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的青铜兵器，到汉代终于衰亡。出土数量大不如前的汉代铜兵器，往往表现出仪饰化的倾向，特别是诸侯王等高级贵族墓中的出土物，如：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器物坑中出土的一对铜戈，带有金质的鸳鸯形龠和金樽；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戈，带有银质的兽身鸟尾形龠；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剑，配有玉质剑具，同墓出土的铜匕首，刃部鎏金，柄部有复杂的镂空花纹；河北定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剑，剑柄饰蟠龙纹，等等。
这些脱离实战而仪饰化的趋势，是铜兵器衰落的一个表现。
汉代青铜剑
中国青铜兵器的尾声，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箭镞的铜、铁更代，明显落后于其他锋刃器，如剑、矛、戟、铍等，其过程也不是由铜鏃直接进到铁镞，而是经历了铁链铜镞的中间形式，即箭的锋部仍以铜铸，装杆的铤部则用铁制。铁铤铜镞在战国晚期已经流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数量超过了同遗址中出土的铜镞，这说明其时燕国可能已由主要使用铜镞过渡到主要使用铁铤铜镞。汉初箭镞还是以铁镞和铜镞为多。
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候墓，墓主据分析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他死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该墓中出土35件镞，26件为铁铤铜镞，9件为铜镞。入葬于文景时期（具体下葬时间为公元前175～前154年）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箭镞则多为铜。
铁铤铜镞
这种情况在武帝时期有了变化。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共出土箭镞441件，其中铁铤铜镞70件，铁镞371件，铁镞已占多数。此后铁镞愈益盛行，但铁铤铜镞并未很快衰亡，直至新莽时期，仍有较多使用。
萧何所建、一直沿用到王莽末年毁于兵火的汉长安城武库，其7号遗址的发掘中出土铜镞100余件(（绝大多数是铁铤铜镞）、铁镞1000余件。较之武帝时期，铁镞更盛，但铁铤铜镞也还有相当数量。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了东汉。
汉代较多使用铁铤铜镞的情况，在西北关塞遗址中出土的汉简上也有反映。这些简牍有许多是兵器档案性质的文书，上面往往登记了箭镞的质料，而所标记的质料，据今所见，全为铜质，如：“蛮矢铜鍭”、“稾矢铜鍭”、“稾蛮矢铜鍭”“陷坚羊头铜鍭”，等等。所谓“铜鍭”，实指铜铸镞锋，主要应为铁铤铜镞。
铁铤铜镞之所以流行了较长时间，当是因为铜铸镞锋有其优越性：一是便于批量生产，具有高度的规范性，这一点优于用钢铁锻制镞锋。汉代仍然流行三翼镞和三棱镞（时人称之为“羊头镞＂），其三翼形或三棱形的镞锋，尤其不适于锻造。二是质量较好，这一点优于用铁铸造镞锋。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人们宁可仍用较昂贵的青铜铸造镞锋，而用较廉价的铁制作镞铤，以节省铜材，降低费用。
铁铤铜镞
在汉代及以后，弩机仍然一直用青铜铸造。两汉和魏晋时期的弩机，发现甚多，只见有极少数铁制品，以及一些铜弩机的键或用铁制作。这是因为弩机对部件的强度和精密度要求较高，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只能用铜铸来解决。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青铜兵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铜仍然是武器装备制造中解决特殊问题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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