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玉忠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男，1959年10月生于宁夏，祖籍甘肃，汉族，中共党员。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在兰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0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选拔公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留学，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
我从1966年开始上小学，到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历时四十余载，跨越两个世纪，年近五旬，才接受完国家系统完整的学历教育。回顾我的求学之路，可谓蜿蜒漫长！
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一天学，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而在生活中吃过不少苦头，蒙受过不少恶人的欺骗，也遭受过不少损失。有一年，村里一个会识文断字的人，心怀叵测地造了一张假单据拿来盖章，父亲不认识，就稀里糊涂地盖了。年底，社教运动开始了，父亲被工作组叫去。冬天天黑得早，夜幕降临，我们晚饭都吃完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干着急没办法，让哥哥和我到河边去看看，我们俩站在河沿边上，向碱滩口村方向张望，等了好久也看不见父亲地身影，只好失望地回来了，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敢到碱滩口村去找。第二天上午，父亲回来了，说工作组查账发现了那张单据，要他交代怎么回事，他自然不知就里。工作组就把他关在一孔窑里，让他反思。次日上午，工作组再次询问，父亲说他不识字，上面写的啥他都不知道，交待啥？工作组大概也相信了父亲的话，认为那是有人借文盲造假领钱，就把父亲放了。所以，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父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像他们那样成为睁眼瞎子，遭受不识字的苦难。哥哥到读书年龄时，就按时送到学校去了，而且书也念得好。我6岁多，还不到上学的时候，父母亲就让我跟哥哥去学校耍去，意思是早点去耳濡目染一下，可见他们让我去读书的心情是迫切的。这样我就跟着哥哥到学校去耍了一段时间，具体多长时间也记不清了，反正不算太长，相当于我的学前班吧！那是名副其实的玩，因为全校就我一个这样的提前生，没人会管我。上课铃一响，学生们都到教室里上课去了，我就一个人在校园里逛。好在还有一个伙伴跟我玩。那就是邱杰老师的儿子，小名贵才。他可能比我还小一岁，也不到上学的年龄。他有一副扑克牌，我们俩便蹲在教室东头暖洋洋的墙根下玩扑克牌。两个人玩得很投入，很愉快，因而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放学的时间了。后来我到固原师专上学时，碰见了邱老师，我还认得他，我向他主动说起了当年与他儿子一起玩的事，他说他也依稀有印象。他家在固原黑城，调到师专(那时师专暂借位于黑城的六盘山大学的地址办校）搞后勤，离家近便。他还问起二百户小学和村里的情况，感叹了一阵世事的沧桑。
1966年，我7岁了，开始上小学了。报名时，老师问我家庭成分，我说：“贫下中农”。老师看了我一眼，又问：“是贫农、中农还是下中农？”我停了一会儿仍然说“贫下中农”，老师笑笑说：“就写贫农吧！”我当时心想这老师真奇怪，贫下中农就贫下中农，为啥还那样问。搞社教运动的工作组来了通常都在我家住，就因为我们家是贫下中农，放心可靠。等我后来明白过来，才感到自己的幼稚可笑！注册时，需要学名。老师根据哥哥的名字周玉林，给我起名周玉明。注册结束，便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到了1968年秋天，似乎有复课的趋势，因为中央此前已经发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哥哥是不去上学了，因为同龄人都不去。三弟这时也快到读书的年龄了，父亲要我带着他去上学，不然都不去读书，呆在家里怎么行。我是愿意读书的，但哥哥不去，听说其他学生也都不去，心里也直打鼓，担心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和三弟俩人懒洋洋地去了学校。果不其然，学校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学生。那时，学校里也只有一个老师，叫马世民，带着他老婆和一个小孩住在最大的一个教师宿舍里。因为只有我和三弟两个学生，所以马老师也不好给我们上课的，他从房子里要么扔出一个篮球，要么扔出一副铁环，让我们弟兄俩去玩。记得那时是深秋天气了，早饭后我们俩来到学校，大约是十点左右吧。玩一会儿，到下午两点多就回家了。有时候，马老师就骑着他崭新的全包链自行车捎着我们俩到姜家湾来。那是我第一次见自行车，也是第一次坐自行车，感到很新奇。觉得马老师真了不起，有那么好的玩意！马老师把我们捎到家里后，就去外爷家了，他是与外爷熟还是与舅舅熟，我不得而知，反正就去串门去了。聊上半天后，他就骑车回学校去了。我当时很希望马老师天天能骑车来姜湾，那样就我们可以坐他的自行车了，但事实上，马老师这样的行为也就两三次而已。但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那样的“学习”前后最多一个月时间，甚至恐怕还不足一个月，我和弟弟也不去了，一则没意思，二则天越来越冷了，我们也不愿去了。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经历的那段特殊的小学学习生活，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月，一个字也没学下。唯一的收获是我改了名字。如前所述，我本叫周玉明，可有一天，外婆来我家串门，问我学了啥，我说啥也没学。又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周玉明。外婆听了后说，好是好，就是与舅舅的名字重了，重在“明”字上，要我改名，因为有讲究，晚辈与长辈的名字不能重。于是，我后来到学校请老师改名，老师想了想说，现在“忠”字盛行，到处都是“忠”字，大家都在忠于毛主席，干脆就叫周玉忠吧！我当然只有听从的份儿了，老师说啥就是啥，况且我也知道“忠”字当时很红，学校墙上、村里、家里墙上、门上到处都是忠字，甚至在我们村对面的山坡上，受父亲的指派，哥哥和忠智表哥用铁锹铲出了一个大大的忠字，十分醒目。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很好，很响亮。“忠”字就“忠”字吧！首先，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其次，还可以激励自己做一个忠诚的人！蛮好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字了。2020年7月我走下讲坛时，从事高等教育整整40年，心里感慨系之：我还是一个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人！
此后一直到1969年春季，学校开始全面复课了，我和弟弟又去读书。入学时，我编在三年级，弟弟在一年级。这意味着我跳过了一、二年级，直接读三年级。语文课，没学过拼音，其直接后果是我拼音不会，四声把握不准，普通话说不好，严重影响了我后来学习、工作中的口头表达。一位曾经是我的学生、后来在学院又同为同事的老师曾不无遗憾地说：“周老师啥都好！就是普通话说得不够好！” 算术课，加减乘除没系统学过，三年级一入学，就讲四则混合运算，大家都不会算。老师不得不补课。这也影响了我对数学的兴趣，有畏难情绪。尽管这样，大家还得往下学，老师也只能这样编班教。二百户小学是个四年制小学，当时没四年级学生，我们三年级是最高年级。记得当时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上课时老师先给一年级学生教几个字或一道算术题，然后让他们出去到院子里写去，然后教二年级，再让他们出去，最后才给我们三年级讲课，先是数学，然后是语文。讲完后，我们开始写作业，老师就到院子里检查一、二年级学生的作业。那时候，小学生每人一个电池棒（从旧电池里拆下来的），在校园地面上划一块儿大方格，权当练习本用电池棒把作业写在方格内。写完后，老师来挨着检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或罚站。检查结束，大家用脚底踩擦掉，然后去玩。老师不用批改作业，学生不用交书面作业，一切都在大地上。因地制宜，省事、省钱、方便。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当时的老师，记得刚开学时是一个叫王登文的老师，中等个儿，白白胖胖。时间不长就调走了，影响不深。接替者叫张宗仁，是固原师范毕业分来的年轻老师，是北山上人，戴一顶当时十分流行的黄军帽，衣着朴素。我三、四年级都是张老师教的，所以印象深刻。那时张老师刚毕业从教，踌躇满志，干劲十足。据说，他的父亲曾是一位不错的私塾老先生，张老师子承父业，想必也要像父亲那样做个好老师。所以，他教书很严格，很认真，很负责，是我敬重的小学老师之一。但我们都怕他。大概是年轻的缘故吧，看到学生学习不努力或作业不认真、差错多，张老师恨铁不成钢，就着急，一着急就动怒，一动怒，就不免处罚学生。除了罚站、罚打扫卫生等常规手法外，张老师还有一招就是揪耳朵、掴巴掌。比如，叫学生到黑板上写字或算题，对做错题的同学，张老师是揪着耳朵让站在一旁观看其他同学是怎么做的；对纯粹不会做题的同学，他左手揪住耳朵往前一扯，右手会在在其伸长的脖子上掴一巴掌，这时学生手摸着脖子乖乖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下一步的发落。哪天若看到这一幕，大家都吓得面面相觑，低头不语，怕自己也叫到黑板上去做题。我算是幸运的，很少被点名到黑板前做题，有时叫上去，也都能做对。所以，两年当中没被揪过耳朵、掴过巴掌。但有一件事让我愧疚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难受程度不比挨一巴掌差。由于一、二年级没上，三年级开学第二周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值得学习的榜样”的作文，我想了半天也不会写。晚上回家后请哥哥写，哥哥看我发愁的样子，就答应了，他略微思考了一会儿，就趴在炕上开始写，时间不长就写好了。哥哥是五年级时辍学的，看来五年级同学还是利害的，不然他怎么一会儿就写好了呢！我一边抄，一边心里这样想。抄好后，第二天交了上去。一周后，张老师讲评时，居然表扬我，说我作文写得不错。我听后羞愧难当，不敢抬头看张老师。自那以后，我上语文课特别专心，课余时间，找些旧报纸看，想尽快学会写作文。可惜，除了课本和偶然捡到一、两张老师扔掉的残缺不全的旧报纸外，再无任何书籍、读物可读。虽然进步慢，但我渐渐也学会了写作文，再不会找人捉刀代笔了。四年级时，我已是班里作文写得比较好的学生了。有趣的是，我竟然开始替别人写作文了。班里有个同学，老愁写作文，有时就央求我替他写。我给他讲了我的故事，建议他自己写，慢慢就会写了。他说他实在不会写，写不好，老师评语不好，回家后父亲看到会挨揍。我和他关系较铁，为了他免揍，也为了练笔，我替他写过两次作文。这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参军了，服役期满后转业到某大城市工作，据说在单位干得很好，是我们小学同学中较有出息的人之一。在社会大学里，他的作文写得不错，完全可以打满分。
小学时期最难忘的、至今让我仍魂牵梦萦的事是发生在上学路上的一些事。姜湾到二百户小学大概有三、四里路程。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沿着红井子河走，二是顺着一条沟地走。总的来说，我们一般走后者比较多，因为河道弯子多，河谷深，路程稍远一点不说，主要是有点怕。一怕河水，尤其是夏季，怕发山洪，再者河湾里常有狼和狐狸出没路，有一次我们就看见一只狼从河道穿越而过；二怕是在河谷一个必经的转弯处，有一面背靠鹰盘山角的红胶泥土悬崖，人每次走过时，上面就会有土块儿哗啦啦地掉下来，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姜湾村仅有七、八户人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上学，很是孤单。所以，我们两走得更多的还是顺着吊沟槽子的小路（所谓吊沟，就是姜湾崖背上有一块大平地，向北走完这块平地后，有一道南北向的沟，沟底较宽较平，一直通到二百户河口，雨水多时，这沟就排洪，里面有三道小拦洪坝；雨水少时，沟里种庄稼，长势很好，基本保收，因为沟地肥沃。沟地中间有一条人行道，宽度不到一米。）首先是因为路程较短，其次是走的人多些，相对安全点。只有在春季，沟里种了庄稼，我们就不能走了，选择走河道。夏天，等庄稼长高了，人们又在沟地上走出一条小道。看来走捷径是人类难易改变的本性。我们也又回到沟地路上走。不管走哪条路，一般都是我走在前，弟弟跟在后，尤其是冬天或大风天，我还可以起到挡风的作用。记得有一次，弟弟的帽子被大风吹跑了，我们俩追了半天才捡回来。有一年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们俩走过沟地里的一块麦地时，突然一条小蛇窜到路边，差点就趴到我的脚上，吓得我往后直趔趄，大喊一声“有蛇！”。弟弟也吓得停在原地。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我们俩捡起土块就往蛇身上砸去，一直砸到看不到小蛇为止，始觉得解了心头的恨气和恐惧感。这条路上，行人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我们俩走。除了可怕的蛇、狼和狐狸外，陪伴我们的还有许多令人喜欢的或令人愉悦的动物或飞禽，诸如路边乱跑的野兔、黄鼠，天上飞的老鹰、鹞子、鸽子、乌鸦、喜鹊、燕子、地地鸟、布谷鸟、麻雀、蜜蜂、蝴蝶等等，它们是我们常见的旅伴，它们的跃动、飞舞和鸣叫给我们寂寞的旅途平添了不少惊喜和快乐。那时生态很好，动、植物与人相处和谐。
另一件忘却不了的事就是跑山水。一到夏季，一旦南边山区下起雷阵雨，红井河里必然会形成山洪，我们那里人称之为山水。所以，只要南边下雷阵雨，我们俩就得赶快往回跑，要赶在山水流到二百户河口之前过了河，否则，若水大的话，就回不了家。老师也知道这个，只要听见打雷下雨，不管放学与否，就让我们赶快回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及时在山洪到来之前跑过河，但有一、两次等我们赶到到河边时，山洪也翻滚着到了我们要越过的河口了，这时我们就得顺着山水流动的方向使劲向前跑，因为山水形成初期流速并不是很快，看起来水头翻卷着从河两岸冲刷下来的草木柴棍、牛羊粪蛋（俗称浪沫）和羊只尸体黑乎乎地滚动向前，像一条黑色的大蟒蛇丝丝地沿着弯曲的河道蜿蜒而来，但它也需要铺平道路：此河是干的，不像长流水河那样通畅，河道里坑坑洼洼坎坎，且弯弯曲曲，水头首先需要灌平河道，才能往前流，所以，山水的峰头响声小，速度稍慢一些。这就是我们敢跑、要跑的原因，全速跑着能超过水头一段距离，估计这距离足以能使我们穿过河时就快速穿过去，结果是气喘吁吁地刚爬上河岸，山水就呼啸着滚滚而过。真是又惊又险啊！这就是跑山水，至今我还常常做梦跑山水，惊醒时一头冷汗。可见那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有一次动作慢了些，等到我们俩跑到河边时，山水已经流过去了，而且水特别大，只好望河兴叹回不了家！于是老师就把我们安排在二百户村一家同学家里去住。虽然有同学相伴，但我们俩从未在别人家过过夜，所以那一夜十分漫长，我几乎没睡着，山洪的波涛声在我耳边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父亲带着干粮来学校看我们，心里觉得宽慰许多。每次发山洪后的一个问题是河里的水要连续流好几天，虽然从第二天开始水就小多了，但河里没桥，需要趟过河去。所以山水未流干的那些天，我们每天早晚过河时，就脱下鞋子夹在腋下，挽起裤腿趟过去。初夏和秋天的早晚，河水冰凉冰凉，刺骨的很！常常趟过河后，冻得直哆嗦。我后来双腿静脉曲张，中医大夫曾说可能受凉水刺激过。我自然联想到这些趟河水的经历。是否有无因果关系，我不确定，但冰冷的河水留下的切肤之感是难以忘怀的。
1970年，二百户大队决定把姜湾村合并到二百户小队。此前，我们村与碱滩口自然村、李汇家川自然村是一个小队，那是两个回民村。经过大半年的准备，那年冬天，姜湾村的七、八户人家都搬迁到了二百户村定居。从内心来讲，大家都不愿搬，故土难离嘛！但这是上面的决定，必须服从。但从上学这个角度讲，我是愿意搬的。由于财力所限，我们家建不起新院子，就选择大队部弃用的四孔箍窑作为家，经过简单修缮就搬进去住了。这四孔窑洞就在二百户小学的前面，与小学仅一墙之隔。听见预备铃响了后去学校都来得及，上学极为方便。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再跑山水、趟河水了，也不再害怕碰上野狼、狐狸及其它大小虫虫了。可惜这样便利的条件，我只享受了两个多月。
1971春季开学，我就转到树台公社小学读五年级了。一想到要去树台完小去读书，我既喜又忧！喜的是那是公社小学，条件好，师资强，且在树台街上，人多热闹。忧的是，由于搬家花销，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的学费没着落；其次，树台离二百户村有五里路，距离更远不说，关键是它位于红井河的下游，在河的北边，同样需要跨过河才能到。这意味着我又要开始跑山洪、趟河水了。开学的前一天，父亲去找队长借钱，队长让到车马店去拿。那时，队里开着一家车马店，西吉、红阳等地的马车需要在这里歇脚过夜，可收些费用，作为队里的副业收入。父亲向店掌柜说明来意，掌柜说昨晚住店人少，只有一元钱的收入。父亲借来给我，是十个揉得皱巴巴的、面额一角的纸币。虽然只有一块钱，但对我来说已足够了（因为费用简单：课本费、铅笔、蘸笔和墨水费，再买几张白纸裁了，自己定作业本）。学费有了，我一下子由满脸旧社会转为解放区的天。第二天踩着春天融化的雪水，高高兴兴地报名去了。
五年级这一年学校抓得很紧，学到了应得的东西，我的学习是轻松愉快的。一共开设四门课：语文、算术、常识和体育。语文老师是靳建军，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家在海原县城，操外地人口音，二十来岁，戴一副好看的圆形眼镜，穿戴前卫、干净，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每周能换一次衣服的老师之一，其他老师大多都是本地人，穿着朴素，有的老师似乎一年四季就穿一套衣服。靳老师不同于其他老师的另一点是他讲普通话，这使得他显得更加洋气。算术老师是朱泉清，本地人，后来推荐上了宁夏大学数学系。常识老师是荆宁华，是树台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年轻漂亮，当然也讲普通话。他父亲好像是南方人，派到树台基层工作，家安在龚湾村，荆老师也就近分到树台小学任教。体育课无固定老师。后来风传靳老师与荆老师恋爱了，我们也认为他们俩很般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谈成。一年后，也就是我们五年级毕业后，靳老师就调回县城去了。树台完小每人教一门课，不像二百户小学一个老师教几个班、数门课，教学效果自然要好多了。我体会到完小跟初小确实不一样。由于以上几位老师教得好，我们班同学也学得刻苦，大家进步很大。我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尤其是语文课，靳老师既是任课老师又是班主任，所以同学们投入的时间更多些，成绩更明显。我的语文学得好，钢笔字也写得不错。靳老师很看得起我。记得第一学期快结束时，靳老师一次讲评完作文并对我进行表扬后说，以后语文作业只有我可以用草书写，其他人都必须用楷书或行书写。这个特许是金老师对我的最大褒奖。其实，我的字只不过是写得工整、端庄而已，字体并不怎么好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靳老师写得一手好隶书字，我班有几个同学学得很像，但靳老师也没给他们这样的特许。我心里明白，靳老师知道我的行书已经稳定了，让我写草书也潦草不到哪儿去，可能会写得更活泼潇洒些。这是老师的良苦用心，并不是因为我的字写得有多好。事实上，我的钢笔字到现在也草得不厉害，不会龙飞凤舞。学习上的这些进步和老师的赞许，使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愉快，日子也似乎过得快了。一转眼，五年级的学习结束了。1972年元月，全公社各小学五年级学生参加树台学区小升初统考，我信心满满地上场了。那时不流行张榜公布成绩，只据考分确定录取名单而已。后来听靳老师讲，我考了全学区第一名，我们班同学的成绩整个比较高，都如愿以偿地接到初中录取通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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