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景点多。什么皇城相府、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壶口瀑布、云冈石窟等等，都是人们旅游的好去处。而作为4A级景区的昔阳县的大寨，也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在我看来，至少和我这般年龄的“50后”人，不管从事何等职业，对于大寨，对于大寨的虎头山，无论是到过的，还是没到过的，都不会陌生。大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树起的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大寨的光环曾经光耀中华大地数十年，撒满了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些往日的辉煌，尽管如今已成为历史。
大寨红的发紫的时候我没有去过。那时家里没有电视，对于大寨的了解，只能从广播里听，从报纸上看，从书本上读。大寨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虎头山上那“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的梯田，还有那位头上系着白毛巾，后来成为共和国副总理的大寨的当家人陈永贵的形象了。凭借想象，我还以为大寨离昔阳县城一定很远、很偏僻。谁知，在学大寨的高潮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踏上昔阳这块土地的时候，出县城大约两公里的路程就到了大寨。
这次到大寨来才知道，大寨其实并不大，总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是个拥有两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的小山村。据说当年大寨正红火的时候，才八十来户三百多口人。这里之所以叫大寨，原来与古代战争有关。相传宋元战争时期，宋兵曾在虎头山下安营扎寨，因驻扎在这里的兵多，就叫大寨。而另一个较小的营地则叫小寨。
我是在大寨村头下车的，这里还是大寨镇政府的所在地。紧挨镇政府大院的是大寨宾馆，宾馆大门的一侧，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大寨旅行社。旅行社的门口很热闹，有不少旅游团队在那里联系导游，路边的几棵大柳树下，挤满了歇息的游客。人群中，不时传出南腔北调的声音来，其中也不乏外国人。宾馆对面集市贸易也很红火，商品多为大寨的特产和大寨兴盛时代的书籍与歌曲。看来，大寨的旅游业很是火爆，不知人们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到这里来的。
虎头山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宾馆门前，有一条通往虎头山的路。那路可以通车，是就地取材用岩石铺就的。站在虎头山下，抬眼望去，只见一排排石砌的墙组成了层层梯田，走近再看，又是一片片平整的土地。无须多问，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大寨人的奋斗精神。路上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人最多的地方，要数虎头山的半山腰那段路。因在那里的路两边，有两处可供照相留念的地方：一处是写着“虎头山”三个字的足有一人多高的硕大的巨石，是叶剑英1977年9月题写的；
另有一处建有仿古六角小亭，内置石碑一通，上书“周恩来纪念亭”。想在这里留个影还真不容易。趁等候照相的工夫，导游告诉我：“现在每年来大寨旅游的人逐年增多，最多时年接待量甚至超过200万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虎头山，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想当年虎头山上以种粮为主，前些年因退耕还林，加上要发展旅游业，村里700多亩土地，有一半都栽上了树，虎头山已变成花果山了。”我朝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林木茂盛，郁郁葱葱。大约等了半个小时，总算照了一张像。这时导游问我：“你知道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吗？”我说：“听说过。”导游指了指几百米外的一架山说：“那就是。”听了导游的解说，我才知道眼前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和我过去听说的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我的家乡也有沟，也有山梁也有坡，尤其是沟和梁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则互为一体，八个梁之间夹着七道沟，沟和梁连起来就是一面坡了。而那最后一道梁的旁边，就是狼窝掌了。据说那里汛期水大，梯田修了毁，毁了修，我在教科书上读到的《三战狼窝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遥望“七沟八梁一面坡”，依稀可见那里的层层梯田绿油油的，地里的玉米已快成熟了。那里，可以称得上是大寨人的“粮仓”。
站在虎头山上，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陈永贵。当年，他曾“经营”着大寨这方贫瘠的土地，探索着中国农业的大课题，影响着亿万人民跟着奋进；他的探索飞出国门，吸引那么多的国家元首登门求教；他没有文化，却在人民大会堂面对千万听众侃侃而谈……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拿工分的共和国副总理，可谓举世无双。如今，虎头山的半山腰，坐落着他的坟墓。他的骨灰大多已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还有少量埋在那座坟墓里。往事如烟，站在他的坟前，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只见墓碑上刻着他的年龄：1915—1986。从陈永贵的墓地往下看，是一溜青石台阶，终点便是大寨纪念馆，其间矗立着一尊陈永贵的塑像，是用花岗岩雕成的。墓地、塑像、纪念馆，刚好在一条中轴线上。那一溜青石阶梯，共分三个部分，据说也是很有讲究的：一部分是他的年龄；一部分是他在大寨执政的时间；一部分是他在中央执政的时间。一个台阶象征一年，有人说类似南京的中山陵。三部分阶梯，有两部分我没在意，而最后那一截，我数了数正好72级，阶梯的数量与他的年龄相合。也就是说，他享年72岁。走完青石阶梯，经过陈永贵的塑像，就到了大寨纪念馆。不言而喻，那里面记录的、陈列的全是大寨的发展史，尤其是昔日的辉煌。
从大寨纪念馆出来，导游建议我看看陈永贵的旧居。大寨人的住房，是由村里统一规划的，依坡就势而建。咋一看，似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哦，我想起来了，这里有点像延安的杨家岭，底下是窑洞，窑洞顶上是瓦房，一层窑洞一层瓦房，呈阶梯直通山顶。陈永贵旧居在山脚下的最底层，分前后两院。前院是一座瓦房，后院是两孔石砌的窑洞。大寨人如今都搬到村里统一规划的另一处新的楼房住宅区了，陈永贵家也一样，昔日的房子和窑洞也成了游客参观的景点。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每天来到父亲住过的那孔窑洞，说是接待游客，其实是在销售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父亲出版的《陈永贵传》一书。他的字写得漂亮，谁要买书，他就在扉页上题上“参观大寨留念”之类的赠言，以此满足人们对名人及其后代的崇拜。
走出陈永贵旧居，已是中午时分。因我在政协搞文史工作，这次到昔阳来，还有公务活动，因此，昔阳政协的同行们，就在大寨宾馆接待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言谈中得知，这里最初叫大寨接待站。可别小瞧了这个接待站，这里的接待规格，当年丝毫不亚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的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最低档次也是省部级领导，地市以下的领导只能住昔阳县的招待所或在县城周边的农家借居。那时国内外来大寨参观取经的人很多，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7年，共有370多万，高峰期的一天竟达数万人。通往大寨的路上人来人往，万头攒动。大寨的接待站更是繁忙，从早到晚都有人吃饭。无论什么时候，接待站里都能闻出炒菜的味道，听得见炒菜的声音。从1965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访问大寨开始，外国人来了2288批，共134个国家25400多人，其中有22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听着这一串串的数字，我不禁发出感叹：大寨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午宴时喝着电视广告中经常播放的大寨核桃露，我又萌发了一种想法：探访大寨人的内心世界。午后，在大寨村委办公的院内参观，我碰到了几位大寨老人。与他们交谈时，他们虽然说不出今日大寨的产值、人均收入之类的枯燥数字，但是谈到大寨当年的荣誉，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这种荣誉的光环突然淡去消逝的岁月，大寨人也有感到无奈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寨人外出，在火车站候车、在旅社住宿，就不敢说自己是大寨人，生怕受到白眼或生出是非来。不过谈到当年的战天斗地，他们却绘声绘色。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即使当时干得很苦的时候，心中也涌起一丝甜蜜。现在，老人们每月都可以领到养老金。所忧虑的是，土地比以前少了，年轻人却不肯种地，好在村里的土地仍是集体种。如今的大寨，村里办有多家企业；当年栽的果树，已成为经济来源的一部分；旅游收入也逐年增多；有许多走在发展前列的民营企业，没有忘记大寨，也向他们伸出了协作之手；发达地区常有企业家上门跟他们探讨合作问题。大寨人的想法很多，也想得很远。
告别大寨之时，望着虎头山，我想：今天的大寨人，尽管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但他们的创业精神犹在，他们是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凭借优势谋发展，他们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的起跑线上出发，在奔小康的路上崛起，在乡村振兴中发展壮大。
姚景强， 1955年3月生，河南省济源市人。现居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兼搞文学创作。曾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和《人民工兵》杂志、《奔流》杂志、《湖北日报》《牡丹》杂志《济源日报》《济源文学》以及香港《文学月报》《百姓作家》《深圳文学》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曾任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焦作工人报》特约记者、《济源日报》社记者、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现为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牵头主编正式出版《卢仝文化研究》《文脉思礼》两部著作，著有《文脉履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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