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过后，高岔的人口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的“小高峰”。
到了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时期，村里人口已达到了250人左右，户数约50户。
这一数字恐怕最终将成为高岔这一狭小自然村落，在未来历史长河中无法逾越的一个“人口基数”高峰。
文革结束后，原有的以公社为主体的生产机制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实行“联产承包”。
高岔生产队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将原有的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三，即分为上队、中队和下队三个生产集体，全村土地也一分为三。
到了1980年，三个小队又开始解散，全部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和工具等全部重新划分到社员手中。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生活模式又一次回归。
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商品经济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高岔的经济发展迅速进入了一个快车期，尤其是在1983年和1984两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增加，家家在当年能吃饱的前提下存有了余粮，有的人家储存的粮食可以吃好几年。用当时老百姓调侃的话说:“再遇上两个六零年也不怕”。人们原有的以吃杂粮为主、喝稀饭的艰苦生活，逐渐被以吃白面为主、有肉有菜的温饱型生活替换。
可以说，“饥寒交迫”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个时期逐渐被高岔人所“遗弃”。村里再也听不见小孩喊大人、大人喊小孩回家“喝汤”的吆喝声了。
由“喝汤”到“吃饭”，这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后来虽然离开了这个地方，但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听说村中有常年“挨饿”的人家。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有限的资源供给和人口增长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
全村的土地资源没有增加，传统的耕作模式没有改变，粮食单产也没有大幅增加，而人口却逐渐逼近300人大关，整整比解放时期的80人多了200多人。
前面已述，高岔全村可耕种地约2000亩，在不歉不丰的年成，所种作物的平均亩产也达不到100斤（当时小麦为主产，产量相对较高，莜麦、糜子、谷子等产量最低，估计只有几十斤），就算是有100斤，那么算这样一笔账，全村2000亩地，扣除种植胡麻、苜蓿、草谷等饲料等占有的土地外，可种植用于吃饭的土地约1500亩，一年的产出就是15万斤粮食（这已经很理想化了）。而一个人以每天消耗1斤粮食来估算，一年消耗365斤，全村300号人年消耗粮食至少也得11万斤。当然这还不算用于羊牲口、猪、鸡的饲料消耗。可以看出，就算是遇上一个较好的年份，人们在当年温饱的前提下也只有能预留一个季度的存粮。
为了扩大粮食生产，也为了防患于未然，人们纷纷开垦荒山，一时间，村里面所有的山坡只要人能站住的地方都被挖成了地，种植一些秋田作物或草谷。
有限的资源和人口增长矛盾的第二个最大集中点是用水问题。
当年，高岔在“井滩”位置，有前人及后人们相继挖掘出的上十口水井，其中：用于人吃的甜水井5口，用于养牲口饮用的苦水井也有5口，一直以来，基本可以满足全村人畜用水需求。
但是到了这个年代，渐渐地，人们感觉，水却越来越紧张。主要原因除人口增加外，更主要的是牲畜数量的急剧增加。家家都养牲畜（马、骡、驴、牛），平均每家约1.5头。高峰时期，全村的大型牲畜数量约有六七十头，羊估计也不下一两百只，猪也是至少一家一头。
曾几何时，每一个日升、日落时节，全村所有人家所养牲口陆陆续续被驱赶着来到“井滩”，甚至于周边如阳屲村的人们都来到高岔取水和饮羊牲口。一时间，井滩上驴欢马叫，人声鼎沸，尘土飞扬，伴着家家户户升起的袅袅炊烟，久久回旋在村落上空，在晚霞和暮色的映衬下，形成一道美丽的田园风景画面。其壮观场面决不亚于千年以前“走马坪”的那段辉煌历史。
也曾几何时，遇上干旱年成，地下水位下降，井里少水。这时候便出现了全村人排队等水的境况，有的人甚至下到井底“刮水”（我曾经也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日里夜里，坚守在井边、或直接下到井底（从井中挖井时留下的台阶上下，其实是最危险的，稍有不慎，失足掉下去则性命难保），等待着井底那如同“打点滴”般渗出的一滴滴生命之水。
在家乡附近地域的七邻八村，由于上天没有赐予他们地下水，遇上干旱的年成，窖水早已用完，于是也纷纷赶来高岔讨水，或肩挑，或车拉，更加剧了全村人用水的压力（高岔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水窖，用水都依赖于这几口井）。
繁华背后总落寞，一枯一荣天安排。
今天的高岔，这片曾经吹奏生命笙歌、热闹非凡的“井滩”，已是荒草疯长之地，曾经的喧嚣和期待的眼神都变成了一株株杂草，滩荒井废，繁华落幕。
多年来，我每每回老家一次，都会静静凝视这块弹丸之地，且每每都会有种黯然伤神的感觉。
我曾想，没有了井，缺少了那甘甜水汁的喂养，高岔的灵魂则黯淡无光。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高家岔之所以为高家岔，就是因为它有甘醇的水资源。否则，千年以来的那些文明何以生根？不仅如此，冥冥之中我还感觉，这甘醇的井水，不仅在过去给祖祖辈辈的人们带来智慧和灵气，更是照亮后人们世代生存、充满睿智、铿锵前行的一盏心灯，人们没有理由让它荒废。
这里，我再次强调，从现代健康卫生的角度讲，井水，质好于窖水。合理开发饮用脚下的井水资源利在当下，功在千秋。
（高岔井滩位置——图为废弃的枯井。王子平拍摄于2016年初夏）
回到前文。高岔牲口的急剧增加，不仅是消耗了水资源，还有柴、草资源。要养活如此众多的羊牲口，必须要有众多的草料，仅仅靠每个家庭种植苜蓿和草谷之类的，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于是人们又纷纷抽出劳力到处铲草。
到了矛盾最为集中的80年代早期，漫山遍野已经没有了可以作为柴、草的可用资源，不管是夏天的绿色植被还是冬天的枯柴枯草。这一点我最有体会，曾经我背着一个背篼，整整一个上午，转遍了高岔大半个山头，也难以铲满一背篼草。
地下长的植被没有了，动物也不见了，飞鸟销声匿迹，小时候曾经见过的狼、狐狸、野兔、嘠拉鸡（土语，野山鸡）、喜鹊、乌鸦、扑鸽（土语，应该是野灰鸽子）、烂磨（土语，形体最大的一种老鹰）、黄贝（土语，鹰类的一种）、布谷鸟等等都不见了踪影，甚至一时间连燕子、麻雀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取而代之的是，蛤蛤（土语，读ha ha）和黄鼠却泛滥成灾，专门啃咬庄稼、破坏植被，有些地里被折腾得千疮百孔。
以上情景，回头想起，有太多的无奈，也有太多的酸楚。
痛则思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口迁出或外流，通过减少人口的办法来缓解资源供给压力。
于是，高岔新一轮人口迁出高潮又一次到来，到了90年代初期，村中有一部分人已陆续迁往外地。
可以看出，后来几十年中，高岔在没有迁进一户人家的同时，有12户、约60口人迁往外地（不包括上学户口迁移和常年在外打工人员）。
往后，随着高考升学迁出、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高岔的人口逐年呈现下降态势。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外流现象更为严重。近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回一次高岔，但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受，最多的感受是，往日生机勃勃的喧嚣不再，绿满田野的景色不再，人声喧哗、驴欢马叫的场面不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激情日子不再。
荒芜的田地，丛生的杂草，遍布原野，连同村中剩下的那一个个老弱病残的躯体，正如李清照笔下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仍固守着一份执着，在年复一年中演绎生命的存在和期待。
在一个远方游子的心里，我多么希望它充满生机和活力，就算天荒地老，也希望它千年不老。也不要说在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即便到了后人的后人，还有人能够知道这里是一个曾经梦幻般的家园，知道他虽没有楼兰古城那么有名，但仍有人把它装在心里，就算游走在高楼大厦的繁华都市，回望的一瞬，高岔便在，乡土乡音便在——
不在乎，它乡江水泛舟绿几许，只怀念高原冷月照几春。
不在乎，窗外茶肥蕉瘦群争艳，只迷恋荒塬无垠尘飞扬。
（村中秋田成熟的谷子，马燕宁拍摄于2014年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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