而有趣的事。但近年来，这事让我有些纠结：给父母带什么年货好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山西当小兵，新兵没有探亲假，到了快过年时，父母从老远的南方给我寄来包裹：糖果、奶粉、白沙糖，还有一包妈妈亲手炒熟的“炒面粉”（开水冲泡即可作面糊充饥）。父母怕我在部队吃不饱，在北方吃不到精粮，为了让我过年吃个饱，千里迢迢寄来“年货”。收到父母寄来的包裹，心里暖洋洋，其实那时在野战军虽吃不好，但还是能吃饱的。吃着父母寄来的年货，读着父母的来信，先是喜滋滋地高兴，但想起父母，想家了，不由地眼泪汪汪。
待我把糖果分给战友们享用后，他们七嘴八舌地建议我也给父母寄点“年货”，并帮我凑了些山西特产。于是我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给父母寄去了我人生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份年货：大红枣、柿饼，还有山西特产“闻喜煮饼”。尽管数量不多，但父母收到后喜出望外，对我的工作生活状况放心了。我从一个曾在物质上完全依赖父母的人，变为可以独立生存、并对父母和家人有所回馈的人，颇有了些“成就感”。这是“年货”首次赋予我的意义和感悟。
到军校学习后有了寒暑假。每年寒假回父母家过年，动身之前和同学们一样，或多或少会准备些年货带回家。北方的小米是父母最喜欢的，于是千方百计买些小米带回南方送给家人。
过完年，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女同学聚在宿舍里分享各自从家中带回的特产，有北京的“涪陵饼”，天津的“大麻花”，湖北的“麻糖”，成都的“灯影牛肉”，江西的“辣椒酱”，福建的“拷扁橄榄”，上海的“牛轧糖”……那是我们冬日里最快活的时光。从这时起，我对年货有了新的认识：年货是中国人过年时舌尖上的好货，它是全国各地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土特产品。
毕业后分配在浙江，后调到上海工作，这期间我的工资收入比刚入伍时和当学员时多了些，加之江南一带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回家过年带给父母的年货品种选择余地大，更丰富了。浙江的西湖藕粉、龙井茶、金华火腿、宁波年糕片、萧山萝卜干、绍兴老酒；上海的五香豆、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桂花年糕、玫瑰年糕、崇明糕、各种西式点心……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回家过年总是大包小包，带上各种年货，虽然每种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我所在地的土特产，带回家去年味很浓。
上海物流业发达，是全国各地土特产的集散地。我母亲是广东人，又在福建工作生活过多年，她特别喜欢广东香肠和福建的线面、肉燕皮和“兴化粉”。记得上海延安中路/石门路口，曾有一家福建土特产专卖店，我每年都去这家老店采购妈妈喜欢的年货。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物资丰富起来，过年的年货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地方单位发的年货实惠得惊人：发鱼、发肉。年前总是忙着炸带鱼，然后带上生猪腿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有一个胖娃娃”，这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进入本世纪，公务出差和个人出国多了，带给父母的年货也从“本地化”发展为“国际化”：日本的各式点心、意大利的费加罗巧克力、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西班牙的橄榄油、俄罗斯的鱼子酱、以色列的芝麻酱……年货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变化。
带给父母的年货，他们总是舍不得自己吃，经常把我带去的年货分送给左邻右舍和好友。开始时我不理解父母，心想我辛辛苦苦从老远背回来的年货是孝敬父母的，你们怎么送人呢？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渐渐悟出了人生许多道理，慢慢理解了父母：他们觉得把子女带来的快乐分享给亲友，比吃到自己嘴里还幸福。这让我知道了年货对老人来说，不只有物质作用，更有精神作用，它传递着父母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孝敬父母，就尊重父母的意愿，让他们高兴吧。
有了私家车，过年回家带年货更方便了。可是父母年纪大了，身体欠佳，许多东西不能吃了，过年给他们带什么年货好呢？我有些纠结了。问父母需要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需要，你们回来看看就好，就够了。”年货，在我心中就是一份亲情。回家探望父母，就是送给双亲二老过年的最好礼物！
春节，是深扎在中国人心底的一份传统文化亲情。
（2020年1月24 日《新民晚报》发表）
容子，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于1985年在《特区文学》发表日本中篇小说译文《破产制造者》等；1991年合著出版《中外文艺家及名作辞典》；2013年出版“母女诗歌集”《远方的梦》；2014年出版散文集《走出国门》（海外篇）、《守望家园》（国内篇）；2019年10月出版散文集《故乡在何方》。在多个报刊和新媒体上发表过散文、随笔、纪实文、短篇译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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