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记载，克里特的米诺斯是爱琴海地区第一个组建了海军并获得海上霸权的君主，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殖民和打击海盗的行动。除了这类过于久远（如果米诺斯之后还有类似的统治者）的事情以外，希罗多德的记载中还有提及关于建立海洋帝国的后续描述。希罗多德认为，波律克拉铁斯是第一个试图获得海洋帝国霸权的人，还有一个海权时代属于埃吉那。
在雅典获取海权的过程里，甚至到雅典海上帝国遭受失败和覆灭以后，对于雅典海权的非难性论调一直没有停止过。
塔索斯的斯特辛布罗特的小册子《论地米斯托克利、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写于公元前430年之后）实际上是对雅典海权的一种非难，并认为地米斯托克利腐化了雅典人民、伪色诺芬所写的《雅典政制》则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内容，他认定了雅典海权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此他还细致地讲述海权对于雅典建立和维护一个庞大的帝国相对于陆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具体说来就是海权能够使他们在组织军事战役、限制敌人贸易和交流往来甚至结盟这些方面拥有更快的行动效率。
最重要的是，伪色诺芬知道海权意味着财富，而财富容易造就民主制；作者明显是一个悲观的寡头主义者，尽管瞧不起雅典民主制，但承认它的稳定性和力量，虽然作者说出的远比他想到的要少，但是很明显，他并不相信海权能与正派的统治相一致。
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伯里克利的最后一次演说明显是在为雅典帝国做辩护，而其史书的导论部分更是贯穿了对雅典帝国的辩护。
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个人立场不同。但是对海权的怀疑和责难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从很久以前，人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海权是某种恶，它将颠覆道德，滋生懒惰、无节制、贪婪和不正义，反观陆权，它则提倡纪律和培育美德。
希腊人由于各种原因对海洋进行探索和征服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一部分后果是海盗和劫掠行为猖獗，这不得不说是给海权蒙上阴影的重要原因。
《泛雅典娜集会辞》对此有更具体的描述：“陆权被有序、节制、纪律以及诸如此类的品质所培育;海权则不受这些品质影响，而是由以下因素所增强：造船的技艺，那些能够划船的人和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的财产并习惯于从其他的财产中获得生计的人。”
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在同意海权所带来的种种恶的前提下，明确指出了不能忽视雅典作为一个海滨城市而天生具备的经济军事优势。这一论调虽然没有否定对雅典海权本质的谴责，但却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一般海权的意义所在。
如此多的希腊政治思想质疑和谴责海权，原因并不难懂，这不过是根深蒂固的农本主义反对工商业和反民主的思想在作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还受到了古希腊典型的个人史诗观念的影响，而可以实现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德行的舞台，只有陆战。
从个人具体分析的角度上来说，现代著名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认为，大部分历史学家由于对海洋没有特别的偏好和兴趣，而且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实际上对海洋是没有深刻认识的。“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
虽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从更为细致的军事角度来论述海权的作用，但是从马汉的著作中，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到一个明显的结论，那便是使用和控制海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毫无疑问都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雅典发展海上势力的目标上来看，他们开始所期望的仅仅是解决公民的生存问题，从耕地不足到抵抗外来入侵，发展到击败海上主要强敌埃吉那获取北爱琴海地区的主导地位，最终竟然实现了成就爱琴海霸主的海上帝国身份。
获得这一巨大荣耀并非是雅典人从最初开始便已经有所预谋并为之而奋斗的，恰恰是向海上发展这一决策冥冥中使他们跟帝国命运交织到一起，如果要对这种所谓的“巧合”进行解释，其根源不外乎是在雅典远超于其他希腊城邦的海洋意识之上的。
海洋意识这一概念指的并不是对舰船的操控水平，造船的技术或者进行海上活动的时间，在这些方面，科林斯、埃吉那等国显然是比雅典要更强的。海洋意识大致包括三层含义：海洋领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国防意识。这种认识上的差距是雅典作为海上势力的落后者最终能够成就霸权和科林斯等原本的领先者只能屈居其下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所经历的由强转衰的历史也是最好的例证。当西方的近代海洋意识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之时，中国的明王朝却开始闭关锁国，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巧并不逊色于西方，但是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和封建统治的愚昧决策使这些技术无法转化成生产力。
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代中央或地方的当政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从海上取得过重大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强烈的海洋经略意识，也就不可能对海上势力的作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文明到后来之所以丧失了长久以来所保持的对西方文明的生产力优势，主要原因便在于海洋意识的欠缺。
[美]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唐藕《试论雅典海上势力的媒起》
徐跃勤《雅典海上帝国研究》
徐松岩《关于希腊罗马海上势力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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