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一昼夜间，温度居然能下降十几度。在这个季节里，与人须臾不能离的火，似乎在燃烧中能凸现出别样的意义来，它不仅给了我温暖的感觉，也给了我美好的幻想。
有一年冬天，在农历正月十五前夕，我没有待在省城，而是接受了朋友的建议，选择了去山西左权县看烧旺火。汽车翻过了毫无绿色生机的山脉，又沿着清漳河水库向左权行进，水库里的水结着厚厚的冰，那冰不是平平的镜面模样，而是波浪的形状，仿佛是水面在风吹的流动中突然被魔法所凝固。在太行山的下边，寒冷的气温肆虐在所有的空间，荒凉的原野上，除了零星的车辆外，几乎看不到人的身影。真是寒冷封锁的世界啊。
在接近县城的时候，我的车贴着村庄边而过，土色的房子和院落转着腰身给我看，最亮眼的装饰是家家户户门口贴着的火红春联和一个个塔形的黑亮煤堆。朋友告诉我，那黑亮的煤堆就是晚上将点燃的旺火。不时地有穿着厚厚棉袄棉裤的农民从院门里走将出来，他们的身影在那火红的春联和塔形的黑煤堆间晃动时，我倏然间感受到了火的温暖，尽管我还没有看到跳跃的火。
县城的主要街道上，各家门前都准备有旺火煤堆。煤堆有大有小，大的有三米多高，小的也就一米左右，有的垒成了底小腹大顶部尖的形状，有的垒成底大顶小的塔形，煤塔里面都是空的，且放置了引火的木材。那煤炭都是上好的质地，亮晶晶的，并且被敲打得大致齐整。在县政府、政府招待所和一些大商场的门口，那高高的旺火堆上还披挂上了耀眼的红布，上面写着“旺气冲天”四个大字。山西是煤炭大省，左权也有煤矿，烧旺火的习俗是以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基础的。
晚饭后，天已完全黑了。当我匆忙走到街道上时，方才空荡荡的街上已是人流熙攘了。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火焰，在一个个塔形煤堆上故意留出的孔洞间飘舞出来，夜空和灯光被这火的世界排斥在外，自惭形秽般地暗淡并远遁，寒冷的气流仿佛知趣地悄悄退出这座小城。
人流越来越拥挤，我也没有了目标，只好随着人流流动了。随着越来越近的声响，就像是变魔术一般，从与那些街道连接的小巷中涌出了一队一队的身着火红或金黄色服装的锣鼓队和秧歌队，他们敲着锣鼓，舞着狮子，舞着长龙，扭着秧歌，每到一家临街单位或者商铺的门口，就在铿锵热烈的锣鼓声中，舞动起来。围观的人流之旋涡紧紧密密，尾随着表演的队伍旋转着，流动着，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空隙，就立即扑上去淹没，且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那临街的屋里是早留了人的，他们就势放起了鞭炮和二踢脚，且把早已备好的糖果、花生、瓜子、水果、香烟等倒进了表演队张开的口袋里。遇到大户商场或单位，他们的这些礼物是用麻袋装好的。当地人有个说法，这表演的队伍在谁家门口舞动的时间长，谁家在来年的日子就红火发财，所以就用丰厚的礼物适时地款待这些火神派来的火龙，尽量地让他们在自家门口多舞动一会儿。而那些舞龙或者舞狮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就像是那旺火堆里不安分的火苗，头上冒着热气，从一家家门口一摆尾巴，就跳跃走了。
旺火是越烧越旺，一个个的煤堆被烧成了通红透明的火塔、火树，那火焰往上蹿着，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无数细碎的金黄色的火星像长了翅翼一般向着夜空飞去。正月里的寒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再看看那些舞着跳着扭着的人吧，在无数株火树之间，他们的队形也成了一条条流动的旺火。那些忘记了寒冷的游人呢，被火光映照得通红闪光的面孔，不也是一团团憧憬红火明天的旺火吗！来年的情况是不知道的，也许会比现在更好更旺，或许是个未知数，但他们用这一堆堆旺气冲天的旺火，寄予了自己的希望，驱走了自己的胆怯，烧旺了自己的信心。旺火是他们来年的梦想。
左权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点燃的一堆堆旺火，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寓言，一个冬天里的童话，一个象征。
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在这火的世界里，我也被燃烧成了一堆旺火。既然如此，寒冷还能奈我何！在那个旺火冲天的夜晚，我莫名地想到了未来的许多设想，无疑，那些设想都被旺火烧得跳跃起来，且具有了野性的姿态。
没有想到，我们的艺术家苦苦追求的象征艺术的表现手法，在太行山下的民间，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而又美丽。
辍学之痛
母亲虽已耄耋之年，但身体还算硬朗，自己做饭洗衣服，还能独自走楼梯上下三楼。毕竟年龄不饶人，她的听力日渐下降，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偶尔也会忘记了关水龙头，但令我非常佩服的是，她至今仍然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经典，能够利落地打算盘。有时候说起这一点，她自己都难以置信：“真是奇怪了，后来的多少事都记不清了，可那个时候在女子学校学下的东西永远忘不了。”眼看着她同辈的熟人一个个相继离去，她会感慨地说：“我的身体不错，真得感谢我的小学老师，那时除了上课，就是教我们跑步、唱歌、跳绳，单绳、双绳、盘花、大绳，给身体打下了好基础。”
“功课背完太阳西，手提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先行礼，父母对我笑嘻嘻。”这是20世纪30年代母亲下学回家路上唱的儿歌。多么开心啊！多么无忧无虑?或许连未来的五彩憧憬都还不忍来惊扰她呢。母亲的故乡是河北省武安县，她家是书礼人家。她的大爷是考取过秀才的，后来做了教师；我的姥爷是从家乡考到郑州读大学的。有时候母亲看着我现在家里的书架会说：“我爹家里那时的书比这还要多。”那时候，母亲家乡的女孩子一般是不上学的，可家里非要她去读书。母亲七岁那年进了乡里的女子学校，她的女老师姓李，高挑身材，衣着时髦。母亲说，她们那一带没有见过比李老师更漂亮的。李老师带着学生们去看戏的时候，要求都穿上整洁漂亮的衣服，那在村里或镇上就是一道亮丽风景了，看戏的人们会时不时地扭了头去看李老师。
为了让学生们感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老师带了学生们到农田里干农活，到老师家动手做千人糕，然后再细细品尝。当学生背不出课文时，老师是要罚的，就是拿一板子打手心。有一年我姥姥病逝，母亲悲痛不已，无法专心读书，背不出课文，老师便责打，手心都红肿起来，但不敢哭，只是小手在课桌上不停地摩挲。老师问为何背不出课文，母亲说，亲妈走了，怕有个后妈。李老师便不再罚她，母亲也渐渐地迈过了这道坎，成了一位专心致志的学生。
我姥爷后来远离故乡去闯关东，有时会寄一些东西给老家的亲人。有一天，母亲去学校上课，老师便问：“你哪来的日本衣服呢？”母亲如实回答是父亲从东北寄来的。那一天，李老师将中国东北三省沦陷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学生们听，母亲第一次知道了“亡国奴”这个词的含义。下学之后，母亲跑回家里，脱了日本衣服，将日本书包里的课本也倒出来，高声地对家里人说：“我再也不用日本的东西！”
我姥姥是从魏粟山乡嫁到几里地之外的周庄的。有一天母亲从她姥姥家回到周庄，可到了晚上，就见窗户上晃动着人影，第二天一早就哭闹着要回姥姥家去，我姥姥只得带着她又回到了魏粟山乡。可巧就在那天晚上，日本鬼子包围了周庄，满村的鸡飞狗叫，皮靴踹开了一个个家门，闪着寒光的刺刀抵在了村民的胸前。母亲与姥姥躲过了一劫，事后，当地人都说母亲是个神孩子。
再后来，女子学校关门了，因为漂亮的李老师死了，有人说是被日本鬼子吓死的，也有人说是被日本鬼子给祸害死了。母亲在家大哭。李老师的公公去世那年，学生们还着素衣随了老师在灵堂上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可母亲与她的同学们竟然没能去向心爱的李老师告别。母亲说：“日本鬼子戴着两耳扑拉的帽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行人呜哩哇啦地比画着，刺刀在人胸前戳来戳去。自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了在正规学校读书的机会。”
多年之后，母亲在她姥姥家村外的墓地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坟头。
70多年前，在河北省武安县魏粟山乡女子学校，每当早晨的铃铛摇响之后，李老师就会在教室里点名。今天的母亲，有时候还会按照当年李老师点名的顺序抑扬顿挫地念出学生的名字：“谭唯书、赵荷卿、魏秉清、魏桂清、魏国英、陈金珍……”
那排名第二的便是我的母亲。
人生如戏
我母亲小时候常去她姥姥家，成天围着姥姥姥爷转，对他们格外亲。
母亲已经80多岁了，仍然常常提起自己的姥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她说：“我姥爷念佛，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但从不打骂他们，可是孩子们，包括家里的媳妇们，都非常敬畏他。为什么呢？因为姥爷特别会说话，肚子里有学问。”
母亲说起我太姥爷的故事时，只说一些精彩片段——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家逃难的，七八口子，太姥爷就收留了他们，腾出一座单独旧院，让这家人住下。日后，这家男人就为太姥爷种地、喂牲口、挑水，干些杂活，算是打了长工。
有一年，太姥爷家棉花丰收，自家院子里放不下，就将那人院中的几间闲房也用来放棉花。
一天早上，突然村里有人来悄悄地告诉太姥爷，说那长工在天蒙蒙亮时，驾了牛车，拉了一车棉花去武安城了，就是说那人偷了太姥爷家的棉花去县城卖钱了。太姥爷在好心的告状人面前没动声色。
回到自己家里，太姥爷却对家人说：“还用他们告我，我早就看到了。”
原来太姥爷家房子高大，站在屋顶就能够看到出村的路口及土路，而且顺着弯曲的土路就能一直看到十余里外的武安城。太姥爷有早起的习惯，有时候会上屋顶看看自家的农田。
太姥爷并没有去责难那人，也没有挑破此事，并且还不让家里人去说破。家人们自然不敢去说，但免不了发发牢骚：这一车车地偷下去怎么办呢？
太姥爷说话了：“我不是不管，其实管了也没有用，棉花就在他院子里，你能时时守着？再说，他能偷我们的棉花，也是自有难处，也就偷偷卖个几车，不会多了！”
然而，没过多久，那人又去偷村里别人家的东西时，被抓住了。村里的最高长官保长——即村长亲自坐镇，将那人剥了上衣，吊在树上抽打。保长是闯关东回来的，长得也排场，还说一口东北腔，自然在村里人眼里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太姥爷闻讯赶到现场，拨开看热闹的人群，厉声制止，并从抽打人的手中夺了麻绳。
太姥爷对保长说：“他出了事，你们可以找我说话，为什么吊打人家？”
保长说：“他偷你家的东西，你行善不管；偷别人家的东西，我做保长的不能眼看着不管！”
“你把人给我放下来！”太姥爷指着被吊在树上的人说。
“人犯王法身无主！我还没有罚他呢。”保长毫不相让地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打就不罚，罚则不打！你这又打又罚，叫人家还活不活了！又打又罚还有王法吗？你这是私设公堂。村里说不清，我们到武安城说理去！”太姥爷据理力争。
太姥爷是村里屈指可数的文化人，家里有书房，平日里保长也是敬畏三分的。既然说不过太姥爷，保长也就挥挥手，让打手把那人放了下来，叫太姥爷领回家去了。
自打这次事件之后，那人再没有犯过偷东西的毛病，成了姥爷一家非常信任的本分人。
最近，让我惊讶的是，母亲因家中琐事有些心烦，就又唠叨起她姥爷的故事。她好像将姥爷当成了一面镜子，抑或说当成了她排除烦恼、自我反省的一段《圣经》经典。
这一次，母亲说了一段我从没听过却与上面那段故事密切相关的事——
后来村里人也开始“革命”了。他们将村里有些财产的人吊起来，动用酷刑，用烧红的铁锨在赤裸的身子上烫，逼他们拿出财宝，交代罪恶。村里有些人被打死了。这一次被吊起来的有太姥爷，惨遭毒打。谁也没有想到，太姥爷救过的那个长工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用身体护着太姥爷，不让人们打，还扳着手指头，声泪俱下地一一列举了太姥爷对他的好。
太姥爷被这个曾经的长工竭力担保，从悬吊的房梁上放了下来，免了酷刑，保住了一条性命。
之后，那人开始给太姥爷送饭，一日三餐。这回是太姥爷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母亲小时候是读过私塾的，她念叨这个事，当然不仅仅是觉得有趣，而是饱含了对姥爷的敬佩与深情。她既是在告诫自己，也是在说给我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宽恕与友爱是多么珍贵。
作者简介：谭曙方，出生于太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诗集《黑色畅想》《神话的星空》，散文集《心灵的真相》《孤旅幽思》，长篇纪实文学《飞越太平洋：聚焦西亚斯中美教育合作》《六福客栈》《时代的肖像》等十余部。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得主，曾获诗刊社、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报纸副刊作品研究会等颁发的多种文学奖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