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山
常回家看看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母亲离去时正值悲秋，万木萧萧，河水滞流。
母亲名叫牛喜盈，生于华阴市敷南村，家中兄弟姊妹六个，都是勤劳善良的乡下人。母亲排行第五，自幼性格温顺。虽然读书甚少，但是对读书很推崇。
母亲芳年嫁于我父亲潘宏武，来时没有什么陪嫁，最珍贵的陪嫁就是她勤劳善良的品质。从此相夫教子，厅前灶台，田间地头忙碌一生。
母亲在村里为人善良，友爱邻里，不管谁家有事，最肯相帮。家家户户大小门户也从未拉下。
书生之家，除了书多，真的是一贫如洗。生活上常常受亲朋好友的接济。母亲对此从未有怨言，反而是倍加鼓励。
记得每年，队上都要分红，全队的人就聚集在大姨家门前的那棵大柳树下，每次分红，母亲都去，每次都带着我，明知道分红没有我们家的份，因为我们家总是欠着队里的钱，我每次都惴惴不安的想着奇迹的发生，忐忑不安的等着分红员叫到母亲的名字，结果当然是失望，好在队里的干部都很善良，为了不给母亲难看，最后总会分给我们家两三分钱作为安慰。
我虽然很小，但是心里悻悻地，很难受，母亲的心里怎样，可想而知。
土地承包后，家里的情况稍有好转，慢慢的到过年也能轻松的吃上白面馍，平日里还是包谷面馍和黑面馍交替吃，每次磨面母亲都要再三嘱咐人家多磨一会儿，恨不得把麸皮也磨得精光。
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吃黑面片，黑面很粗糙，难以下咽，所以每次都是把面煮的很耙才吃，最爱吃的是红薯，常常是感觉已经吃饱了就去上学，可是一两节课下来就饿了，于是又匆匆跑回家去再吃上两块。这样的日子直到土地承包责任制才有所改观。
那时我们年龄小，没有太大力气，家里的农活还是要靠母亲和不善农事的父亲来操劳，亲戚朋友们更没少帮忙，特别是住在一条巷子的大姨家和姑姑家。
有一天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写字，不知怎么的就听见家里的门拴在响，感觉好像有人，可是就是没有人应答，心里很是害怕，过了一会又响，母亲就说会不会是地震了，这时候就听见外面的大队的铃声敲响了，有人在喊:地震了，地震了，我害怕极了，母亲二话没说，拉起我就往外跑。此后全队的人就集中在打谷场避震，我们家和大姨家挤在一个防震棚里。
后来全家搬到县城，母亲仍然不得休息，父亲教书，课余时间给学校刻钢板(印刷用的蜡纸在钢板上刻)，一张2毛钱，遇到礼拜天就去别的学校授课挣点儿辛苦钱，以补家用。母亲就在学校里摆个小摊卖麻花和馒头，为了能够多卖点钱，每天都是等到学生熄灯了还不肯离去。
后来学校里不让摆摊，母亲就给学生们打扫宿舍卫生，挣微薄的一点儿工资，也算是有了一份工作。.手臂被床板上的钉子划了长长一道口子，也不愿让学校知道。
印象中的母亲总是连襟袄，常常打着补丁，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没有什么好衣服，偶尔穿个新一点儿的衣服，或者就像现在这样的订着扣子的开襟袄，她会显得又兴奋又很不自在。
终于，坚强的母亲不再坚强，突感左腿疼痛，牵连至腰部。起初我们都没太在意，当成是神经压迫性疼痛来治疗，直到母亲后来又咳嗽不止，这才慌乱神，住了院，在县医院治疗无果，我就和爱人带着母亲乘火车去省城看病，那也是母亲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最后一次坐火车。
在省城医院检查后开了一些活血的药，医生嘱咐如果药吃完了再没什么改善就再来做进一步的治疗。
想着母亲第一次到省城，虽然当时并没打算给母亲买什么，想着让母亲在有生之年也看看省城的繁华，就来到东大街，结果母亲几乎没有力气上楼，说是要在楼下等我们，我们哪有心思逛商场啊，就一路无语的带着母亲回家了。
有一天，我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她，像往常一样随手拿起她放在箱盖上的一块面包就吃，母亲幽幽地说，就剩那一块了，你还要吃它，我毫不在意的说，没事，吃完了我再去买。面包买来了，母亲再也不肯吃一口，我这才明白，面包是父亲远赴延安打工前给母亲买的，就剩这一块了，母亲就再也舍不得吃了，就每天看着它，仿佛父亲就在她的身边。
在家里吃药打针一段时间，母亲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和姐姐商量了以后，第二天就乘黄河工程机械厂的班车去诊治。票买迟了，没有座位，就只能坐在夹道的小凳子上，我坐还可以，母亲怎么办，看着病恹恹的母亲，司机师傅问前边的人有没有人能让个座位，结果没人答应。
我央求坐在靠过道的一个大个子小伙和母亲换一下，我好坐在过道照顾母亲，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愿意，倒是靠窗的那位朴实的小伙主动提出要帮助母亲。我很感激他，是他在母亲的最后一程给了母亲一个永远的温暖。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好心的小伙，我甚至记不清他的面容，今天，在这里，如果你听见了我说的话，那么就请您站上台来，我要恭恭敬敬地给您鞠上一躬，感谢您在一位老人的生命尽头里把人性的光辉给了她！
到第四军医大医院后，母亲很快就被安排住院了，首先安排做胃镜，看着母亲衰弱的神色，那位老大夫意味深长的说能不做就不做了，到这时候了，就不要再受这难过了，我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愿相信。
后来医生给母亲做了很多检查，母亲都很配合。
刚去的第一晚，我住在离医院很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大姐在病床前伺候。到后面几天，母亲却再也不肯让我到外面去住，她一脸的可怜，央求我留下，和她挤在一张病床上。那时的母亲已经隐隐担忧，害怕失去我们。
我每次出去和家里人打电话都是哽咽的，难受了，就在外面偷偷的哭，回病房前担心母亲看见，就爬在水管把脸弄湿，也不用毛巾擦脸，以免母亲发现。母亲还是很敏感的，问我怎么总是洗脸，我支吾着说，脸有些痒。此后我就养成了洗完脸不用毛巾擦干的习惯。
渐渐地，母亲已经不能进食了，靠打营养针来维持生命，病房里的人都在说着他们每天的医药费很贵，母亲也问我，我就安慰她说咱的病和他们不一样，每天就几十块，其他患者和家属听了很惊讶，我就给他们使使眼色，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了一遍。
母亲似信非信。一天七八百的治疗费怎么敢让母亲知道，更何况没有一分钱可以报销。就这样，母亲还是不无遗憾地说，一天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钱都这样白白地花在了医院里。
医生说母亲这样子也可能是肺结核，说是要从肺里取样来证明，那是有风险的，也是很疼的，只有那样才能确诊。这个时候我倒希望是肺结核，至少母亲还能留住。
出于对生命的渴望，母亲在我的鼓励下还是做了，在肺部夹了一块肉出来。后来，当护士从母亲的腿部那里抽血时，母亲的血管已经很难找了，一根长长的像钢丝一样的针在母亲的腿上穿扎了很久，迟迟扎不到地方，后来总算抽了一大管血。
我在旁边看得很揪心，又无可奈何，母亲后来也用害怕的语气告诉了我这两件事。尽管母亲经受了这么痛苦的煎熬，但最终还是没保住性命。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不是肺结核，说开点儿药，只能回家维持治疗了。医生也让我从医院外面买了进口药，母亲用了外面买来的药后，到下午突然说要吃东西，让我买了吃的给她，同病房的人都高兴起来，都想着是买的药管用了，我的心里也一阵欣喜，高兴地给母亲买了吃的，谁知母亲嚼了一点儿，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下午就突然喘得厉害，情况不妙，医生就急急的帮我们叫了救护车，连夜地往回赶。
这期间我突然间就爆发了，质问医生这个，质问那个，质问医生为什么母亲已经不能进食了，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血了，怎么还要从她的身上抽取那么多的血去化验。
救护车上没有冷气，很闷，母亲这个时候几近昏迷，怕她撑不到家，我和姐姐就一路呼唤着母亲，用各种话挽留着母亲，我告诉母亲孩子们和父亲都在家里等着她，我还告诉她，姐姐晕车那，问她知道不知道，母亲就在喉咙里发出喔喔的声音回应着。旁边的随车陪护听着看着，也难过的转过了身。
到县医院时，父亲和姐姐姐夫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安排好病床，我们都急急的追问着医生下一步怎么治疗，我突然发现父亲竟然也着急的跟了过来，撇下母亲一个人在那里，就赶紧催父亲过去，我知道这个时候母亲最想见到的人就是父亲了，也见不了多久了。
听见父亲的声音，母亲睁开眼对着父亲发出含混不清的哦哦声，父亲也不知道听懂母亲的意思了没有，握着母亲的手极其温柔的笑着对母亲说，回来了，啊，回来了……
瞬间，母亲闭上了双眼。
“泪洒坟土湿，风起纸灰扬，泉下若有知，佑我子孙旺”！
又清明了，丝丝冰雨中，年迈的父亲眼含泪水写下了这首诗，苦难的他比我们更加的想念着母亲。
“泪洒坟土湿，风起纸灰扬，泉下若有知，佑我子孙旺”。亲爱的母亲！倘若您泉下有知，那就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我们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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