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原创 | 徐建华：读《通鉴》，教文言

作者简介：徐建华，语文高级教师，现任教于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传道授业之余，弄语说文，笔耕不辍。先后在省市级、国家级刊物发表语文教学论文二十余篇。自幼粗通文史，对文言文、作文教学见解独到，曾在语文教学中尝试“自己写作文，轻松教作文”、“趣文新史记，轻松学文言”等系列，寓学于乐，别具一格。

 读《通鉴》，教文言 

文/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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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看到《资治通鉴》四册精装本，爱不释手，就买下了。闲来无事，就决计再翻看一下。

摩挲着书皮，半天没打开，我想到了很多。这本书厚重得让人生畏，很多人不敢也无法读这本书。

已经是第三次读这部巨著，但没有一次是一字不落的读完。

我对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情结。

初中学历史的时候，我背的滚瓜烂熟：“《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2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共1362年的历史，294卷……”这部卷帙浩繁，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神宗皇帝钦定书名为《资治通鉴》。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本书。

后来渐渐了解到，毛泽东最爱读《资治通鉴》，而且常置于案头，阅读的时候喜欢评点，读的很细很透。后来我在教我的学生文本细读时，经常援引这个例子，说要想金圣叹评点才子书一样，像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一样，旁批眉注，圈点勾画。

后来我分到乡下教书，偶尔在图书室里看到了这本书，这是我唯一看得上眼的书籍。住校的日子里，生活极其单调，于是查完寝，夜深人静时分，我便捧着厚厚的书，阅读起来。白天上班时间，尤其是冬天，上完课，老师们总是围着火盆闲聊拉家常，开玩笑，我则兀坐在书桌前，静静的阅读。以至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究竟是来教书的，还是来读书的。从哪个时候开始，我方明白，什么叫经典，这是本需要读一辈子的书。

读这本书，你得有读下去的耐心、勇气和定力。

《资治通鉴》是典范的文言文，不同于《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也不同于蔡东藩系列的历史通俗演义，一天下来，也就只能读几十页书，不像现在读小说，一个通宵就读完了。单不说大量的文言词语，就说名目繁多的历代职官、典章，就足以成为你阅读的障碍，让你望而止步，废书而叹了。岳麓书社的《资治通鉴》，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却觉得够味儿。我在阅读时，从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一气呵成地往下读，哪怕是囫囵吐枣，从不去细细咀嚼，就像是牛啃草一样，先一股脑儿装进胃里，留待日后慢慢反刍。这是我阅读古代典籍最重要的心得。通过大量的阅读，有些词语会反复再现，不必去查词典，有时就突然顿悟了词句的含义。现在看来，读这本书，对于我日后文言文教学有莫大的帮助。我将阅读文言文的感受形诸笔墨，加以文本化，于是就有了我教学生涯的第一篇论文《不要把文言文当做外语》，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文言思维”这个概念，认为文言文是古代汉语，是母语，不能像学习英语那样，先背单词，等积累一定量的词汇后再开始整体阅读理解，而应高频率、重反复，在阅读、诵读中带动对文章的理解和语言的积累。那是我从未听说“盐在汤中”的理念，但现在看来，我与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后来我教高一时，一学习文言文，学生纷纷拿出自己买的注释、通译之类的教辅资料，我深恶痛绝，以至于矫枉过正地让学生通通扔掉。“统统扔掉”，也成为我的学生日后回忆起我时的“雷人”招牌语言。尽管每一届学生，我就宣扬我的“文言思维”“反复再现”之类的言论，但学生学习文言文，终究还是困难重重，我倡导的这种境界，学生中深得我衣钵者，尚有几人？

不过我至今还是觉得，这是学习文言文最好的方法。中学生不喜欢文言文，与其说是文言文本身艰深古奥，还不如说是教法出了问题。试想，一篇文质兼美、音韵铿锵有如金石之音的古文，被一字一句的翻译，那种典雅的韵味丧失殆尽，文言文的学习就成了繁琐的记忆，学生能喜欢吗。

我甚至突发奇想，我们的文言文学习能否不再为做题、讲题。就是自己选编其中文学性强的文段，引导学生阅读，或是整本书阅读，让学生接触原生态的典籍，潜心钻研，通晓一经，像治学一样来学习，学生或学的兴致盎然，做题、考试自然迎刃而解。

读《通鉴》，你得理清线索，否则如堕五里雾中。《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年经国纬，经纬密织。按照干支纪年，按时间推移顺序纵向叙述历年大事记，同时为了展现历史错综复杂的全貌，穿插同一时间并立的各国大事记，这是横向的。因此，它的缺点是，一件完整的事，一个人物的事迹，经常被冲淡，被割裂得支离破碎。优点是，它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横断面，通过这个切面，可以了解各势个政权、势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智慧的博弈。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资治通鉴》是否深远影响了以后小说的创作，但我有时觉得其实就是那些宏大叙事小说的体例、结构的滥觞。

理清线索，首先得理清主线，首先得弄清司马光的史学观，尤其是“正朔观”，即正统观，也就是作者认为那个王朝是正统，是君权神授、顺天应人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阅读史籍是大有裨益的。一般说来，古代士大夫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从孟子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着优越感的汉人一直对游牧民族有着一种偏见，认为是尚未开化的野蛮落后民族，所以，在《资治通鉴》里，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一般是非正统的。再者，古人往往认为，中原是天下腹心，因此往往尊雄踞中原的政权为正朔相承。鉴于此，作者在叙述时也很注意笔墨详略。统一王朝自不必说，但那些群雄割据的乱世，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旦暮之间，舆图换稿，纷乱复杂，读起来就要费一番功夫。读着读着，同一时间，会频频出现什么“帝”、“上”、“太祖”、“主”之类的称谓，看官不禁会问：究竟谁是皇帝。其实不难理解，一般说来，凡是称“帝”、“上”者，就是作者心中的“正统”王朝，其余的则是作者认为僭越、割据的政权，姑且不论贤愚，而太祖之类的，往往是生前为前朝权臣，死后子孙追谥的。

因此我在读《通鉴》时，往往是跳跃着读，当笔墨转移到割据政权或地方势力时，便迅速切换道正统王朝相关的内容，以期现有一个鸟瞰式的整体印象。然后回过头来，读那些“嵌入”、穿插的碎片部分。如五代十国的内容，我先读梁唐晋汉周的交替更迭，然后读十国的历史。这样便一目了然，不至于茫然无绪。

读他《通鉴》，还得弄清人名。平时文言文阅读训练时，老师学生都习惯与对照网上已有的译文来理解。对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很多所谓专家、名师的翻译，跟学生的水平没什么两样，有的连人名都没弄清楚。如我们阅读北朝的人物传记，经常将中山王某某、任城王某某翻译成王某某，其实是错误的。古人确实习惯于将籍贯置于名字前面，但稍有常识的人就该知道，这里是北魏的皇室，爵位中山王，元某。我在文言文教学中，时常发现这样的错误。读《资治通鉴》遍数多了，阅读典籍时，往往也能向现代文一样一目十行，如风行水上，毫无阻滞。有时组里讨论某个词句的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往往能自信地断定是印刷上的错误，有时我凭的就是语感，语势，顺势读下来，总觉得别扭，缺少那种味道，可能就是见多识广吧。

《资治通鉴》是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也是成语、名句的渊薮，成语、名句俯拾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自己博学洽闻，出口成章，辞采粲然，不妨读读《通鉴》。“不学诗，无以言”说的是《诗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是《唐诗三百首》，不揣冒昧的说，今人要想写出纯正典雅的文言，也不妨读读《通鉴》。有段时间，或以文墨自娱，或因朋友索文，竟突然想起用文言来写作，于是写下《白湖垂钓记》和《抱璞记》，涂鸦之作，观者竟以有古人遗风相激赏。我想，用文言写作，也是受了《通鉴》的影响。

不惟如此，《通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万物于笔端，堪称古往今来第一大书。当然，如椽大笔的同时，也有从容娴雅的叙述，宛如古代小说，情节详实具体，形象栩栩如生，对话意味深长。后世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看《资治通鉴》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也是典范的人物传记和历史散文。

《通鉴》编纂的目的，本是以为殷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供统治者决策的智囊。但其中很多东西，如养德、修身、齐家、谋事等，历久弥新，至今仍然有生命力。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百家讲坛》。于丹读《论语》，用智慧诠释经典，经典诠释人生；易中天读《三国》，深入浅出；王立群四十年皓首穷经，研读《史记》，我们可不可以读《资治通鉴》，也来开讲，说不定一炮走红？幸好目前还没有人开讲《资治通鉴》。但细想一下，在心态浮躁的今天，又有几人潜心读完《资治通鉴》？甚至几人偶尔翻看过？

我在教学生时，发现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简单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了解，仅限于现代汉语词典后面的朝代表和儿时的朝代歌了。对历史，不说非要博古通今，如数家珍，但必要的文史知识是学习语文的基础。没有起码的文史知识，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文教学，感到困难重重，经常是你口吐莲花，学生四顾茫然。缺乏对相关历史文化情境的熟悉，是无法激起对古典文学的兴趣的。从这一点来说，《通鉴》又是学生历史扫盲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古典文学鉴赏的常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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