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南岳第钦赐的隐士，即为道士。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能在各个皇帝前都能站稳脚跟？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利用各种手段与皇帝打交道。
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他深“有功归上”之道，于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时期任职，在朝野中很有影响。有人会问，唐代中后期，已远不如贞观年间昌盛，各种宦官和外戚掌控政权，李泌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独善其身的？李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智慧地周旋。
中国人的进退观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视名利如浮云，既能保全自身，又能适时成就大业，何等潇洒。
古人讲进退，是指做官还是退隐的问题，这是古人的进退观，正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最高明的智者会在出世和入世间进退自如，不受名利的束缚，既能全身，又能成就大业。李泌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李泌小时候就有“神童”之称，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后来，他与当时还是太子的肃宗相识。到安史之乱时，肃宗面对强大的叛军，很想找些心腹来帮忙，于是他请来了隐居的李泌。
说起来，唐朝没有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灰飞烟灭，一方面多亏了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的浴血奋战、殊死报唐，另一方面也多亏了李泌那条“山人妙计”。
唐德宗时，李泌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族出于对他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联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过羞辱，对回纥怀有深仇大恨，因此决不会同意联姻。
这让李泌不禁陷入了纠结之中。正巧此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军马，当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唐德宗急得团团转。
精明的李泌突然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对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1倍！”德宗忙问什么主张，可李泌却卖了个关子，拐弯抹角地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已从人，我才敢说。”
德宗的好奇心已经被彻底吊了起来，着急地说:“你怎么对我还不放心！有什么主张就快快说吧！”
这时候，李泌才缓缓说道:“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
李泌的提议，当即被德宗否定了。德宗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别的什么主张我都能接受，但是回纥这事，我死都不会同意！”
德宗的这个态度，正在李泌的预料之内。他明白，好记仇的德宗皇帝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如果操之过急、言之过激，不只办不成事情，还会招致皇帝的反感，给自己带来祸殃。
想到这里，李泌换了另一种方式，以渗透的办法来引导德宗。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多达15次的陈述利害，才将德宗皇帝说通。随后，李泌又出面做回纥族首领的工作，使他们答应了唐朝的5条要求，并对唐朝皇帝称儿称臣。
这样一来，德宗既摆脱了困境，又挽回了面子，因此十分高兴。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终于得到和解，这完全是由李泌历经艰苦，一手促成的。唐德宗不解地问李泌:“回纥人为什么这样听你的话？”
李泌是一个极富政治经验的人，他对自已只字不提，只是恭敬地说:“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严，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听了这样的话，德宗能不高兴，能不对李泌更加宠信吗？
历史上，因为太过自满而被皇帝排挤甚至杀头的大臣还在少数吗？例如韩信，再如许攸，这些居功自傲的大臣，很少可以善终！
李泌身为一名道家学者，一直实践着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入自由。在他的仕途中，至少有三次主动离开权利中心以求自保。
李泌第一次选择远离仕途是在唐玄宗时期。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官供奉”。然而，他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李泌干脆辞官而去，遁入名山之中修身养性。
第二次辞官，大约是在肃宗至德末乾元初。当时，李泌是肃宗灵武的心腹，一直陪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率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
李泌第三次选择离开政界，是在代宗大历年间。那时候，代宗非常欣赏李泌，因此刚一登基，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强迫他吃肉，还为他娶士族卢氏之女为妻。
不过，当时的权相元载却与李泌关系不佳，总认为李泌不愿意依附自己。于是，元载总想找机会整治李泌。后来，李泌知道了此事，于是再次离开京城，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李泌这么做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离开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试想，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
李泌的智慧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退让。但仅凭“让功”和“该隐则两点，就足以保证他在朝廷中高枕无忧。他就像一只聪明的狐狸，无论大王是虎还是狼，都会有相应的方法去调整、去适应。这份智慧，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也只有李泌等少数人，才能在勾心斗角的官场数十年独善其身而不倒！
李泌一生，身经四朝，于安史之乱等危难之时，他鼎力相助，以大智慧定策平贼，居功甚伟。四朝皇帝都对他恩宠有加，奉为师友，亲密至极，是名副其实的“帝王之师”。李泌如果想要一般人梦里也想的高官厚禄，那简直是唾手可得。但他却身在朝堂，心在山川天下稍有安定，就退步抽身，远走隐退。正所谓“大隐隐于朝”，李泌实在是深得道家精髓的绝世高人。
李泌四隐四仕，能够顺其自然，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身养性，无论“行”还是“藏”都过得十分充实，平静处世。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于今人的意义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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