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分房的回忆和思考
文/萧连颖
福利分房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企业效益好，能为职工多盖房子，这个单位职工的住房情况可能就相对好些。这是作为福利发给职工的，职工可以一分钱不花就住上新房子。有的企业效益差没有盖房的钱，职工就分不到一间房。后来政府发了文件，启动房地产市场，禁止单位盖房子分给职工，福利分房就寿终正寝了。然而，福利分房毕竟曾经发生过，又是挺现实的企盼。我和许多同事也确实从中受益。
我在铁路企业工作，1980年以前在北京铁路局，家人在济南。没有分到过房子，住的是济南市房管局的出租房。仅11.2平方，只能放张双人床和简单家具，活动受限。没有做饭的地方。要方便就得去街上的公共厕所。这些公厕都是旱厕，夏日臭气熏天，条件挺差。妻子盼我调动工作回济南来上班，分个房子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因为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四口人挤在一小间房子里，实在住不开了。而像我这样的家庭，在改革开放前很普遍。住房拥挤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现实。
1980年我如愿回到济南，在济南铁路局第一工程处建筑工程段工作。1983年10月9日，我领到了分配给我的房子的钥匙。当我把钥匙拿回家，两个儿子高兴地欢呼起来。那一年大儿子刚十岁。这是我第一次分到住房，是个两居室，有前后阳台，有厨房有卫生间的一套住宅，地点是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原北园火车站右侧。
一位老同学用一辆卡车没装满，就帮我们搬了家。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都是朋友熟人，借公家的货车帮忙。我们原来住一间小屋，家具又少，摆到新的房子里显得挺空旷。对于我们，确实是上了一个台阶。
1985年10月，我调到济南铁路局工程总公司工作。1988年3月18日，我第二次分到房子。济南市天桥区三角线街55号院2号楼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比第一次分的房子多了一间，更重要的是有了厅，方便多了。
1996年，我第三次分到住房。迁往济南市市中区二七一区十六号楼，三室两厅一廊的住房，还有个平台。比三角线的房子从面积上说又大了许多。
三次福利分房，住房条件大为改善。回想那时分房，单位主要领导挂帅，由各部门派员，与本次分房不要房的部分同事组成分房班子，制定制度，明确办法。不讲职务，要按工龄，老职工优先；要按人口多少，老少三代的优先；要按具体情况，大男大女的要分开住，给予照顾。党员干部要让群众。一位姓郝的领导干部原有住房不交，离异后又找了媳妇再要一套房，被群众称为好不要脸，不予分配。分了大房子的原住房要上交，分配给其他需要住房的人。随着连续盖房分房，人们的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成为良性循环。当然，分房办法是人制定的，人也可以修改。以致到后来改得与初衷面目全非，工龄及人口众多等条件被取消或偷梁换柱，福利性质早已变了味，甚至人为改变评分标准，引起群众不满。曾有个管生活的部门负责人，年三十夜里家中几度飞进砖头，这是后话。
本世纪初叶，我参加济南铁路局集资建房，这实质是个半福利性质的分房，交上原住房子，再交一定数额的款项，我获得了铁路新小区一套三室两厅两卫近150平方的住宅。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四度乔迁，我为福利分房政策点赞。
我曾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在日本丰田公司工作二十年的员工就可以获得企业给予的一套住房。我们是否也可以试一试，让企业放开手脚，职工阔一把呢？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企业空闲地，或者改造老的住宅，企业和职工集资建房，让群众得到一些实惠呢？
【作者简介】萧连颕（男），河北沧州人，1946年生于济南。原铁路单位工程师。回族。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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