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建筑开始影响上海。包豪斯作为一种系统的现代建筑思想与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对上海产生影响始于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上。包豪斯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折射出了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接轨的进程。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上海来说，甚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传统的西方建筑式样才刚刚传入不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而言，它们已足够“现代”。因此盛行于上海20年代的及20年代之前的西方复古主义建筑与后来出现的新建筑之间并非像欧美那样表现为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相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新的建筑式样只是又一种比新古典主义建筑更为时髦的新式样而已。因此，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从西方传入的大量新结构、新材料等现代建筑技术与差不多同时流行于上海的西方传统建筑形式如新古典主义风格之间也就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冲突。在上海，学院派的传统建筑师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土木工程师之间从来就未有过建筑设计观念上的冲突。
20年代中叶，来自欧洲的现代建筑风格波及到了上海。作为依然不落时的西方复古风格非常自然地和现代建筑风格揉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上海建筑的时尚风景线。
这种“时髦”倾向在一些老牌大型建筑师的作品中有着明显反映。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老资格建筑师事务所公和洋行（Pa lm e r＆Turn er），一直以娴熟的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著称，它设计的汇丰银行大楼把上海的西方新古典风格推到了顶峰。上海建筑新风格的另一个先锋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建筑师邬达克。30年代，随着上海新风格建筑的逐步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并从此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他极其引人注目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上海建筑界的广泛注意，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新潮建筑师的地位。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上海真正的大规模传播，始于1942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黄作应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土木工程师杨宽麟教授之邀，筹办建筑系。黄作是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由于直接受教于现代建筑大师，颇得现代建筑真谛。他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试图引进包豪斯式的现代建筑教学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
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部分教授在教学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建筑设计业务。1946年上海市成立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着手进行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的规划设计工作小组的8名成员中就有5人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们是R.Pau lick、A.J.Bran dt、陆谦受、钟耀华及系主任黄作本人Paulick兼任总图组的组长。在“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的每一张图纸上都留有他们的签名。大上海都市计划完全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原则进行规划，运用了卫星城镇、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理论等现代城市规划概念。“大上海都市计划”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而未能得到实现，但对后来的上海城市规划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Paulick在参加“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同时还主持制定了闸北区的重建规划及其行政与商业中心的详细规划。文远楼的建成体现出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已走向成熟。1949年中国解放。1951年，圣约翰大学解散，各个系科分别并入各有关院校。1952年，中国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系科调整，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与原之江大学建筑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系、同济大学土木系等组成同济大学建筑系，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学术思想在这里得到延续。但是，由于接下来国家一味强调向苏联学习，提倡从苏联搬来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鼓励民族建筑传统的复兴，包豪斯的建筑思想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从此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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