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儒做人，不是要求大家都去做圣人，最高境界的实现并不是那么容易。不错，孟子讲过“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过“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马路上走的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到了宋代，朱熹就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他们讲这些话不过都是激励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说起来，一个社会能够不是“满街都是小人”就不错了，哪里能够“满街都是圣人”？古往今来，圣人出了几位？就连孔子都坚决否认自己是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谈到圣和仁的境界，我可不敢当。
我们读孔孟，每当读到“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总是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是静下来想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能做得到吗？结论是做不到。我们的情况经常倒是“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欲望，常言道“无欲则刚”，但是我们偏巧有欲。
大丈夫我们做不成，但是我们可以做君子。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不能有所为，可以有所不为。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没有境界做崇高的事，至少保证不要主动地出卖灵魂，不要去践踏道德底线，不要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说起来，圣人非常少，十恶不赦的人也非常少，更多的人都是凡人，也可以说是有缺点的好人。那么，既然大家都做不了圣人，大家都是凡人，儒家提倡圣人这个人生最高境界就没有意义了吗？不是的，这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我由此想到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他在《史记》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诗来歌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后他由衷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高高的山峰我可能登不到峰顶，但我还是要努力地攀登；宽阔的大路我可能走不到终点，但我还是要努力地前进；孔子的境界尽管我无法企及，但是我的心灵向往着它。
尽管圣人境界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我们能够以圣人境界为理想，向着它不断努力，我们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易经》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树立一个高远的理想，能够实现一半就很不错了。如果你为自己定的标准就不高，实现的境界就很低了。
以儒做人不是要求我们都做圣人，都做顶天立地的英雄。一般人都达不到的境界，你偏要那样要求，结果只能出现成群的假道学、伪君子。明代最有批判精神的的思想家李卓吾揭露这些伪君子说：“口谈道德，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民间的批判更为露骨：“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今天“国学热”中，也有一些人打着弘扬传统道德的旗号，荧屏上荧屏下好像道德卫士，实际上满脑子就是一个“利”字，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欲熏心，可谓新时代的伪君子。孔子早就对这种人有个说法，叫做“小人儒”。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不能做小人儒。
总之，以儒做人要求我们既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又要踏踏实实地做事，孔子告诉我们“下学上达”。我们平日的学习都是下学，看似很平常，但是只要坚持这个下学，你的知识水平、文化品位、道德境界就会潜移默化地不断提高，也就是不断地实现上达，不断接近那个理想。有句话说得好：把一切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做对就是不简单。平凡中有不平凡，简单中有不简单，用《中庸》的话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由此想到商汤王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王将这句话刻在自己的澡盆子上，激励自己为民众服务。每天都能更新自己，每天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每天都要让生活有新气象，这是一种多么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这种人生态度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做人做事。每天你都应创造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境界，这就是以儒做人的基本要求。
自强不息的《易经》智慧
积极的、乐观的、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直接地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总是能从刚健运行的宇宙得到启示，得到鼓舞，从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地执著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这句话同样是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伟辞名句，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易经》到底是本什么书？《易经》原来确实是占卜算卦的书，那是蒙昧初开，中华文明初露曙光之时，先民的文化创造。在那个时代，先民认为天地万物背后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易经》的占卜或者说算卦就是和这种神秘力量打交道，希望通过对它的考察认识来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再进一步通过和它的沟通互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神秘力量说到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鬼神。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孔子开始，就已经不把《易经》看成算卦的书，而是专门阐释里面的哲学道理，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孔子能够与时俱进，不是把《易经》看成和鬼打交道的书，而是把《易经》看成和人打交道的书，这就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荀子也早就讲过“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就是说真正懂得《易经》，善于运用《易经》的人是不拿它来算卦的。
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出吉凶由人，不相信算卦能决定吉凶。武王伐纣之前，命令主管算卦的官儿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凶。姜太公却不信邪，扔掉蓍草，踏碎龟甲，说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坚决主张出兵，结果大获全胜。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要娶寡妇棠姜为妻，也占了一卦。结果也是凶卦。但是崔杼也像姜太公一样不信邪，他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危害！即使真的有危害，她的前夫已经遭受了，与我何干？”最后还是娶了棠姜。北宋大思想家李觏，更坚决地反对对《易经》作神秘主义解释，认为“八卦之道在人”（《易论》），反对拿神秘的天意说事儿。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算卦的自己从来算不了自己的命。拿古人来说，西汉有个叫京房的，算卦很有创造性，发明了所谓纳甲法，推算阴阳灾变，名满天下，汉元帝曾经非常赏识他。但也正因为他太能算卦了，最后竟然背上诽谤天子、攻击朝政的大罪，被判了死刑。说起来这个京房懂天文、晓音律，还是很有才的，但是就因为热衷于算卦定吉凶，竟然招致杀身之祸。他的老师焦延寿早就看出了京房乱算卦的危险性，曾经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果然不幸言中。
讲到《易经》算卦，有两个笑话。一个说，有位书生相信《易经》可以驱鬼，一天他到深山里读书，特意带了一本《易经》放在枕头下，用来驱鬼。夜里听到鬼叫，他就拿出《易经》拼命晃，越晃鬼叫得越响，闹了一夜，这位书生差点吓死。天亮了跑到屋外一看，原来是一条绳子，挂在树上，夜里大风一吹发出声响。你瞧，《易经》连一根绳子都吓不跑，还能吓什么鬼？另一个说，某人迷信《易经》，一天自家的房子塌了，他被压在一堵墙下。家人连忙要将他挖出来。他竟然制止，说：“赶快看看皇历，今天是否不宜动土。”迷信《易经》算卦，结果就是举手抬足都无所适从，还能做什么事？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决不应该再拿《易经》来算卦。街头那些摆摊算卦的是对《易经》的糟蹋，那些开口闭口阴阳八卦，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所谓易学大师其实都是些江湖术士。那么《易经》的智慧、《易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易经》经过孔子等先哲的创造性阐释，确实具有伟大的哲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因此被称为“群经之首”。在我看来，《易经》最可贵的精神有三条，前面都提到了。第一条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鼓舞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积极明朗乐观地开拓生活。第二条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培育了一种呵护天地万物的宇宙情怀。第三条就是讲“天地人”三才，将具有道德性的人类提高到和天地并生的崇高地位。从自然力的角度看，人在自然面前渺小得很。但是如果不从自然力的角度看，而是从人的道德尊严来看，那么，人生天地间就具有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精神气魄。
地震可以瞬间夺去数万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看汶川大地震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看那位年轻的母亲，她用整个身体护住自己襁褓中的孩子，孩子得救了，她被夺去了生命。后来救护人员在包孩子的小被里发现一个手机，上面有一条母亲临难前留给孩子的短信：“孩子，你如果活着，请你记住，你的母亲永远爱你！”读到这则短信，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我只觉得这不是一位母亲留给自己孩子的短信，这是一种圣母般的担荷人类苦难的大爱。还有一位青年教师，用自己的臂膀死死护住两位小学生。两位小学生都得救了，他却不幸遇难。这位青年教师生前最喜欢唱一首歌：“赠给你我的翅膀，供你自由飞翔。”这位青年教师用他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他被夺去了无上宝贵的年轻生命，但是他同样留下了无上宝贵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道德。这种伟大人格和崇高道德，任何自然力量也无法摧毁。
有句话叫做“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都用自己清醒的理性选择，超越生物性的求生本能，舍生取义，体现了人类道德选择的无比崇高和神圣。南宋丞相文天祥被俘后，四年间受尽折磨，也历经诱惑，但是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以生命殉自己的政治气节。“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铮铮铁骨千古传颂。明初方孝孺，拒绝为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服务。朱棣威胁他说：“你就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回答：“你就是诛我十族，我也不会为你这逆贼服务。”专制社会，诛九族已经是最残暴的刑罚，朱棣赌狠，就把方孝孺的学生朋友归笼为一族，凑成十族。方孝孺果然被诛了十族，据说行刑七日方止，死者多达八百多人，他却始终坚贞不屈。清末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本来有逃生的机会，但是他决心谢绝朋友的营救，用自己的生命警醒世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变法事业。他在刑场上从容不迫地留下这几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正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使人成为可以和天地相比并称的三才之一，使人的道德性拥有灿烂星空一般的伟大、崇高和尊严。
当然，《易经》还有丰富的辩证智慧，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无往不复”等，都可以给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深刻的启示。今天我们看着那些手指头夹满棍子，掐来算去的“易学大师”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真的是很荒唐，很滑稽，让我想起胡适先生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描绘：“这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易经》拥有伟大的哲学智慧，它是滋养我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它和那些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毫无关系。
死生亦大矣：世俗的生死观
爱满天下的胸怀，人生境界的追求，自强不息的奋斗，都立足于人间世界。中国人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生生死死中确立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和西方文化就形成了一个重大差异。
如果最简单地概括一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想有八个字就够了：一个世界，两个世界。西方文化讲“两个世界”，中国文化讲“一个世界”。西方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任何宗教型文化都讲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国，一个是人间。天国是永恒的、美妙的、欢乐的世界，人间则充满缺陷和罪恶。人来到世间就是遵循神的使命勤奋工作，慈爱大众，赎清罪孽，最后回到天国，享受永生。具有虔诚宗教情怀的宗教徒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人生事业。
《圣经》中告诫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教会也把信徒捐来的钱经营增值，开展慈善事业，更好地回报社会。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时曾经准备制定一条取消遗产税的法律。这条法律显然对富人有利，因为越有钱的人遗产税肯定就交得越多。但是恰好就是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富豪联名反对取消遗产税。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违背了基督徒回报社会的精神，同时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儿女独立生活的能力。西方人的很多道德行为，都可以在基督教的宗教背景中得到解释。德国思想家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得力于基督教的伦理理念，那就是响应上帝召唤，勤奋工作，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回报社会。
今日世界，恐怖主义势力十分猖獗，恐怖主义分子身上绑着炸弹，车上装着炸弹，冲进人群，引爆炸弹，往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肆无忌惮地杀害无辜平民的凶残行为令人愤怒，令人不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些“自杀炸弹”何以都那样不怕死？他们为什么不惜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还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信仰。曾有媒体披露，在一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就专门展出一些绘画，上面画着美丽的天堂景象：华丽的房屋，门前的河里流着奶和蜜，美丽的处女站成一排，列队迎接圣战牺牲后来到这里的战士。基地组织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成员洗脑，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恐怖主义组织这种做法当然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和歪曲，伊斯兰教的根本主张还是和平和慈爱。但是这种充满诱惑的宣传确实蛊惑了很多信徒，使他们走上恐怖主义的不归路。相信了这种宣传，他们去自杀也就心安理得，因为他们坚信为恐怖主义袭击献身后，一定能升入天堂获得那样的待遇。
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就不管用。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的文化，他对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实性总是表示怀疑，他只相信他活着的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文化观。还是孔子，对中国人形成这个文化观作出了突出贡献。
孔子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因此他特别注意做人的问题。与人间生活没有关系的事，孔子很少关心，也很少讨论。庄子评价孔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人间世界之外的事，孔子可能承认它存在，但绝不讨论它。庄子不是孔子的粉丝，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是看来还是庄子最了解孔子。例如孔子对宗教问题就是这样，关于宗教涉及的生死鬼神问题，孔子的著名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人我还没伺候明白，哪里有时间去伺候鬼？活着的事我还没有搞明白，哪里有时间去研究死的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追问老师：“死人有知？无知也？”老师你一定要回答我，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知觉？孔子这样回答：“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意思是这件事你不必忙着考虑，等你死了自然就知道了。
孔子的文化态度培育了中国人专注人间的实用智慧。执著人生，珍爱人间，一个世界，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取向。千年等一回，等的也是这辈子，所以民谣说：“只羡鸳鸯不羡仙。”中国人讲“一个世界”，西方人讲“两个世界”，于是看似同一种人生追求也会遵循不同的路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论语》这样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西方人呢，你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结尾的大合唱《欢乐颂》，那是今天欧盟的盟歌。《欢乐颂》的词作者是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你看他怎样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中国人是在人的道德关系中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人是在神的圣殿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仅如此，中国人就是对宗教也是采取人间的、实用的或者说功利的态度。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它的得道成仙，它的神仙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天国，它就是能够永远常驻的理想化的人间世界。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对宗教采取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中国宗教的特点就是多神，并且大搞偶像崇拜。道教就以多神著称。而真正成熟的宗教其实都是一神论，并且反对偶像崇拜。例如宗教精神最强烈、护教热情最高的伊斯兰教就只崇拜真主，并且真主还不能有偶像，伊斯兰教教义认为崇拜偶像要下地狱。其实基督教、佛教原来也这样主张，但佛教到了中国后，为了本土化，也搞起了偶像崇拜，神也多起来了，其中许多神都是道教掺进去的，比如四大天王本来是道教的神。在保留了更多印度原始佛教精神的南传佛教，也就是小乘佛教（人家自己叫上座部佛教），你去看它的寺庙，里面一般只供释迦牟尼一尊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崇拜的许多神其实都是死了的人（如老子、关羽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任何祖宗任何人，只要死后还能发挥作用，都能变成神，中国人给神的编制是十分慷慨的。
清代有位外国传教士指出，中国人崇拜神又忽视神。孔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民谚讲“祭神如神在，不祭也无碍。拜神如神来，不拜也不怪”。其实中国人岂止是忽视神，有时还亵渎神。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高贵的象征，但一到过年过节，我们还不是举着它耍来耍去？到了二月二，我们还吃龙鳞，吃龙胆。为了防止灶王爷上天说人的坏话，我们竟能够把他的嘴用糖封起来。老舍曾说佛不是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替你保险一切。中国人确实就把宗教的神当成了保险公司的老板，当成了做买卖的对象。无事不登三宝殿，敬神没问题，什么神我都可以敬，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敬你多少，你也要还报多少，如果不灵，对不起，这个神啊我就换掉了。孟子说：“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今天说到“牺牲”指的是为正义事业而献身，但是牺牲的原意是祭祀时供献的牲畜，如牛羊猪等。今天所谓“社稷”指的是国家，“执干戈以捍社稷”，就是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但是社稷的原意是两个神，社是土神，稷是谷神，一个保佑土地，一个保佑粮食。孟子的意思是，我们祭祀你们这两位神，供献的牲畜完全合格，祭祀用的器皿干干净净，祭祀的时间分秒不差，但是我的国家还是今天水灾明天旱灾，对不起，你们这两位神不称职，还是下岗吧。
这种宗教态度有两重性。正面的效应是我们没有宗教发达国家常有的那种宗教迷狂、宗教极端主义。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为了宗教信仰还能发动战争？就像西方人也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还能信好几个神？负面的效应是由于缺乏虔诚、强烈、执著、纯净的宗教信仰，我们往往就缺乏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心和庄严感，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文化深度。
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不同。面对死亡，人类感到格外惶惑，格外恐惧，因为他是有理性的存在，他意识到死亡而活着，他是走向死的生。一次，一位古罗马统帅率领着他的百万大军行进。百万大军行进，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但是这位统帅看着行进中的大军，突然落下了眼泪。下属问他：“您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威风的吗？怎么还伤心落泪呢？”这位将军回答：“一百年后，这百万大军都在哪里啊？”将军在百万大军行军的无比壮观的场面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
古希腊有个耐人寻味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和牧羊人伊达斯都看中了少女玛尔珀萨。两位争得不可开交，就来到众神之王宙斯面前，请他裁决。宙斯说：“还是让这位少女自己来选择吧！”少女选择了谁？她没有选择永生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选择了凡人伊达斯。她为什么这样选择？她的理由是，阿波罗是神，神是超越时间的、不死的，我不如嫁个凡人，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吧。不朽属于神，人注定要走向衰老，走向死亡。因此大文豪歌德感慨：“岁月给我们送来了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有一天他不送了，他给我们带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尽管也有不尽的忧伤和感慨，但是死亡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一个多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面说过，他将在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天国获得永生。任何宗教的重要功能都是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什么是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生最后一个问题的关怀。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宗教通过天国的设定，解除信徒的死亡恐惧，让他们相信死后有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等待着他，信上帝，就意味着不朽。那么对于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的中国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由于缺乏虔诚的宗教情怀，中国人面对死亡，更是充满无尽的悲哀。古往今来，最惊心动魄的就是感叹人生短暂的死亡诗篇。因此孔子首先喊出：“死生亦大矣！”人生大事就是两件，一个生，一个死。你读《古诗十九首》：“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你看那墓地中，风刮过白杨树，飒飒响。松柏在道两旁，阴森森。下面就埋着那死去的人，死者面前，漫漫黑夜无尽头。你读陶渊明：“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样一位隐士面对死亡也不能超然。就连曹操这一世枭雄，也不能不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连老百姓谈到死亡同样充满无奈的感伤。你看这首打油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过去城里人死了抬到城外去埋，坟墓的形状像一个土堆成的馒头，因此叫“土馒头”。古代的馒头就是今天的包子，带馅的，“土馒头”里面的尸体是城里人，因此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每个人都得吃一个，意思是每个人都要死。“莫嫌没滋味”，没滋味也得吃，怕死也得死。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调侃中透着无奈、感伤。
那么，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中国人怎么办？前面说了，宗教徒在神的怀抱里解脱死亡，获得永生。不信这一套的中国人呢？他又如何解脱死亡的恐惧，获得永生。他不在神的怀抱里，不在天国，就在人世间，就在这一个世界里，完成生命的不朽。
肉体的不朽靠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族关系。说起来，中国人格外重视生男孩，和这个传宗接代都有关系。古代社会只有男孩才列入家族排行，女孩是不算排行的。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前面讲他本来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是都不算数，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尽管身体残疾也算数。因此孔子的字叫“仲尼”，“仲”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古代社会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谓伯仲叔季。这么做当然是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女，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出嫁后就不是你家的了。这个看法说起来好像很荒唐，但是它却获得了现代科学的“证实”。现代遗传学已经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也就是二十三对染色体。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奥秘被揭开了，在遗传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原来，男性精子的染色体是X和Y，女性卵子的染色体是X和X。男性的X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女孩。男性的Y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男孩。这个Y非常重要。如果不发生基因突变，一个家族始终有男孩传下来，那么这个Y也就传下来。这个Y真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不变的骨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孩传宗接代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当然，讲这个道理不是让你去重男轻女。
肉体上的不朽靠传宗接代，精神上的不朽呢？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的意思，人生最高的不朽就是道德上的成就，能做圣人做圣人，做不了圣人做君子。中国人把道德不朽视为最高不朽，很有深意。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都是说追求道德的不朽，人人平等，只要你想，在道德上有教养都有可能，道德的不朽没有条件，这就在最高意义上宣示了人人平等。人生的第二个不朽是“立功”，也就是建功立业。政治家安邦定国，军事家保家卫国，企业家富民强国都属于立功。立功不像立德，要有点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机会，还有运气。一个人不是说你想当总统就一定能当总统，想当将军就一定能当将军，想当李嘉诚就一定能当李嘉诚。立功除了个人奋斗外，还需要机会和运气配合你。你的企业做得非常好，突然赶上金融危机，你也没有办法。人生的第三个不朽是“立言”，这是文人的事。科学家搞科研，文艺家写诗做文章，理论家著书立说都是立言。立言也有条件，那就是天赋。没有天赋，再努力成就也有限。不能说你喜欢写诗就一定能成为李白，你喜欢研究物理学就一定能成为爱因斯坦。冯友兰先生说得很俏皮：“你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你不能说人皆可以为唐太宗，人皆可以为李白。”
总之，三不朽都是人间的事。中国人就是在这人间的一个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宋代大儒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概括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四句教，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发挥《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呵护一个和谐的自然；为生民立命就是实现孔子所说“富之教之”，实现孟子所谓仁政王道，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继往开来，弘扬优秀传统，开拓新的生活，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
中国人就是这样，以一种实用的智慧执著人生，热爱人生。就像当代大哲李泽厚师所说：“生命多么美好，自然如此美妙，天地何等仁慈！那么，又何必去追求虚无，讲究寂灭，舍弃生命，颂扬苦痛，皈依上帝呢？就好好地活在世界上吧！”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活着，我就好好干事；死了，我就安宁了。
这也是张载的名言，这句名言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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