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0年,长安使臣携一道神秘诏书飞驰进入忠州(今重庆)地界。因被诬参与谋反,刚贬为忠州刺史的刘晏被唐德宗赐自裁。
这年,刘晏已是66岁的老人,掌握大唐财权16年,经手资财过亿万。让刘晏走向死亡的,是当时理财双璧之一杨炎。
而不久后杨炎的惨死,更让历史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生活于同时代的刘晏和杨炎,是唐朝中期著名的改革家和理财家,两人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恢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晏画像）
刘晏恢复漕运,改善民生,改革盐政,调整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为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既平抑盐价又增加税收。他还创立“常平”法,通过不同区域物资的调运实现“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的构想,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杨炎则提出“两税法”,确立以“资产为宗,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初步实现了古代社会农业税收结构从以人头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以均田制为土地基本制度,税收实行和土地人丁挂钩的“租庸调”制,其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如果人没有了,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安史之乱期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大乱之前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政府管辖人口有5292万。到接近大乱尾声的肃宗乾元三年(760年),所管辖人口仅有1699万,5年之间锐减3600多万。均田制宣告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继续实行。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解决唐朝财政亏空提出来的。
两税法大大便利了政府征税,杜绝了苛捐杂税的泛滥。虽然因为用人失察的缘故,两税法在实行中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税赋。但在中国财政史上,两税法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杨炎画像）
按理说,刘晏和杨炎均是理财高手、帝国柱石,应当惺惺相惜,相互尊重,共谋发展才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两人均自负才高,互不相融,势同水火,最后皆冤死。
两人的交恶,得从宰相元载说起。
元载当宰相后,对年轻才俊杨炎极为看重。后元载因专权获罪,代宗皇帝下旨交由刘晏审讯。刘晏以元载党羽众多不敢专断为由,奏请皇帝集体审讯。皇帝派遣御史大夫李涵等五名官员共审,经审理后元载被诛杀。
作为元载的嫡系,杨炎由吏部侍郎贬为道州司马。杨炎闻听是刘晏主审元载,便将怨气全部撒在了刘晏身上,立誓复仇。
杨炎在地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代宗去世,德宗即位,杨炎时来运转,因他人的举荐由贬官直升为宰相。
杨炎唆使与刘晏有旧怨的庚准,上书诬陷刘晏谋反,奏请德宗将刘晏秘密处死。德宗皇帝看刘晏也很不顺眼，因此刘晏被杀,家属被发配岭南充军,连累者达数十人。
但刘晏历仕四朝,根基尚在，无辜被杀,朝堂非议四起,藩镇节度使也上书问责。杨炎眼见政局不稳,害怕阴谋败露,为求自保便派遣心腹分赴各地,借着宣扬德宗恩泽、慰问前方将士的由头,将刘晏之死的责任全推在皇帝身上。
德宗闻之大怒,进而动了诛杀杨炎的心思。因时机尚未成熟,德宗先迅速提拔杨炎的政敌,在朝堂上处处掣肘杨炎。
诛灭杨炎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杨炎的儿子杨弘业是纨绔子弟,违法乱纪之事颇多。御史中丞严郢立案查办杨弘业时,顺带查出了杨炎违法立家庙的罪状。
杨炎准备修立家庙,将在东都洛阳的私人府邸委托河南尹赵惠伯出售。赵惠伯想拍杨炎马屁,便趁机用府银高价买下,改造为官府办公用地。御史接到密报,探查后认为赵惠伯挪用公款高价买房,属于权力交换,贪赃枉法。德宗倚重的大臣卢杞要构陷杨炎,便力主判杨炎监主自盗,罪当绞刑。
当时又有传言说,杨炎立家庙的地点有帝王之气,杨炎知情不报而要立庙,有谋反之意。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下诏将杨炎直接贬为崖州司马。在距崖州百里地时,又派使者将他赐死。
中唐两位天才理财家,就这样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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