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寨张氏传世碑帖——《琅华馆帖》的前世与今生

金门寨张氏传世碑帖

——《琅华馆帖》的前世与今生

洛宁县姓氏文化研究会张泽武

序言

《琅华馆帖》有什么样的前世和今生，本文站在另一个角度为你解读《琅华馆帖》的神秘面目。我身为德里张氏二十一世传人，出生于南学院，成长于金门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石，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那里有张氏家庙，南学院，先祖张论、张鼎延故居，那东客厅、西客厅、张鼎延书斋、花园内出土的《琅华馆帖》，先祖乘风归去，碑帖依然犹存。金门寨历经沧桑，风雨飘摇，寨墙巍峨，街巷悠长。我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故土情有独钟。长期以来我热衷于张氏文化，专注于《琅华馆帖》的探讨和研究，《琅华馆帖》做为金门寨张氏文化的产物和文字载体，数十年来，我对《琅华馆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度关注有关《琅华馆帖》的各种信息，经常反复查阅有关明清及现代文献，剖析《琅华馆帖》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探讨《琅华馆帖》的本质，探寻张鼎延刊刻《琅华馆帖》的初衷，现将《琅华馆帖》做全面的考查，谨将搜集到的有关情况加以考证整理，便于研究洛宁文化、张家文化、关注王铎书法艺术和《琅华馆帖》碑帖的人士了解真实的《琅华馆帖》，还原一段尘封的历史。本篇分为八个章节：

（一）《琅华馆帖》碑帖出土经过；

（二）《琅华馆帖》的作者及其内容；

（三）琅华馆究竟在哪里？

（四）《琅华馆帖》命名之由来；

（五）《琅华馆帖》的镌刻时间和地点；

（六）关于洛宁《琅华馆帖》碑帖卷数的考证；

（七）《琅华馆帖》专集刊刻本及传世拓片；

（八）张鼎延刻制《琅华馆帖》的真正初衷；

（九）《琅华馆帖》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琅华馆帖》碑帖出土经过

王铎《琅华馆帖》

《琅华馆帖》出土处就在金门寨。提起《琅华馆帖》，不能不从张家父子说起。张氏世居德里村，传至明末，张论、张鼎延父子为避兵修筑金门寨，即今新寨村，张氏家族经营数十年，举族迁居于此，聚族于此。其家族和家庙及其故居，俱在金门寨。

《洛宁县志》记载：“《琅华馆帖》石刻1958年从陈吴乡寨根村张鼎延别墅中掘出汉白玉条石帖刻12方。......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与姻亲张鼎延往来书信和互相唱和之作，系张氏家藏《琅华馆帖》刻石。”

《洛阳市志文物志》记载：“《琅华馆帖》为王铎和张鼎延、张璿等人所书。清顺治八年（1651年）张翱镌刻。1958年洛宁县新寨村出土。”

自明末以来，新寨村为张氏家族聚族而居之地，是张论、张鼎延父子故居之所在，新寨村西头就是张论二弟唐山县知县张讲后裔的世居地。四门张讲后裔二十世张振海、张振中（又名张文学）兄弟居住在张鼎延别墅西院过厅，先人相传这里是张鼎延的书斋。

1958年冬陈吴公社寨根大队新寨村张振中在过厅房子东侧五米许挖地基盖房时，当挖到二尺深时，发现地下有一层青砖券顶，村民起开青砖后，发现地下有青砖砌成方池一个，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琅华馆帖》出土处，《琅华馆帖》从此被发现。这个地下方池里面整齐侧置汉白玉碑石十二方。《琅华馆帖》出土时碑石表面漆黑光亮，字迹洁白，晶莹可人，碑石的侧面纹理清晰如新。全帖刻石精细，石面完好如新，如新镌一般，这就是张氏家藏《琅华馆帖》刻石，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及其姻亲张鼎延所书，是王铎书法中的珍品。《琅华馆帖》碑石为长方体，长0.62—0.98米，宽0.30米，厚0.12米。碑帖侧置于2.5m见方，深0.7m的砖砌方池内，两石间有一青砖相间，是为保护碑帖，为防止两碑相撞而设《。琅华馆帖》碑帖刻好后被埋入张氏别墅的过厅东侧花园内，到1958年出土，在地下沉睡了三百零六年。

1958年《琅华馆帖》在河南省洛阳地区洛宁县明末清初兵、刑二部侍郎张鼎延别墅遗址出土。《琅华馆帖》出土之处就在张鼎延故居——金门寨（今名新寨村）花园内。

《琅华馆帖》共12方，分为一、二两册。大致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春开始镌刻，完工于顺治八年（1651年）夏，为张鼎延与亲家王铎共同书写的传世碑帖，有“铁笔”之称的长安飞卿张翱刻石。碑帖收录的内容有张论、张鼎延、王铎的书信、诗文、传记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洛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琅华馆帖》现今保存基本完好，是研究王铎书法碑帖中的珍品。

《琅华馆帖》出土后曾在新寨村放置达半年之久，当时在洛宁县文化馆工作的新村人韦天庆闻讯，前来观摩，他看后说这是张家先祖张兵部留下来的碑帖，是国家文物，交待张家人要好好保护起来，同时向洛宁县文化馆及有关部门汇报，县里领导对出土的《琅华馆帖》特别重视，安排文物管理部门采取保护措施，妥善保存。洛宁县文化馆派专人到陈吴公社寨根村，通过公社和村干部同张家人协商后决定，让新寨村派专人用牛车将《琅华馆帖》全部送到洛宁县文化馆收藏，在装车运送时不慎把一块碑帖摔断了，成为两截。从此《琅华馆帖》成为洛宁县文化馆的镇馆之珍宝。

从《琅华馆帖》出土地点，以及王铎其它书法署名的“客理华馆”，“于琅华馆"来看，据多方考证琅华馆是王铎在北京的书斋号。张鼎延的故居和书斋就坐落在德里村遥相对望的涧河东岸金门寨(今新寨村)。

（二）《琅华馆帖》的作者及其内容

《琅华馆帖》碑石为汉白玉条石，横置竖排，共十二方，镌刻文字，两面全刻者八方，一面单刻者四方，刻字二十面。全帖共分一、二两册。一册编号从一册一到一册十，2800余字；二册编号从二册一到二册十，二册3300余字，全帖共6130余字。每页皆有编次，并多次出现“弟王铎六旬书”、“弟王铎具草”及“张翱刻石”、“长安飞卿张翱镌”等字样。其内容为书信16帖，诗55首，传记一,纪略一，跋一，为王铎与姻亲张论、张鼎延往来书信和互相唱和之作，有行书、草书、楷书等，字体俊逸，笔势雄建，是颇有究价值的王铎书法作品，现今保存完好。《琅华馆站》中帖尾有王铎跋语，末行署辛卯三月十四日王铎书”，并有王铎印章。辛卯当为顺治八年1651年)。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明天启壬戌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崇祯时为翰林院侍读。崇祯十七年(1644年)授礼部尚书。南明弘光朝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次辅。清顺治时官至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六年(1649年)，加太子太保,八年(1651年)，晋太子少保,谥文安。

据《孟津县志》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王铎博学好古，精于诗文。善绘画书法，尤工行草，才艺自成一家，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尤其以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王铎文学成就很高，“中州自何、李之后，诗学中微，孟津王铎.....起而振之，为一代宗主。著有《拟山园文集》，《拟山园诗赋文集》，《拟山园述意》等”。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当时“北京、山东、山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六艺之录》)王铎书法人称:“字迹俊逸,宗师颜米,结构欹侧，险中求稳。”尤其大幅巨制，诚有风阵戈马,纵横乾坤之致。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王铎遗世刻帖有《拟山园帖》、《龟龙馆帖》、《弘月馆帖》、《琅华馆帖》等法帖遗世。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现存完整的只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二帖刻石。《拟山园帖》因历久损耗，加上文革期间破坏，石面斑剥，有些字口残损严重。唯《琅华馆帖》因出土时间晚，碑石保存完好，被专家及书法爱好者视为王铎书法碑帖中的珍品。

现将《琅华馆帖》中涉及到的几个历史人物作以介绍。

张论(公元1571—1634年)，字建白，号葆一，河南府永宁(今洛宁)县王召里德里村人，明末大臣，军事家。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中庚子科举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庚戌科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陕西道御史、四川巡按、大理寺左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抚，先后两次入川平定西南奢崇明、安邦彦土司叛乱，功勋卓著。

张鼎延，（1596年——1659年）字慎之，号玉调，明末清初河南府永宁(今洛宁)县为金门川德里村人。德里张氏为永宁望族。明天启壬戌科进士。清顺治时，官至刑、工、兵三部待郎。张鼎延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张鼎延能诗善文，工于书法，政绩卓著，著有文集二十余卷，曾于顺治十年编纂(《永宁县志)八卷。其父张论为明万历庚成科进士，曾两次出巡四川，其兄弟子侄，世延、祚延、琯、璿俱登科第。

张鼎延长子张琯,字伯润，号蓝孺，顺治乙酉拔贡，历官授浙江严州府推官、山东兖州府知府、江苏淮安府知府，诰授朝议大夫。

张鼎延次子张璿,字天政，号越青，是王铎的女婿，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顺治已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吏科都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分巡湖广长沙道、广东岭南道、江南庐风道。

张缙彦（1600年——1672年），字濂源，号坦公，别号大隐，河南省卫辉府新乡县人，王铎好友。明天启元年举人，崇祯四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编修、兵科部给事中。崇祯十六年任兵部尚书。著有《箓居文集》、《泼雪泉》等。

王铎、张鼎延皆居高官,又为河南老乡，同榜进士和儿女亲家，所以两家情深意笃，同邀游于金门山水之间，共商鉴兮风雅文采，纵笔挥毫，唱和吟诗。

《琅华馆帖》内容多为来往书信游历之作。据王铎所撰跋中道:“此帖皆予与中丞葆一年伯（指张论）、玉调亲家往还牍也。中间天政婿仅一二扎及游金门山有韵之语。玉调公念颠狈多有失坠,遂鉥之。”

其中第一册：王铎行书：给张论书札一帧（书信二封），《蜀抚葆一年伯平奢安》诗十首，《礼九峰山》七律三首，草书(仿古)；张鼎延行书《先君四咏》诗一组四首，《张中丞蜀事小传》一篇；张璿（字天政）楷书《先祖川功》诗四首；张缙彦楷书《葆一老伯水西战绩》诗四首。

第二册:王铎行书给张鼎延书信十三封，内容有：绝粮帖，求书帖，桃花帖，欢呼帖，买花帖，赐醉帖，豚子帖，深知帖，春华帖，地湿帖，读古帖，古数帖，木护帖。王铎行书给张璿书信一封，厄砚帖；王铎行书《庚午夜坐德里山村斋》诗五首，王铎小楷《登金门山遇雨》诗六首；张鼎延小楷《觉斯翁登金门山原韵奉和》诗六首，《谪居金门》诗五首，行书《金门纪略》一篇，《登金门山绝顶》诗四首；张琯楷书《思金门德里)诗两首；张璿楷书《思金门德里》诗两首；王铎行书《琅华馆帖跋》一篇。总计书信十六封，诗五十五首，传记一，纪略一，跋一。

（三）琅华馆究竟在哪里？

任博文先生在《王铎〈琅华馆帖〉简介》中说：“张鼎延祖居洛宁德里村。踞该村约二里许，相对望之涧河东岸，有一土丘小寨，现名新寨。原有张氏别墅一所，当为琅华馆。”任博文先生认为，琅华馆在新寨张氏别墅，为张鼎延书斋号。

廉英杰、蒋宪岭《谈王铎琅华馆帖》文中说：据刘永先生说，他早年在北京见到过王铎奏折后署琅华馆，认为琅华馆应在北京。颜孝宗先生也说：八十年代初在郑州王铎书法展上，曾见一作品题为“于北都琅华馆”字样。

《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收有《琅华馆帖册》真迹一件。其跋曰：“辛巳正月书此册，客辄至，经三日始成。质之循女杨词丈以为如何。孟津王铎书于怀州之东湖草堂。”（“循女”《全集》释为“循如”）
这件作品是写给杨循女的，可王铎题签为《琅华馆帖》。由此至少说明琅华馆绝非张氏别墅。既然张氏所藏刻帖也称《琅华馆帖》，说明琅华馆也决非杨循女的斋馆号。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铎的斋号。

《拟山园帖》有一帖谓：“辛卯二月十六日书于琅华斋中，与长男无党时进表入都，是日男出都之任平水，父痴庐道人年六旬书。”

近年来从许多王铎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到“于琅华馆”“于北幾琅华馆”等署名，可以确定认为琅华馆即王铎在北京之书斋号。琅华斋应为琅华馆之别称。

其实，《琅华馆帖》中也有张鼎延斋名。二册五王铎“庚午夜坐玉调亲家德里山村斋”，其“山村斋”可能就是张鼎延斋号。

（四）《琅华馆帖》命名之由来

1981年，任博文先生在《中原文物》第一期上发表王铎《琅华馆帖》一文，认为琅华馆为金门寨张鼎延的书斋号。我想：《琅华馆帖》既然以金门寨张鼎延书斋号命名，那自然是顺理成章情理之中的事。可是随着对《琅华馆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才发现琅华馆原来是王铎在北京的书斋号。《琅华馆帖》既然是张鼎延主持镌刻的张家传世碑帖，为何确以王铎的书斋号命名，为此，起初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经过反复思考，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后才明白，张家传世碑帖《琅华馆帖》为什么会以王铎的书斋号命名。

我们要想知道《琅华馆帖》命名之由来，必须先从《琅华馆帖》的内容组成着手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看《琅华馆帖》的内容组成有那些：

1.《琅华馆帖》中书法作品的作者有那些。

《琅华馆帖》碑帖中书法作品的作者有王铎、张缙彦、张鼎延、张琯、张璿五人共同书写而成，内容有书信、诗、传记、游记、跋，书写的书体有草书、楷书、行书等。

2.《琅华馆帖》中书法每个作者所占的篇幅比重。

①王铎给张论、张鼎延、张璿书札共十六封，诗4组24首，草书仿古一篇；《琅华馆帖跋》一篇；

②张鼎延诗3组15首，张论、张鼎延、张赞、张琯《登金门山绝顶》组诗四首，张鼎延书写；张中丞传1篇，金门纪略游记一篇；

③张缙彦诗1组4首；

④张琯《思金门德里)诗两首；

⑤张璿《先组川功》1组4首，张璿《思金门德里》诗两首

我们通过《琅华馆帖》碑帖的内容分析后可以看出：《琅华馆帖》中有五人书写的书法作品，其中王铎书写的诗文书信，占了一半篇幅，且王铎的诗文书法久负盛名，为当世所推崇。张家父子三人书写的碑帖内容占了一半篇幅，张缙彦书写诗1组4首；《琅华馆帖》内容以王铎书法为主，也是张鼎延推崇王铎书法的正常行为。既然《琅华馆帖》以王铎书法为主，那碑帖以王铎的书斋号命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琅华馆帖》的镌刻时间和地点

关于《琅华馆帖》的镌刻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

1.任博文先生把《琅华馆帖》竣工时间推断为1651年夏。

从《琅华馆帖跋》的内容看，王铎为《琅华馆帖跋》撰写的时间在顺治八年（1651）年春。任博文先生把《琅华馆帖》竣工时间推断为1651年夏，也是根据《琅华馆帖跋》而做出的推断。也是比较合乎常规的。

2.廉英杰、蒋宪岭先生认为《琅华馆帖》始刻时间为1651年春，其刻成时间应在即1652年下半年。

廉英杰、蒋宪岭先生《谈王铎琅华馆帖》一文中认为：《拟山园帖》，历时八年完成。《琅华馆帖》刻石略早于此帖。此帖刻制受《琅华馆帖》影响很大，不但石材，型制相似，刻手也系同一人。如果按《琅华馆帖》刻石十二块，二十面，约六千四百余字。其工程量大约相当于《拟山园帖》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工期也不应太短，应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他们认为《琅华馆帖》始刻时间为（1651）年春，其刻成时间应在即1652年下半年。下限应不早于《拟山园帖》开工。

据《琅华馆帖》所收“张鼎延撰文书写《张中丞蜀事小传》，落款署名：子鼎延壬戌进士、大理寺卿，岁庚寅男鼎延谨识。”岁庚寅，即顺治七年（1650年）。据此可知，《琅华馆帖》在1650年已经开工镌刻。《琅华馆帖》所收的《金门山纪略》乃张鼎延所撰书，落款为“顺治八年暮春金门张鼎延识并书”；张鼎延行书《先君四咏》四首，《张中丞蜀事小传》一篇，张璿楷书《先祖川功》诗四首，以上这些内容均在《琅华馆帖》卷一后半部分。行书《金门纪略》一篇，在《琅华馆帖》卷二后半部分，二册八。王铎撰书的《琅华馆帖跋》在二册十，也就是《琅华馆帖》最末一刻帖。

根据以上事实可知，在顺治八年暮春《琅华馆帖》已经进入镌刻的末期和收尾时期。我认为王铎为《琅华馆帖》写跋语的时间应为《琅华馆帖》制作的后期和尾声。我个人认为《琅华馆帖》的开工时间大致在顺治六年（1649年）春，竣工时间大致在顺治八年（1651年）夏，镌刻时间大约为两年半时间。

关于《琅华馆帖》的镌刻地点：

廉英杰、蒋宪岭《谈王铎琅华馆帖》文中说：在与任博文先生交往中，任先生曾多次谈及《琅华馆帖》发现一事。先生认为，刻帖石料为汉白玉，其尺寸与故宫栏板尺寸相近，个别单面刻的石材还保留有与故宫栏板相似的图案，这些石材极有可能是修复故宫时拆下的栏板。可为什么要把这些石材从北京运回洛宁来呢？任先生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廉英杰、蒋宪岭先生认为，《琅华馆帖》极有可能刻于北京。
关于《琅华馆帖》的镌刻地点，廉英杰、蒋宪岭先生认为这部《琅华馆帖》应是由当年的兵部侍郎张鼎延在北京主持镌刻的。他的依据是：

其一：王铎写《琅华馆帖·跋》为辛卯年（即1651）三月十四日，这一时间恰与他向皇帝上书尊孔一事同时，说明此时他正在北京，此文写于北京是毫无疑问的。

其二：据《兵部右侍郎张公神道碑》记载：“世祖皇帝御极之十年，兵部侍郎张公鼎延，夙夜左右，执事有恪，上悯其勤劳，加恩赐金币，驰归故里，公卿祖道于长安门外，都人以为荣，又六年，公以寿终于永宁之故第。”《洛宁县志》（1991年版）也说：“顺治十年（1653年）兵部侍郎张鼎延告老还乡，纂修《永宁县志》8卷。

从这两段文字知道，顺治十年之前，张鼎延也在北京。《琅华馆帖》收《金门山纪略》乃张鼎延所书，款为“顺治八年暮春金门张鼎延识并书“。这与王铎跋文时间也一致，说明二人当时均在北京。

廉英杰、蒋宪岭认为这部《琅华馆帖》应是由当年的兵部侍郎张鼎延在北京主持镌刻的。所用的碑石有可能是故宫栏板石材。
关于《琅华馆帖》的镌刻地点，我认为《琅华馆帖》是张鼎延在金门寨故居西客厅院中主持镌刻的。我的依据有四：

其一：张鼎延客厅和书房就在这里。一直到2008年夏，金门寨张鼎延故居西客厅院中还遗存有一方“笔洗”，世传叫“鱼盆”。可能是后世子孙在里面盛水养鱼之故，所以才有“鱼盆”的叫法。这方“笔洗”为正方体，雕刻精美，边长和高为0.75m，青石雕刻而成，造型精美，形体巨大，四周侧面刻有花卉图案。上面正中有一圆形如洗脸盆一样的池子，可以盛水，深0.30m。池子上面原有假山，假山后来被毁坏了。据顔孝宗先生讲，金门寨张鼎延故居院中的那方石刻不叫“鱼盆”，应叫“笔洗”。是王铎、张鼎延书写《琅华馆帖》清洗毛笔和石碑的地方。这不是普通的“笔洗”，是书写碑贴的专用工具，在上面可以放置《琅华馆帖》刻石形制大小的碑帖。金门寨有“笔洗”遗存后世，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物证之一。这方“笔洗”，后来村民往南坑搬迁时，张建伟把它转移到南坑的自己家院中，据他说，2014年秋10月10日夜被盗了。也有村里人说是有人专门卖了。2005年5月我为洛宁县政协政协提供《金门寨张鼎延故居》材料，后来全国政协出了一套“名人故居从书”，《名人故居从书河南卷》将我撰写的《金门寨张鼎延故居》收入，该文中收录有这方“笔洗”照片。

洛宁县文化馆顔孝宗先生，他以书画著名，对洛宁古文化颇有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到金门寨考察，了解金门寨张氏《琅华馆帖》有关情况，据张家人讲，他在金门寨张家后人家中收购有王铎字画，我专门问过此事，顔孝宗先生讲，他到金门寨张氏后裔哪里多次打听过王铎字画有没有存世的，张家人说，年代久远，都失传了，大部分都在1966年除四旧时烧毁了。原来张鼎延故居西客厅有二十四扇迎客屏，为王铎、张鼎延等人所题，后来都被毁坏了。1981年秋，我专门去查找过，就只剩下迎客屏木框架尚存十余扇。金门寨原来的五家过厅都有迎客屏，均为名家书写，世事沧桑，湮没无存。

其二：北京是张鼎延做官的地方，政务繁忙，流动性大，根本无暇顾及它事。无论从场地，到镌刻石碑的各种保障工作都无法在短期内完成。《琅华馆帖》的镌刻工程在北京完成，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三：再者，《琅华馆帖》书写刻制工程浩大，镌刻时间长达两年半，耗资巨大，要想保障《琅华馆帖》顺利完工，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做许多准备和保障工作，而这一项工作的完成，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张家也有口传，只言片语，言及在金门寨刻制碑帖之事。要想保障这一切，只能在金门寨张鼎延的家里，有专人负责才能顺利完成。如此看来《琅华馆帖》镌刻就是在金门寨张鼎延故居完成的。

其四：王铎《拟山园帖》，1652年王无咎选辑其父王铎生前所书楷、草、行、隶诸体中之优者79幅，近2万字，选优质汉白玉凿成90块长方形石块，托请张飞卿镌刻，历时八年始成。《琅华馆帖》刻石略早于此帖。从以上叙述可知，此帖刻制受《琅华馆帖》影响很大，不但石材，型制相似，刻手也系同一人。

《琅华馆帖》、《拟山园帖》都是选用优质汉白玉石材。很有可能都是从北京运回来的，有可能是和北京故宫栏板质地相同的专用石材。《拟山园帖》就是王无咎在孟津县老家历时八年方才完成的。《琅华馆帖》镌刻于金门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琅华馆帖》镌刻工程就是在金门寨张鼎延故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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