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距县城有3华里远，我上小学和简师时，大部分是走读。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觉得时间有些迟，故从家中一路跑到学校，中午大都在学校喝凉水吃干馍。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每顿饭是糜谷面的馓饭、馍馍和煮洋芋，我每天拿些煮熟的洋芋和糜谷面的干饼子。由于离校远，一起床就跑，所以我养成了善于短跑和中长跑的习惯。完小毕业后，由于本地没有中学就去兰州上学，但家里供不起，只有回家务农。1940年，会宁县成立了简师，第一班招生我就报名应试，全县报名的约有200多人，录取仅50人，我以第7名的成绩被简师录取。虽然张榜公布了，但对我来说如同做梦一般。我本来是要失学的，是准备回家务庄稼的，怎还能继续上学？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
会宁简师的创始人，第一位校长是张监渊，系甘肃学院教育系毕业（即兰大前身），是会宁县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8月底开学了，校址设在县城东关一座公地上。因地址太小，后又租借了附近的柳家祠堂，这些地方都很破烂，头一两年师生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整修校园，平整操场，拆迁了一些古庙宇，修建了几座教室。张监渊在开发会宁教育上是有功绩的，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创办了会宁简师。他是一个热爱教育的人，尤其对家乡的教育更为热心。两年后，省上又派陈舜当校长。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到任后四处奔波，将校址由原来的10多亩地扩大到30多亩，拆迁古庙，增修了教室、宿舍，增加班次，加大了招生名额，原来只有四二制的简师班，后又增设了三三制的班，学生由10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陈对当时学生中的民主思想和行为很支持，而且还时时引导，对地方劣绅和赃官的做法则很反对、痛恨，如伪县长王一怒将搜刮来的民财满载而归时，陈鼓动学生进行阻挡。还有痛打欺压百姓的警察和宪兵等，这使地处偏僻山区的会宁学生，在思想上萌发了好学、进取、民主、正义的意识和作风。陈校长还在兰州等地聘请了一批年轻又学得好的教师到会宁任教，所以这是会宁师范比较兴盛的一段时期。当时学习环境好，教师学生都很努力，教学相长，故教风、学风、校风都比较好。
我那时不但爱学习，而且各样功课也名列前茅，同时也热爱体育运动，因此每年县上、学校开运动会时我都参加。我参加的项目除篮球、排球外，还参加100米、200米及400米接力赛，还有跳高、跳远等项目，每次都能得奖。记得我的百米成绩最高是12秒，跳远为6米，跳高为1.6米，这个成绩虽不那么好，也居中上吧。由于我自幼爱好体育运动，身体素质好，各种运动我都喜欢参加，如三大球、短跑、中跑、跳高、跳远、单、双杠、跳箱、木马、铅球、铁饼等都能来两下子，所以在后来的教学中，我还担任过体育教师和训练过篮、排球队的工作，并在学校及全县的体育活动中比较活跃。1944年毕业实习时，我在县城3所完小都实习过，我代的课程也较为广泛，除代主课语文、算术、史、地外，体育、音乐等课我也代，因而博得了实习学校师生们的好评。实习结束后，县城两所完小的校长都预约我毕业后到他们学校任教。
那年夏天，我从会宁简师毕业后，按规定得服务两年才能改升中师，但我考虑到服务两年学业就会荒废，加之以我每况愈下的家庭状况，恐怕拖两年再没有学习机会了，便决定先到兰州看看情况。
到兰州后，因经济困难无钱住旅社，便在一个穷亲戚邢祯家的三四个平方米的小灶房内安了张小床住，白天做饭，晚上支床睡觉。这个亲戚是我哥的连襟弟弟，我称他“邢家哥”。邢家哥患精神分裂症，靠妻，一个农村妇女洗衣服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过了不久，我虽没有“暂缓服务证”，但兰州师范允许以毕业证明书为凭报考，后被兰州师范录取在社会教育科上学，我是四二制的简师毕业，插到三三制的高师班二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原来的同学，我们新来的有十几个，全班只有50多人。这个班课程设置比较多，除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外，还开设了许多专业课，如成人心理学、社会教育学、教育行政，还有电话教育、民众教育、大众图书等课，门类较多，知识广泛，尤其对我上过简师的人来说，很有裨益。我在简师学过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学，在中师学成人心理学、教育行政等，就觉得学的广、深、活，对以后工作很有好处。
在兰州上学这段生活确实艰苦，我考兰师的原因，一则我系四二制简师毕业，还得上两年中师，就完成了师范的学历；二则我的家庭生活困难，普通中学我上不起，因师范每月补助４斗２升小麦（折合38斤面粉），我再从家里背上点炒面，就能维持下去。
刚到兰州的头一年，和五六个会宁的同学在我邢家哥家搭火吃饭，我们交面粉和钱，邢祯妻做饭，这样邢家哥一家5口人也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一年后，我又和两三个同学自己起灶做饭吃。一下课就得抢水（学校的马车从黄河拉来的水）做饭，因水有限，抢不到水这顿饭就做不成了。光靠学校每月发的38斤面粉显然是不够吃的。我大哥赶着牲口，从会宁到兰州来往跑脚，从会宁驮上些清油到兰州出卖，然后再驮上阿干镇的焦炭或瓷缸盆运到会宁卖出，有时还从家里给我捎点炒面来。大哥在兰州把清油出售后，我当晚就到他住的客店里，将盛油的羊皮胎倒挂起来，给我滴上一半斤未倒净的清油，以维持我一段时间的生活所需。当时我虽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却碰上了一个好心肠并乐于助人的会宁同学何谧，他家生活比较好，每当我没钱给学校交费用时，他总是替我交上，有时我不知道他已经替我交了，等大哥来兰给我钱后，我才还他。经常他给我交的钱多，硬叫我少还给他。好几次还带我到饭馆吃饭，“下馆子”改善伙食。由于有何谧的慷慨解囊和帮助，我才能在兰师顺利完成两年中师阶段的学业。后来，正是我的这位同学朋友——何谧，成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我在兰州上学期间，得了两种病，一是胃扩胀病，二是怕冷的病。第一种病与自己做饭吃有关，因为自己做的饭有时做多了吃不完，既无处存放，又舍不得倒掉就使劲吃，肚皮撑得很胀；有时饭少了又吃不饱，饿着肚子。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留下了胃扩胀的病根子。第二种怕冷的病，实际上是冻下的病。我刚到兰州的那一年，冬季特别寒冷，黄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家住在庙滩子、盐场堡一带的人，可以从结冻的“冰桥”上往城里走。数九寒天，我衣单被薄，除一件棉裤外，上身仅穿几件单衣，加之宿舍又未生火，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大伙就往一块挤。记得为了御寒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被子上，甚至连一双毛袜子也压在身上。
直到古历11月底我大哥来兰时，他看见我冻得浑身发抖，不忍心就把他穿的一件皮袄从身上脱下来给我穿上。
我是含着眼泪穿上这件皮袄的，我身上暖和了，但大哥又冻得瑟瑟发抖。这件事令我一生难以忘怀。这件老羊皮袄既救了我，也害了我，以后每到九、十月天气一冷，就得穿上这件老羊皮袄，二、三月天气还不敢脱下。皮袄穿得过早，将自己本身抗寒的火气拔完了不耐寒，经常怕冻。
可以说这两种病是旧社会给我留下的疾病，也是换取知识争得生存权的代价，使我对旧社会更加深恶痛绝，对贫寒人更加同情怜悯。
1945年，甘肃遭受了旱灾，我暑假回家路过榆中、定西、会宁等地时看到骄阳似火，赤地千里，农民没有收成，人心惶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当然要考虑全家18口人的生计，无法顾及我在兰州求学，提出叫我退学，找个小学教师当，一则不花钱，二则还会有点收入，可以养家度荒。正在这时我的大姑母来我家，她家住会宁县北乡，家境比较殷实，她不忍心叫我辍学，半途而废，便将她平时积蓄的15个大洋借给父亲，以资度荒，这样才使我最终完成了兰师的学业。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兰州到定西虽然通汽车，但没有班车，有钱的学生多出几个钱可以搭乘私商拉货的车，名曰“钓黄鱼”，乘座半天车的钱，就要花掉1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会宁的学生大部分家里穷，都是自己步行，背上小包袱，手拄一根木棍，从兰州到会宁一般得走4天。从兰州起身，多时都在下午，早上考完试，开过放学典礼，头一天走得晚，晚上一般住榆中的金家崖或夏官营，第二站一般住定西的井家泉或秤钩驿，第三站住定西的青岚山，第4天才能到家。一路跋涉，翻山越岭，经常是两脚磨起血泡，腿也走肿了。我小时候有过坚持跑步上学的锻炼，所以比别的同学还好一些，常帮他们背行李。有一次回家，我和来兰贩牛的西河湾赵有忠同行。他比我大10来岁，与我大哥相熟，约我同他一起走，一路上很照顾我。我们共走了3天，头一天下午出城到榆中的接驾嘴，比以前要走得多；第二天我们一直走到定西县响河沟的安家坡，走了165华里，创下了我一天走路的最高记录。那一次可把我走垮了，进店后连饭都不想吃，倒头便睡。就这样每天早起程晚进店，两头不见太阳，第3天就到了会宁家中。
1946年春，我从兰师快毕业了，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当时虽然人才缺乏，但国民党的裙带关系很严重，一般学生毕业即是失业。那时兰州毕业的学生有两个去向，一少部分留兰州市当小学教师，大部分人则要回本县当教师。一些学得好的到中学当教师，学得一般的分到县城或较大集镇的完小当校长或教导主任，当时中学教师待遇高于小学教师，大家都争到中学任教。那时外县中学缺的教师大都为中文、英语、数学、理化，还特别缺音、体、美教师，所以外县各中学的校长都向兰师招聘教师。1946年夏，我从兰师毕业了，经校长李行之介绍应聘到宁县中学当教师。
由会宁简师到兰州师范的这一段时期，我既经受了生活的磨炼，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丰富了我立身处世的知识，确立了我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如何走路，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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