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知识界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
「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
（Better be wrong with Sartre than right with Aron.）
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法国轰轰烈烈的运动——「五月风暴」。
哲学家萨特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一度成为全社会攻击的对象。
雷蒙·阿隆，20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代表作有《历史哲学导论》《社会学主要思潮》《知识分子的鸦片》等。除了书斋中的研究工作，他还为《费加罗报》撰写大量社会评论文章，以其自由主义倾向和对法国左翼思潮的批判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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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几乎带着讽刺与嘲笑看着这样一场闹剧，这让当时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工人和学生深恶痛绝。
另一边，阿隆也批判政府的行径，这让政府和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也将他看成是敌人。
时隔多年，阿隆已被证明是当时几乎唯一还有理性的知识分子。但在1968年，他被所有人围攻和讨伐。
也许，从未有知识分子像阿隆这样孤独。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说，阿隆是那个时代法国所有重量级思想家里，唯一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
这个评价虽是赞誉，却也透着悲哀。
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不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吗？
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清醒，社会将病成什么样呢？
还有，一个时代只有一个知识分子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是不是太少了呢？
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太了解知识分子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可以为权力和金钱而出卖良知和常识；
他们可以随随便便说出「牺牲十亿人」、「死4000人等于没死人」的话；
他们可以视恐怖分子为「侠客」；
即便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常常或莽撞，或幼稚，或怯懦，或自负。
清醒与睿智，从来都是稀缺的。
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可遇而不可求。在任何社会，他很可能都注定是孤独的。
早在1955年，阿隆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在书中，他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流行病，认为他们都在吸食精神鸦片。这鸦片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宗教，而恰恰是马克思本身。
《知识分子的鸦片》
作者：雷蒙·阿隆
译者：吕一民、顾杭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
阿隆说，法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试图认真解释世界，也不打算认真改造世界，他们只是抨击世界，谈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
他们拿着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观点歪曲现实，并把自己草草付梓的理论当作是未来世界的说明书。
他剑锋直指萨特和波伏娃，批评他们完全混淆了理论与现实，只要和他们理论相符合的社会事件，即便有再多的污点，他们也熟视无睹。以至于1+1=2，2+2=4这样公认的事实，最后竟变成了需要争辩的话题。
他深知，知识分子不理性将是社会最大的灾难。
然而，就在阿隆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后的十三年，「五月风暴」到来了。
一切又原封不动地重演一遍。
彼时，在遥远的东方和美国都发生了一系列狂热事件，这种狂热的潮流借由越南战争等事件席卷世界。
作为全世界左派核心阵地、拥有两百年革命历史的法国，对这一潮流完全没有抵抗力。
1963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游行，当时美国正处于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中，民权运动要求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其中伴随着女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运动的兴起。同一时期，美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开始表达对越南战争的反感。继右翼思潮麦卡锡主义之后，美国全社会在60年代经历了左翼思潮崛起。民权运动于1968年走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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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几件孤立的冲突事件，仅仅两个月就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并持续了七周。
法国的年轻人不满戴高乐的保守倾向，加上大学扩招使工作机会减少，他们于是借越战等理由走上街头。这些年轻人有工人，有市民，而大部分还是学生。
他们没有统一诉求，全都在这个宣泄的过程中看到了某种自己想要追求和实现的改变。
「五月风暴」中学生与警察的对峙场景。图片来源：radio-canada.ca
知识分子在其中大谈自己的理念，将这件事当做一个全面改造的契机。
福柯听说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后，马上回到巴黎，他在其中看到了人们试图挣脱「微观权力」的束缚。
萨特强调这次事件是一个「行动」，越是没有目标，越符合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他完全把这件事想象成了自己哲学观点的现实演习，自己也成了戏中人。
1968年5月，萨特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场面。图片来源：marcriboud
于是，左翼知识分子极力用东方正在发生的革命来比喻法国。人们叫喊着各种口号，学生则将第三世界领袖人物的画像举过头顶，念着那些遥远丛林中游击队员奉行的指示。大革命时期的事件被视为灯塔，巴黎公社被一遍遍地呼唤。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要实现什么，运动充斥着口号，却没有纲领。同样，没人知道运动会以什么方式收场，会具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阿隆在《费加罗报》撰写的一系列冷静文章成了「反动」思想。
他批判这场运动的荒诞，认为这只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心理剧」，而「一旦狂欢演变成了无政府」，则「马上会变得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秩序都更无可容忍」。
阿隆说，「五月风暴」不是法国革命历史的顶点，而是这一传统最后的苟延残喘，是一场革命哑剧。
事实证明，阿隆是对的。「五月风暴」到后来完全失控了，狂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开始要求戴高乐下台，而戴高乐匆忙逃离总统府并带回了军队。学生和工人造成的混乱反而使戴高乐政府受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一切回归正常。
阿隆却因为他的清醒得罪了整个社会。他因指责戴高乐政府忽略现实问题而得罪了右翼，又因指责知识分子和学生被冲昏头脑而得罪了左翼。
历史学家和记者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这样描述阿隆当时的处境：
「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这还是轻的。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
法国知识分子远远没有从热忱中清醒过来，比起阿隆，他们更需要鸦片。
阿隆有的，只是孤独。
1968年，不是阿隆唯一一次陷入孤独，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展现出惊人的理性和准确的判断。
早在1931年，阿隆26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德国正处于「深渊之侧」。而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还满足于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暂的安宁，对德国问题置若罔闻。
对于法国人的状态，阿隆虽然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
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与希特勒的会面，当时英国和法国都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德国以制衡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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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阿隆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法国应回到政治现实主义。可当时的他人微言轻，没有人关注他在说什么，甚至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知识分子也无动于衷。
之后的事情，无需多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成了德国的占领区。阿隆也逃离法国来到英国，加入反纳粹阵营。
也是在19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正在将苏联视为新世界，他们认可俄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对否认一切传统观念的未来主义笑脸相迎。
图为俄国的未来主义诗人团体，中间的就是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1909年兴起于意大利，后传入俄罗斯，未来主义者歌颂工业的力量，厌恶过去的文化，主张消灭以前的艺术，否定博物馆的价值。俄国诗人当时声称要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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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1935年在高尔基的邀请下前往苏联，认为苏联「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五年前的纪德（Andre Gide），也对苏联充满好感。
后来，阿隆的好友萨特在1954年访问了苏联，并发表了后来被他自己认为是「撒谎」的演讲。
法国知识界，几乎只有阿隆对此冷眼旁观，辛辣地评论道：
「可惊复可笑，欧洲左翼为他的上帝充当金字塔建筑工人。」
在阿隆眼中，知识分子们的热忱只是由自身的「天真烂漫」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促成的投怀送抱。
1954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发生激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FLN）在阿尔及利亚发起游击战，萨特为民族解放阵线击节叫好，恨不能参与其中。戴高乐则表示反对，立场强硬。
之后的几年中，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幕幕惨剧，冲突的各方不断升级，酷刑成批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当时反抗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解放军士兵。在1945年塞提夫发生屠杀惨案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升温，法国对运动的压制也相应升温，造成数次悲剧，从1954年到1962年，数以万计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士兵和平民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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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隆早就看出，法国卷入阿尔及利亚独立，得不偿失，这对于法国社会本身未尝是好事。
阿隆不反对法国拥有殖民地，但他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看到的是，法国已经没有能力维持局面，除非依靠暴力手段。
或者，法国可以选择将阿尔及利亚提升到和本土一样的生活水平上来，但这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而且本国人和殖民地居民可能都不会满意，最后费力不讨好。
此外，阿尔及利亚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最终总会独立。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一股支流。
而且，从长远利益上看，比起爆发战争来说，法国大度地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代价更小。
萨特和阿隆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阿隆的论点不是来自哲学意义或是道德价值，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把握。
萨特歌颂革命，革命在道德上天然正确，所以他可以痛斥纳粹的集中营，却对古拉格发生的事充耳不闻。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痛斥法国的殖民主义和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迫害，但对于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士兵的酷刑、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互相伤害却视而不见。
在阿隆看来，萨特选择相信自己的理论，选择相信头脑中的世界，却不愿回到现实，回到常识。他们的关系也因价值观差异而破裂多年。
因为站在高高的道德堡垒上，萨特从不用为自己的错误道歉，而阿隆却常常因为自己的清醒和现实感遭受指责。人们总是错误地理解阿隆，只是用冷血来指责他。
30年代，阿隆在纳粹和苏联的问题上与法国知识界渐行渐远；
50年代，阿尔及利亚让他与同行分道扬镳；
60年代，他因「五月风暴」遭到全社会的「流放」。
在国外，他早就得到了应有的敬仰，英美世界尊敬他、赞赏他。在萨特访问中国、苏联和古巴，试图为理论找到现实镜像的时候，阿隆却与基辛格、戴高乐、尼赫鲁和朴正熙谈论现实，自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
到了70年代末，所有法国人都反应过来，阿隆是对的。现实从来都是阿隆描述的样子，而法国一次次把他忘记了。
于是，80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对阿隆的认识来了一次180度的大翻转：他成了法国的良心，成为了真正的智者。
阿隆早年在全球各地都很受欢迎，唯独在祖国遭到冷遇，直到晚年这种情况才发生扭转。图片来源：Le Figaro
阿隆有幸活得足够长，在70岁以后看到了这一转变，接受了法国民众发自内心的敬仰。
今天看来，阿隆不啻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
不论他被围攻，还是被推崇，都源于他的清醒与睿智。但又有谁知道，他为自己的特别付出了怎样的孤独。
阿隆年轻时本来顺风顺水。
他出生于巴黎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一个踏实工作的律师。
在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后，阿隆结识了萨特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波伏娃当时也选了巴黎高师的课程，而福柯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年后会成为他们的校友。
阿隆（第一排右一）和萨特（第一排右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合影中。图片来源：lecafuron.fr
在一批将来会名震世界的优秀青年中，阿隆无疑是最优秀的那位。
23岁时，他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同样的考试，萨特没有通过。
不论学校中的内容，课外内容还是体育运动，阿隆从来是同窗眼中的榜样。
在课外，他博览群书，钻研康德、马克思、胡塞尔的著作。实际上，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后来所推崇的存在主义，正是阿隆推荐给他们的：阿隆的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说左右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方向。
和当时的法国学生一样，阿隆一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阿隆的眼界决定了他没有像其他同龄人那样极端和偏执。他在德国哲学上下了大功夫，也遍览英美思想和文化，尤其对法国思想史有独到见解。
这些思考使他产生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主要体现在他23岁时写成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中。
这篇论文的特点是很少使用术语，用最清晰的语言切中当时法国历史学的要害。在20世纪初，法国历史学严守历史实证主义，将历史视为某种科学，对德奥历史学的方法论和观念装聋作哑。而年鉴学派这一新生力量更像是另起炉灶，不与历史实证主义正面交锋。
唯有阿隆，试图用历史实证主义自身的武器打败它，并开出一条新路。
阿隆首先否认人完全独立于历史，可以像科学看待培养皿里的细菌那样观察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人们参与其中，再从中建构出来的。他并不认为，历史观就是某个阶层或环境能够简单决定的，真相在于人的选择，而不在于他所属的群体单位。
在阿隆看来，对历史的终极认识既不可能，也不可靠。人本质上是历史的局内人，不可能从外部掌握历史，正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己。
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不用努力寻求真相；相反，人要寻求理性，寻求真相，但不是寻求一劳永逸的一元论答案。理性和智识从来是帮助我们以多元的视角触摸历史，让人从中选择一个更优选项。
在此之后，阿隆说，选择一种认识的同时就是在选择一种责任。人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他认为合理的答案，但一旦付之行动，就要肩负责任。
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一部分。
正是这样的观念，或者说选择，让阿隆一生努力追求一种平衡：对理论和现实的平衡，对历史和当下的平衡，对理性和道德的平衡。
他从没有停止探索真相，从没有依靠一个自认为成熟的理论去寻求改造社会。正因如此，他的选择总是小心翼翼，因此丧失了一种自信地建构能力，而这正是萨特的特长。
萨特总是能够迅速写出一部大部头，建造一个理论的宫殿来迎接前来朝圣的青年，《存在与虚无》就是这样一本书。
1979年，74岁的萨特（左）和阿隆（右）与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中）在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发布会上。
图片来源：法新社
而阿隆则略带欣赏的心态看待萨特的成就。他知道自己放弃了这样一种能力，他也知道自己获得了另一种能力。
阿隆的能力在于一种游离于一切，保持理性和审慎的能力。他总能看穿社会的重重迷雾，穿过理论的荆棘。他为《费加罗报》写了4000篇社评和其他文章，涵盖了大量领域和社会事件，他太清楚现实意味着什么。
托尼·朱特说他是「局外的当局者」，这句评价是中肯的。他从不是社会事件的当局者，但也从不是局外人。
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并保持理智。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技术革新和群众狂热的潮流下，这如此简单的事情，却又比登天还难。
于是，阿隆不断从那些同样境遇的前辈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能量。
他钦佩马克思，不是因为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欣赏马克思在19世纪混乱的知识体系面前所展现的雄心勃勃。结果，他成了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最了解马克思的人。
他亲近马克斯·韦伯，因为韦伯认为，知识分子不只是在理解世界，更在于如何在现有环境中进行选择，并肩负责任。
他推崇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当局者，也努力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思考。
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阿隆将他们列为欧洲主要的社会学家行列，就是要告诉人们，社会学传统正是社会中的人对社会的思考与判断。
《社会学主要思潮》
作者：雷蒙·阿隆
译者：葛秉宁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阿隆也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因为后者总能找到现实与观念的平衡点。
阿隆从来都在研究历史、社会与政治，却从来都没有在研究它们。他不相信思想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到社会中，也不认为社会事件可以简单规划进思想的蓝图里。
这样的态度，让他一生保持着独特的智慧。在外人看来，他有时清醒到了无情的地步，有时忧心忡忡又过于杞人忧天，时而是右翼眼中的左翼，时而又是左翼眼中的右翼。
然而，摇摆变化的始终是社会浪潮，而不是阿隆。
托尼·朱特为阿隆立传，副标题就是「理性的报应」。阿隆的理性带来的报应就是孤独。
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写道：
「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随后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
阿隆从始至终都是孤独的。当他晚年收获所有人的敬意时，他同样是孤独的。
因为那些人依旧是「毫无鉴别力」的，他们只是从一种潮流的热忱中走出来，把激情投向了另一边罢了。
他的一生看到太多这样的时刻。
当人们沉溺于绥靖，对纳粹浑然不觉时，人们是盲目的；
当知识分子沉浸于苏联的社会改造时，人们是盲目的；
当人们深陷民族主义热情，发起文化与道德革命时，人们还是盲目的。
他一生小心翼翼地守护理智，就是为了不陷入这种盲目之中。
果然，法国的主权、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阴谋论都无法打动他。甚至作为犹太人的他，连对以色列建国与中东战争也不能让他失去平衡感。
阿隆在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1981年，两位青年学者采访了阿隆，形成了访谈录《介入的旁观者》，也是一次重新认识阿隆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法国乃至全世界出现研究阿隆的热潮，至今不衰。
图片来源：manwithoutqualities.com
社会和人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切选择都并非是简单的善恶选择，阿隆用他的人生与思想告诉人们，人类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实现什么的热情，而是拒绝什么的理性。
就像托尼·朱特写的那样：
「阿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长夜将尽、曙光微露的年头把智慧送抵法国知识分子手中；但是对他的作品及其长期孤独迟到的赞赏，却又模糊了他对法国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他赢了......」
这样评价，并不为过。
每个意图回归理性和良知的地方，都需要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每个丧失这些品质的地方，都缺少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跟着阿隆正确」，但至少应该庆幸曾被阿隆的智慧刺痛过，警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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