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代
文/朱金林
近来，“反对歺桌浪费，节约粮食为荣”的口号成了媒体热词，也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引发全民关注。
是不是又要闹起久违的“粮荒”？我的心情有点忐忑不安，毕竟今年全球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南方又遇洪灾。又因为，我和许多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一样，正在上学长身体时，遇上了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滋味刻骨铭心，不堪回首，至今未忘。真所谓，不经历过战争，不知什么叫炮火连天；不经历新冠疫情，不知什么叫共患国难；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不知道粮食之珍贵！
三年自然灾害是1959年一1961年期间发生的。这期间，我正读小学二年级—四年级。懂事了，这期间难忘的事都记得很牢。
在以后看到的文章和影视剧中得知，那些年为了与全国人民共度饥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带头减少口粮定量，不吃肉和蛋，节省下来还苏联的债。中央领导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了。
那时，渔沟镇上有一个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从业人员群体。他们既不属纯粹的农村户口，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城镇户口。他们的购粮本牛皮纸的封面上明确印有“农村缺粮户粮油供应本”的字样，真是一个具有特色的购粮本啊！街上人对这个与“农村”二字挂钩的本子十分不满，这还算不算城镇户口？我的理解应该不算，仅是农村缺粮户而已。文化革命时，街上的造反派组织，造县委的反，要求为恢复正宗的城镇户口，街道的墙上还贴有醒目的大标语。当然，这是后话。
凭这个购粮本，可以从渔沟粮站买回原粮，供应的品种有小麦、玉米、高粱、山芋干、山芋（5斤山芋折算成一斤粮），偶尔也配供少量的米和面粉。
这点数量不多的月定量，如若敞开肚皮吃，顶多能撑半个月，因为，肚子里没油水，大人小孩的食量更大。那年头，小孩能喝七、八碗稀饭，最多的喝11碗。小肚子鼓鼓的，像个盆子盖在肚子上。这一点也不稀奇，我见过，我那时就特别能吃。
为了让一个月的定量粮能将就到月底，做饭时，父亲会拿盘秤称一下下锅的粮。母亲一见他拿秤，就跟父亲急。因为在母亲的心中，让孩子吃饱是第一要务，粮食不够再想办法，怎么也不能让孩子饿着。
粮食不够一家人吃怎么办？母亲心急如焚。买黑市粮，贵得的惊人，买不起；自力更生吧，无土地；靠亲友接济，家家都难，不是长久之计。这个时候的街上的缺粮户真切感到还不如农民呢，他们不管怎么说，家中有自留地，再加上生产队分粮，日子比他们好过一些。为了度饥荒，街上人把活下去的希望还是寄托在镇周边的农田里，在收获季节，去田里拾庄稼，聊补无粮之炊。
那时，学校到农忙时都会放农忙假。麦口和秋收时各放一次。这两个假，我一天也没闲着，甚至农忙假结束了，我还跟着母亲在田里拾庄稼呢。四年级时，旷课太多了，以至于期终考试数学不及格，要补考，害得我一个暑假心神不宁。在饥荒的年头，人们首先顾的是肚皮和生存，远大前程的事情靠边站喽！
整个麦收季节，一天也不敢耽误拾麦穗的事。大麦成熟了就去拾大麦。用大麦面做“六月六”的炒面是最好吃的。而后孔麦（音）成热了，就去拾孔麦。最后成熟的是小麦，这是捡拾的重点，更得起早贪黑的干，因为只要去，每天都有收获，有了收获，家中缺粮的困难就会减轻一分。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什么早当家？是艰苦生活逼着他们早熟、早当家的。
那时，我与大地贴得很近，我闻着手里麦穗的麦香味，也闻到了脚下泥土的香味，眼睛盯着脚前并向远处环视，心中怀着一种最容易满足的愿望，去寻找我心中的麦穗，越多越好啊！我的小小的身影天天出现在麦田里，时而捡麦穗，时而用耙子搂麦草，捡拾在篮子里篓子里的粮食和草都是家里急需的，是十分宝贵的。烈日晒红了我稚嫩的小脸，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襟，不觉得苦和累，当背着麦穗和麦草满载而归时，不经意间还流露出一自豪感和成就感。
捡回的麦穗经过捶打扬净后，就可拐成糊，做稀饭或糊塌饼吃。那个新麦做的糊塌饼，香香的、甜甜的，精拽拽的十分好吃，至今还在回味呢。
家中有个黑坛子，能盛几十斤麦子。辛辛苦苦拾回的麦子不能全吃了，还得留点过年磨成面粉蒸馍头用。过年，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嘛。人们在困境中，并没有绝望，对未来仍然充满着美好的期待，这也就是人生吧！
秋天，田野里金黄片片，这美丽的景色，会把生活装扮得更加芳香滋润。但在那个年月，在街上“缺粮户”的眼中，是一个能有收获能解困的新期待。
秋收季节，去拾稻子和山芋是一年之中拾庄稼的重头戏，机不可失。去拾山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种山芋的地方最多的是渔沟东边的河塘、前进、芦花等大队。那时，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眯着一双惺忪的眼睛，迷迷瞪瞪扛着工具，挎着篮子跟着母亲和邻居叽叽喳喳的出东门，越过淮沭河，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田间小路上。那个滋味不是唱的校园歌曲《走在乡间小路上》那么浪漫幸福。我们走的是令人苦涩又有点希望的乡间小路。这几个大队离镇子较远，熟人不多。看青的人都是凶巴巴的，对违规的人不是砸篮子就是没收工具，大家都不像拾麦子那么放肆，因为麦田离镇子很近，彼此都是熟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得去就行了。
拾山芋是个力气活，得用小门凿钓或豆扒子刨土，才能把遗弃在土里山芋刨出来。运气好的话，一天也能搞个二三十斤。用白布袋一装，摸着黑扛回家，虽累，但心情是愉快的。有时，也拾不了多少，拾得少的时候，回家心情就不那么好了，埋怨农民把地收拾的太干净了。不过，只要下了大力气，也还是有所收获。隔壁的桂林妈特别能吃苦。她在田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战法，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整体推进。她奋起手中的工具，如同开垦荒地一样前进。此种办法，果然有成效。但是一般妇女和孩子哪有她那股劲头呢？大家都佩服她真能干啊！
1961年秋天，我母亲怀着身孕挺着肚子带我们拾山芋一幕，令我永远难忘。她这副模样出现在拾山芋的大军中，引来大家唏嘘与同情。只因家里太难了，稍好一点，母亲也不会如此拼命的。在以后的兄妹相聚时，大家谈起母亲当年为了我们能吃饱饭，不挨饿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时，我们都潸然泪下。她把一家人活下去的责任全揽在身上，这就是伟大而崇高的母爱啊！
母亲是个明事理、讲面子的人。当年这群“缺粮户”们到田里去拾庄稼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特别是受那些凶巴巴的看青人粗暴的呵斥、漫骂与驱赶，令人觉得脸上无光，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厚着脸皮，忍着一口气。记得街上有一邻居，一天早晨在山芋地偷刨几个山芋被发现。看山芋的猛追，那位邻居吓得撒腿狂奔。我母亲亲眼所见，觉得为了几个山芋，人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因而，家里生话再难也不让一家之主的父亲出去干这个事。
拾山芋最难忘的场景是发生在渔沟中学西边的那块地里。一天下午，山芋地“放门”了，本来到这里拾山芋的人就相当多了。这时，从渔中涌出几百名师生也加入这支庞大的队伍之中，他们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来了。整个山芋地几乎被黑压压一片的人群站满了，刚收完的山芋地似乎被众人又重新翻了一遍。到底是渔中的师生，他们调侃道：“这哪里是拾山芋，完全是一次支农翻地活动啊。”七十年代，我们部队在汉口空军一个机场边上开荒种粮。在收山芋的时候，地边上也是围着许多缺粮的武汉市民。看此情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那时，战士45斤定量还不够，还得开荒种粮种菜养猪，何况老百姓呢？我们这些当兵的不对他们吼叫，赶紧地把山芋装进袋子弄走，留点让他进来拾吧，他们也不容易呀。
为了多拾点山芋，投靠周边的亲友也是一种办法。渔沟北边的王二爷一家，与我们家是世交。我和母亲曾去王家那个生产队拾过山芋，中午就在他家吃饭。所谓饭，就是烀一锅山芋，熬一锅有咸味的白菜汤。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舅妈家的娘家在渔沟东边，为了避免天天来回跑，我和母亲还住那里几天，有亲朋的关照，收获还是比较好的。
饥荒年月，仅靠两季到田里拾点庄稼能够缓解一下困难。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时，父亲在食品厂工作，想法买点豆渣回来当饭吃。买山芋、胡萝卜切片晒干以备冬春食用。我和大哥在粮站后边的坡地上开一块菜地，紧挨着汪边，放学回来就去浇水，白菜长势喜人。吃不完的白菜就晒成干菜，留着下在稀饭锅里捞捞。
不管怎么难，家中是要养头小猪的。这头猪长肥了，卖了就是我们兄妹几个一年的学费。放学后，妹妹们就提着篮子到处去挑野菜喂猪。酒厂的酒糟比较便宜，买回来和野菜、麦麸子掺合给猪吃。我记得有一年家中在夜里偷偷请人杀了一头近百斤的猪腌了起来，让全家人的菜里能见到点肉。
舅舅那个时候在三树供销社下面的经销点工作。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从他那买点食用油和其它计划物资比较方便一点。星期六下午，一般都是我背几个空油瓶去舅舅那个经销店。他为我弄点好吃的，第二下午，我就背上几瓶油回家。舅舅知道我父母营养不良，父亲全身浮肿，差点送命。母亲在汪边洗衣时，两眼发黑，晕倒在汪边，被邻居发现拉起来。他尽力帮我们家一把，舅舅的恩情也是我们永世不忘的。
这样的苦日子熬到了1962年有了转机。渔沟食品厂因无食品可做，关门了。“一大二公”的政策有了松动。有好手艺的父亲回家单干，全家的日子日渐好转。
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慌；三天不吃软叮当；七天不吃见阎王。大凡从饥饿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
作者简介：朱金林，江苏淮阴人，现年70岁，现居住在杭州。做过知青，是一名退伍军人，对部队生活情有独钟。喜欢写作，当兵期间就经常写作报道连里的先进事迹；现在经常写一些见闻，体会，感想等，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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