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与“年轻貌美，侍翁姑恭敬，对词人温柔贤惠”（臧克家）的王弗结婚。家庭幸福美满。第二年事业上又取得重大突破：中进士，一举成名天下知。
也许过多的“风调雨顺”造就了苏东坡桀骜不驯，锋芒毕露的个性。他的这种“自恃聪明，颇多讥诮”的个性恰恰也成了他日后仕途不得志、人生悲苦潦倒的原因。有位名家说过：“个人的悲剧源于个性，社会的悲剧源于时代。”
苏东坡三十岁时精神上受到了第一个沉重的打击，爱妻英年早逝：
读着他的《江城子》，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接着仕途上也走下坡路。苏东坡“轮岗”是非常频繁的，一生到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黄州、惠州、儋州、常州做过小官。
我想这恐怕与王安石不无关系。宰相王安石荆公“甚重其才”－－可见王安石最初还是很爱他的；然而苏东坡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安于门下。王安石写了本《字说》，苏轼反唇相讥。“荆公默然，恶其轻薄。左迁为湖州刺史”。
这个挫折在年轻的苏东坡的眼里是毫不起意的，所以他“三年任满朝京”时仍然老脾气不改：在王丞相书房里，他无意中看到了宰相的两句诗（也真是背时）：“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立马想当然地认为这诗写错了，兴之所发，不能自已，于是提笔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这一改，再次触怒了“相”颜：把他贬到了黄州，让他看看黄州的黄花是不是能被西风吹落。
历史上关于苏东坡被贬到黄州的原因最普遍的说法是“乌台诗案”，“以谤新法贬谪黄州”。可是我更相信《警世通言》中《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文中如上文所述的说法：苏东坡得罪了宰相王安石。“朝中无人莫做官”，“谤新法”那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谪贬黄州使苏东坡遭受到空前的政治打击，九死一生的苏东坡逐渐感到了为社会所容和生存的艰难。“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住下。”（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他开始追求平淡，开始信佛……
黄州，是苏东坡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凄苦、性格转变最大的地方。环境磨灭人。黄州自古以来就是留给苏轼的，当然，苏轼回报给黄州的品牌声誉也无与伦比。伟大的灵感来源于受折磨的心灵，伟大的心灵产生伟大的作品。
苏东坡的一生实际上是自己棱角被磨圆的一生。他的前半生生活是辉煌的，他的后半生成就是辉煌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凄苦，感受到了一颗儒雅、孤傲、高洁的心灵被扭曲被压抑被摧残的震颤。
大江东去，浪淘尽…… /
吟诵着一首首经典词句，人们总看到苏轼的豪放，认为他一生活得潇洒；却少有人想到，在豪放的背后，他隐藏的又是多少伤心的泪水！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我的感慨还是打湿了一千年前那个伟大文学家豪放的词作－－为他一生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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