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武》、《三峡好人》、《江湖儿女》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是连贯的，这种连贯不仅仅因为贾樟柯专注于讲述故乡和类似故乡地域的故事，甚至在他电影中主角都有着相同的名字：郭斌、巧巧、韩三明……这种连贯也表现在他电影中不变的精神内核上。
贾樟柯似乎找寻到了一种表达方法，使得他能以独特的视角去关注中国底层群体的生活。
《三峡好人》以修建三峡工程为背景，将镜头对准了拆迁中的小城奉节。
还是贾樟柯关注现实民生的一贯风格，采取了多重叙述视角，分别从普通居民视角、投机商视角、官方视角对事件进行观察，展现出三峡工程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的不同影响。
《三峡好人》的英文翻译是“still life”，静物的意思。
影片开始于一个缓慢移动的长镜头，在三分钟的镜头里，船外是川流不息的长江，船内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镜头扫过人群，他们在嘈杂的环境里自如地打牌、抽烟，最后镜头定格在表情凝重的韩三明身上。他是影片的主要人物，同样也是无数小人物中的一员，观众跟随着韩三明的步伐走入船舱，仿佛感受到了三峡人民离开家乡的情绪，大量长镜头的运用，展示了一种冷静旁观的方式，也将奉节拆迁的状况、韩三明的情绪完美呈现。
那是一座正在消失的城市，因此影片具有更多的纪录性质，影片中的奉节旧城是由奉节、云阳、巫山三座城市接起来的，对曾经在这三座城市生活过的上百万人民来说，《三峡好人》将是他们缅怀故乡时不多的影像资源之一。
船上的是那些因建设三峡而背井离乡的本地人，这样的场景肯定会勾起一些人的回忆，没有丝毫的痕迹，这就是生活。有人说最好的超现实就是现实，平淡叙事。三峡工程是我国一个千秋万代的事业，影响的是整个国家，影响的是十几亿人的生活，是一个举世闻名，载入史册的事情。而在这伟大的背后，有多少人的故事被埋葬，这些故事或悲凉、或凄惨、或心酸。
这些那些的小人物，其实就是中国的大部分人，他们为了活着，体面的活着，建筑了多少房子、制造了多少商品，中国梦不正是这群人所实现的吗，他们把人生中最珍贵的时间拿出来，换取了这些，可是他们自己却买不起房子，子女也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最后还是继承他们打工的事业……
只能说注重民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三峡好人》由两条线索贯穿，第一条是山西煤矿民工韩三明在奉节县城轰隆隆的拆迁背景下，去寻找与他分别十六年的非婚妻子麻幺妹和刚生下来就被带走的女儿，为了能够见到妻女，韩三明决定留在三峡，加入拆迁民工行列；第二条线索是山西护士沈红俩寻找她两年没有回家的丈夫郭斌，她无法联系郭斌，只好去丈夫过去的战友那里寻找，她觉得郭斌可能有了别的女人。
而两条线索以各自故事中的人物串联起来。
在这群普通人中，麻幺妹的经历具有代表性，16年前她在警察的解救下重回故乡，在她心中家乡比任何地方都安稳，所以她还带走了自己的女儿，然而世事难料，如今的奉节已经为划为三峡大坝的库区，一切都在拆毁中……很多人已经无家可归。
麻幺妹带着女儿出走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当韩三明找到她并提出复合的时候，她是同意的，这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折射出的就是边缘人民在时代巨变的影响下所经历的艰难和无奈。
然后镜头跟着沈红的视角，观众看到了另一种人生。
沈红的丈夫代表的商人被称为投机商，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正当经营获取利益，而是利用国家建设三峡工程的机会以损害当地居民利益为代价在谋取暴利，沈红在找寻丈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奢侈的休闲娱乐会所、豪华的酒店、浪漫的临江舞场……
沈红的丈夫郭斌原本也是一位普通的工人阶级，后来攀上了奉节搞拆迁工程的厦门富商丁亚玲，他作为丁亚玲的情人和依附者，郭斌的人物是解决拆迁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和纠纷，换言之就是带领一群小混混以暴力的方式去摆平冲突和矛盾。
除了底层人民和商人视角，电影中还展现了官方视角，在沈红与丈夫分手后乘坐长江客轮走水陆离开奉节时，游轮上播报了一段新闻：“三峡工程的建设是我国几代国家领导人的理想，库区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2006年5月1日这里的水位将增高156.3米，您看到两岸这些小房子届时将全部淹没……”
这段播报，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建设的壮举，国家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着眼于未来的水利效益，这种牺牲无疑是值得的。
失去妻子的人苦苦寻找妻子却空手而归，有妻子的人却有意无意躲着妻子。
人最大的矛盾，就是你想要的，却得不到；能得到的，却不想要。
变迁能够影响人，也能够影响一座城，三峡一代的奉节古城具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广播配合三峡的山河图景拓展着人们的想象空间，李白两千年钱三峡泛舟的场面一下子映入眼帘，与影片中断壁残垣的古城相比，凄凉感油然而生。
社会历史的变迁，导致家园的变迁，然后就是情感的变迁……
社会不断变迁，人的情感世界不断变化，对于永恒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寻找成为现代人的重要课题，对韩三明来说，与麻幺妹复合是他的精神支柱，对于沈红而言，和郭斌的离婚让她精神解脱。电影引发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重新思考，并不断召唤人们去追问自己的人生价值。
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答案：韩三明这样一个没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却保有人性中最本初的一份善良，得知麻幺妹过得不好，即使要承担三万块的“赎身费”也要带麻幺妹走。相比之下，为了利益攀附女商人、逃避对于妻子和家庭应付的责任的郭斌虽权钱在手，也还是一个令人鄙夷之徒。
还是回到那句话：“人在身不由己的变动中该怎么决定自己的命运？”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的电影呈现了与“第五代”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他总是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2006年，贾樟柯凭借影片《三峡好人》一举夺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这也让他成为继张艺谋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导演。
《三峡好人》中呈现了很多工人生活的场景，基本上都是群众，如包纱布、聚众吃饭、打牌等都有台词卡顿，在镜头前表现的不自然，但是他们的情感都十分到位，因为他们不是在表演，那就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比尔·尼克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表示：“纪录电影谈论与真实人物（社会演员）相关的环境或事件，真实人物在故事中以他们原来的面貌向我们现身说法，并对影片中呈现的生活、事件和环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饰演韩三明的演员本身也叫韩三明，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矿工，在影片中他也扮演一位煤矿工人，所以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影片的纪实风格相互协调。用镜头捕捉消逝中的空间，这已是足够伟大的“纪录精神”。贾樟柯这样的叙事风格虽然沉闷，却让人难以忘记。
“中国现在最大的现实主义就是超现实。”——贾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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