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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窗：
2000年的初夏五月，我惜别校园里如火的石榴花儿，从成都坐火车北上天津。
三十多个小时很快过去，我与幺爸在北京西站见了面。幺爸大我8岁，我是他背着长大的。年轻帅气的他身高1米7以上，曾在天津当兵，退伍后在天津工作。他生得一副好嗓子，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好，待人和善。毕业时，我想到幺爸曾诉说过的不尽乡愁，便决定去天津找份工作，跟他们作个伴。
这次，为我接风的是幺爸的好友贾叔叔。他对我说：“侄女，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你爷俩长得太像了。”说罢，大家都笑起来。
幺爸一家住在天津河西区。幺妈是北方姑娘，身材高挑，通情达理，待我特好。未到塘沽开发区上班前，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幺妈下班一到家就忙着做晚饭。当饭菜准备妥当时，她会用柔柔的脆生生的声音招呼：“开饭喽，开饭喽！”
幺妈的厨艺好，贾叔也曾夸过她。一想到那香喷喷的红烧鱼，我就忍不住要流口水。
那时候，幺爸和幺妈刚成家，河西区那几十平米的蜗居也是费了好大力气东拼西凑才买下的。即便拮据，他们对我的关照却很周到。他们教导我为人处世，也教导我如何爱护自己。这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一次，我过敏，长了红疹子，我没急，幺妈倒急了：“傻女子，不准乱挠，留下疤痕变丑了，以后咋找婆家?!”她，头顶烈日，一边数落我，一边骑着车带我去看医生。见打湿的衬衣紧贴在幺妈背上，我非常惭愧她为我操心。
当时，幺爸常说，你远离家乡，我们不承担起父辈的责任，怎么对得起我大哥。一回想起这些事情，我禁不住眼眶湿润。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幺爸一家外，贾叔叔待我不薄。他是山东人，中等身材，性格直爽，当时在塘沽开发区做职介工作。有他当后盾我没为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而犯愁。在工作未落实前，我可是全托在他那里的。和他一起下馆子吃大白菜饺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盘子里放些香醋，再把白白的饺子放在盘里面打个滚，如此这般蘸着吃，酸溜酸溜的别有一番风味。他们家喜欢吃面食，庆幸爹娘给了好胃口，咱川妹子也能消受。
初来天津，最享受的是路上的时光。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看那广阔无垠的湛蓝湛蓝的天空，追那朵朵触手可及的白云。
明朗的心情随风翩飞，但现实永远不比理想美好。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加工首饰的小公司上班，包吃包住每月六百元。由于学业与工作风马牛不相及，我始终感觉自己像被禁锢在车间里一样，非常苦闷。
后来，我找了几次工作，终于在塘沽开发区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应聘成功。一共进了六个姐妹当球童，我们随即就接受了理论与实地练习的培训。
脚踩在软绵绵的草坪上很轻盈，眼里满是清新的绿。迎着微风，我们从第一洞开始翻山坡、穿沙丘、越小河，历经重重的困难险阻，直到终点——第十八洞。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不是因为肩上的球包很重压得人累，而是我战胜了别人心中的“恶魔”——我们的男主管，还得到了他的赞许。
男主管是东北人，长得又瘦又高，毫无北方汉子膀大腰圆的模样。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大嗓门，把有个小妹吓哭了。实地培训时，男主管各种“刁钻”，姐妹们都不敢为他服务，我却不怕。年轻气盛的我有股倔强劲，还有小算盘：如此“刁钻的客人”我若能应付还愁技艺不长？
在球场上班，我隐约地看到了人生的方向。即使风吹黑了脸庞，心里也有希望，很欢愉。那时不敢多言语，凡事谦让，唯恐得罪同仁。暗地里努力做好份内事，还不忘学习提高。曾在球场上看见一位美女翻译与客人谈笑风生，心想自己能再读几年书该多好哇！
在高尔夫球场工作了近一个月，“一封家书”破碎了我的憧憬。奶奶重病，说是赶回家都有可能见不上面。我不曾怀疑他们的话。去天津以前我曾回过一趟老家。当时的幺爷爷不是很健康吗？可到天津不久就听说他得了胃癌。这人世变幻谁能说准呢？接到消息后，我脆弱的眼泪就不住地流。我有些纠结：如果回去了重返天津的可能性太小，妈妈一直不支持我的就业选择。可是面对最亲爱的长辈，最后一面我怎能不见？
我漠然地走在街头，思索着何去何从。天边的晚霞很耀眼，斜斜地把老楼房的轮廓拉得很长很窄。在一个角落里的垃圾车旁边，我看到了一位妇人被灰黑灰黑的外衣罩着。她背对我正在忙碌，斜阳把她的身影描摹得格外的细长，还在不停地舞动……瞬间，我的双眼模糊，鼻子发酸，迈步走近想看得真切一点。啊，那不是我两鬓斑白的“奶奶”吗？在她直起身子的瞬间，我分明看到凸起的脊背又弯曲了一些——我要回家！
当晚启程，我告别生活了三个月的天津，带着未去渤海湾游玩的遗憾，回了老家四川。一晃20多年，可是在天津的那些日子至今令我难忘，在梦里，我们飞车追云，欢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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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张学文
合作单位：
成都市微型小说学会
成都市青羊区文联、作协主办文学双月刊《琴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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