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加雷
图：来自网络
不觉间，想起26多年前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在我20岁以前，从没想过关于生日的话题。究其原由，不仅仅是因为家里穷，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一天出生的，父母也不知道。为此，不懂事的我还经常埋怨大人。母亲每次总是说“那年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谁还记得这个？”
是啊，70年代初的中国农民，谁还有心思去过生日？
20年前的那个夏天，天气像今年一样，异常炎热，秋庄稼是一瓢水一瓢水抗旱种上的。为了积攒我们姊妹几个的学费，年逾花甲的父亲不得不继续外出打工。家里只留下八十岁的爷爷、卧病在床的奶奶、积劳成疾的母亲，还有面临高考的我。
一天早上，我和爷爷正在麦地里栽棉花，母亲已提前一会儿回家做早饭去了。突然间，生产队长带着一位邮递员，风尘仆仆地骑车到我家地头，大老远就高声喊着“三老头，你孙子的信——“大学录取通知书”。爷爷耳背，没听清，我听到了，慢慢直起腰，一手拄着镢头，一手轻轻向上推了推眼镜。
队长一路小跑，车子往地头一扔，也不看脚下的庄稼，边跑边喊“三老头，不用再干了，你孙子考上大学了……”。
爷爷仍然没缓过神来，我快步跟上去，用贴满泥巴的手接过一张牛皮纸信封，还没等我小心翼翼地拆开，队长一把抢过去，“嚓“地撕开，掏出一张盖着大红圆戳的纸，大呼小叫地读起来……
爷爷先是高兴，后又满面愁容。“那得多少钱啊？”这是爷爷最关心的。
“不要钱，一分也不要！这是提前录取的师范生，一分也不要！” 队长满头大汗地，把“一分也不要”重复了好几遍。
我心里说“有啥高兴的？早就知道一分也不要。要钱，我当初就不报考了”。
“三老头，不用干了，赶紧回家享福去吧……”。“好，今们提前收工！”。
等我们爷俩到家时候，母亲还没做好饭。“今们咋回来这么早？”母亲问。
“往后咱不用干活了。”我高兴地说。
“咋啦”？
“我要上大学去啦”。我晃着手中的通知书。
母亲仍然继续擀着面条，笑着说“歇歇吧”。
吃饭时，爷爷提意让我给父亲写封信，告知家里的事。再问一下能不能马上回来。
我则向母亲“郑重”提出，能不能在我上学之前过个生日？
母亲立马同意。一边刷碗一边嘀咕：“生你的时候是热天，比现在晚。棒子快出穗了……差点没要我的命。有你的时候，在棒子地里给生产队割猪草，小肚子就老疼……”。
半月后，父亲回信说窑厂离不开，等收秋才能回来。
父亲不来了，生日还是要过的。怎么个过法？我也不知道。之前自己没过过，也没去别人家过过。管它呢，有蛋糕就算吧？
我找了个所谓的“好日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去粮管所卖了400斤粮食，办了“农转非”粮油关系。回来时拐到集上，买了点肉，还给爷爷捎了一瓶二锅头，又打听了蛋糕房的地点。
当我兴高采烈走进蛋糕店，说明来意后，店主笑道“蛋糕要提前一天订做”。我懵了，这东西还要提前做？正当我进退两难之际，店主提意说“我这里有一份给老年人订做好的，还没写字，不知与你的属相一样不？如果合适，你先拿走，我再重做，人家晚上才用。”
我心头猛然一惊——“老年人的生日”？是啊，这么多年，我只顾唠叨父亲没记住我们的生日，我们何曾在意过父母的生日？从小就因为家境穷困而被“送人”的母亲，又有谁知晓她的生辰？还有爷爷、奶奶，这些出生在兵荒马乱年代里的古稀老人，我们又为他们过了多少次生日？没有，一次也没有！
一时间，我怔怔地楞在那里，就像犯了错的小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一样，不知所措。如果不是店主再次催促我，我真的能愣在那里半个世纪，头脑一片空白。
当店主再次问我写什么字的时候，我答道“就写一个‘寿’字吧”。店主无法理解，我也无语解释。
我不记得那天是怎样把手扶拖拉机开回家的，路上是否遇到熟人，拐弯的时候是否轧到人家的庄稼。心中的惆怅比落榜还难受，半个多月来的喜悦一扫而光。
开饭了，餐桌上多了久违猪肉，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当插满小蜡烛的蛋糕端上饭桌的时候，爷爷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躺在病床上的奶奶，一边咳嗽一边不停地歪着头朝桌上看，母亲也大破天荒地喝了一小杯酒。
我把一小块蛋糕放在爷爷的碗里，爷爷用结满老蚕的手颤抖地托着筷子，慢慢把蛋糕送到嘴里，仔细地品尝着。我问爷爷“好不好吃？”，爷爷笑着说了两个字——甜的。
当“甜的”这两个字，从爷爷满口老牙的花白胡子嘴里流出来时候，我眼圈里噙了一路的泪水再也憋不住了，我悄悄转身走出屋子，来到压水井前，用凉水冲了把脸……
一个月后，奶奶“走”了。
又过了一周，我把母亲带给在医院上班的二姐，安排好住院，就去大学报到了。
…………………………
那是我平生过的第一个生日；也是老人们的第一次；更是爷爷和奶奶终生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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