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开始，孙吴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孙权以建业为治所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建业为秣陵”（《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而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到黄龙元年(229年)的九年时间则治武昌。从黄龙元年秋九月起，孙吴定都建业，孙皓曾短暂还都武昌。

究竟是定都武昌还是建业在孙吴集团内历来难取得一致，诸葛恪也曾有迁都武昌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注引《吴录》云：“诸葛恪有迁都武昌意，西起武昌宫……”）。，这实际上是由二者在长江防线上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逆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武昌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但荆州并非江东豪族利益所在，随着孙刘联盟的修复，来自上游的威胁有所减轻，为了团结豪族地主，更好的“限江自保”，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

同时“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知略者任将，常使有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命陆逊以上大将军辅佐太子登留守武昌。陆逊至死一直总领武昌军务，“赤乌七年(年)，代顾雍为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后又有诸葛恪、吕岱、腾牧等先后镇守武昌。孙权还在武昌设武昌督，孙亮时又分为武昌左部督和武昌右部督，各领重兵。蜀亡之后，晋军随时可顺江东下，故孙皓有迁都武昌之举，试图以倾国之力，阻晋军东下。

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孙吴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孙吴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在武昌“作甘水城，轻舰数千”（《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除了建业和濡须驻有大量水军外，还在牛渚对岸作横江坞，停屯水师船舰。同时，“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于吴郡南沙”（《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瘐阐《扬都赋》注）。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

蜀于公元263年亡，魏军(后为晋军)随时都有可能顺江东下，而消极、保守的孙吴士族集团“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迁都武昌，从而把全国的军事重心移到长江防线的上游以阻晋军东下。及陆抗亡，巴蜀水师已成气候，晋军于是兵分五路取吴。其中进展最为顺利的是王氵睿所率巴蜀水师，其沿江东下，使东吴长江防线如同虚设，“地利”的优势也不复存在，故能势如破竹，而最先到达建业，受孙皓之降。孙吴终不能凭借其长江防线而“自保”，诚如陆机所议，此乃“用之者失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