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文/李寿谦
一九五二年，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小学共两本书，语文和算术。写字用石板石笔，再高级点就是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比不了现在的孩子，各种各样的笔一大把。学制是小学六年，一到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到六年级为高级小学。一九五六年，我在东里村上五年级。学校离家三里路，都是自己步行去上学，没有让家长接送一说。
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记分法照搬苏联的一套，即五分制。五分优秀，四分良好，三分及格。有调皮学生编了顺口溜：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三个饱，一个倒，开开心心没烦恼。教语文的胡茂臣老师是师范毕业，他教课幽默风趣，谈笑风生，课堂气氛活跃。我因此喜欢上语文，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
一九五八年，我考上初中。学杂费八元钱，家里仅有六元。父亲让我抱着一只老母鸡到集上卖了两元钱，凑足学费。后来学习《范进中举》，当读到范进卖鸡的情节，我心中真是五味杂陈。
三年困难时期，我尝够了挨饿的滋味。因营养不良，双腿浮肿。做广播操，蹲下再起来都很困难。眼睛得了夜盲症，晚上回宿舍必须要同学领着。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我考高中的成绩虽然很高，但那个特殊年代，我政审过不了关，被学校拒之门外！
在家当了三年社员，战天斗地学大寨。六四年公社办起农业高中，我考上了农高。教语文的张衍俊老师和教数学的王正远老师，在学习上给我很大的帮助。还有教农技的张兆明老师，教给我许多农业技术。这几位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头两年，的确学到了一定的知识，为以后考大学奠定了基础。到了六六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习就停止了。
高中毕业后，当了十年社员，其间拉了几年毛驴车。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考上大学，开始了人生的转折。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我在莱芜师范大专班学习已有数月。考上专科，现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当年我一个赶毛驴车的农民能考上大学，进入国家公务员体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也是名动一时，成为我们乡里的新闻人物，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这个班五十人，大多数是三十上下，且都娶妻生子。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未婚的小伙子寥寥几人。当学生就得上早操，我们班和师范班的那些小伙子小姑娘一块上操，总觉得别扭。步伐不够整齐，口号不够响亮。几天下来，我们班的人数越来越少。有的中途退场，有的干脆在宿舍睡懒觉。有一天下操时，看到操场边上的电线杆子上挂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一首诗：
有的班经常全勤，
有的班却半路逃遁。
体育关系党的教育方针，
导师早有教言谆谆。
为何不能自尊自爱？
清夜可扪心自问。
学习《诗经》之《相鼠》，
意义亦可引申。
明眼人一看就是冲着我们班来的，不是要学习吗，那就学呗。同学们马上查资料，查到余冠英老先生的译文。大意是奴隶们咒骂奴隶主像没皮没脸的大老鼠。译文一宣读，顿时全班哗然，这不是骂人吗？我们这些经过运动洗礼的年轻人不由得热血沸腾，群情激昂。不许写大字报，我们就写小字报。你用小黑板，我们就用大黑板，总之咽不下这口气。班里开会，要我们写文章反击校长。写文章是我们的强项，谁让我们是中文系呢。
第二天，学校大黑板上登出了我们的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我也信手写了几句打油诗：
狗皮挂墙不像画（话）
堂堂园丁把人骂
老鼠本是坏中坏
意义引申更可怕
敌我不分乱用典
学生是鼠你算啥
如今社会讲民主
不是当年女师大
这一天正赶上莱芜全县中小学教师到莱师培训，事情闹大了，这就是轰动全县的所谓“相鼠”风波。接下来是解决问题，学校领导责成班主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杜校长主动到班里和同学们对话，说是学习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小黑板教学法。本意不错，用典欠妥。伤害了同学们的感情，并表示了歉意。事情总算平息下来，不久又发生了要求回泰安师专，脱离莱师的所谓“学潮”。我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到教育局请愿。到头来无果而终，因为稳定是大局啊。
这件事过去了四十年，如今杜校长已经作古。我作为教师也已退休，想起这事，岂一个“悔”字了得！回想当年，老校长写得何等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我写的算什狗屁诗啊！直让我汗颜无比，无地自容。今天写下这段陈年旧事，算是对老恩师迟到的道歉吧。
这就是我的求学生涯，撰写此文，一是怀念老恩师杜伯齐先生，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长者之风的老先生。二是表达对所有教过我的老恩师们的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李寿谦（男），泰安肥城市人。高中教师，大学学历，现退休，寓居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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