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讲究的是血统纯正、父子相传。然而,到了五代十国这个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极快的时期,却频频出现“养子登基”的现象。那些原本只是名义上的“干儿子”,竟然一一坐上了帝王宝座,而许多真正的皇子却无影无踪。这些亲生儿子们到底去哪了?为何五代十国的帝位总是传给养子而不是亲子?
五代十国(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短短七十余年内,北方先后出现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南方则割据十余国,史称“十国”。
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政权更替频繁,军事将领掌握实际权力。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养子继位的现象屡屡出现,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风貌。
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养子制度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中原地区自古以来也存在收养义子的传统,尤其是在军政领域,养子常常成为权力延续的一种手段。
早在东汉末年,军阀丁原就收了吕布为义子,后来吕布又转投董卓。三国时期的刘备养子刘封、曹操养子曹真等人,皆是例证。到了明代,朱元璋也有多位养子,如沐英、李文忠等,均是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需求而收养。
因此,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政治极不稳定的时代,养子制更显得实用而便捷。养子们多出身寒门,通过投靠军阀,搏得名分与机会。而帝王则通过“父子关系”收编能人,扩大势力,双方一拍即合。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本是唐末最强的节度使之一。他在建立后梁之后,极其宠信养子朱友文,甚至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准备绕过亲生儿子。
然而,朱温的几个儿子早已虎视眈眈,尤其是朱友珪。在宫廷政变中,朱友珪不但杀了朱友文,还逼死了自己的父亲朱温,夺取帝位。
这场父子反目的宫廷血案,是养子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帝王一旦偏袒养子,亲子必然心生忌惮。帝室之争,往往血流成河。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后唐的奠基者李克用。他无子,便收养了多位养子,其中最出色的是李嗣源。李嗣源不仅在军中威望极高,也在后唐政权中占据要职。
他继位后,传位给儿子李从厚。但李从厚因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皆不足,被李嗣源的另一养子李从珂所废,最终被迫自尽。
在这段皇室争斗中,李从珂虽为养子,却比“皇孙”更有实力。这再次说明,五代时期的皇权更依赖实权,而非血统。
五代最为人诟病的皇帝,莫过于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他为了称帝,不惜向契丹称臣,自称“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这场耻辱的交易,使他成为后世非议的对象。然而,他在位时亲子早夭,死后由养子石重贵继承皇位。
石重贵虽非亲生,却也被石敬瑭视作己出。然而,在面对辽国强压之下,他选择抗争,最终引发辽兵南下,后晋灭亡。这段历史说明,即使是养子,也未必忠诚如一。
与上述例子不同的是,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与养子柴荣的继承,却堪称五代中的佳话。郭威本是后汉重臣,因皇帝刘承佑猜忌,将他在京城的子嗣全部杀死。悲愤之下,郭威起兵,推翻后汉,建立后周。
因为丧子之痛,他最终将皇位传给养子柴荣。柴荣不仅承继郭威遗志,还以宽政兴国、勤政爱民著称,是五代少有的明君。后世对其评价甚高,为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南方诸国也未能免俗。扬州的权臣徐温虽有六子,但无一成器。他最终将权力交给养子徐知诰。徐知诰能力出众,最终废除吴国,改国号为唐,并恢复本姓李,称南唐烈祖李昪。他的政权虽未能统一中原,但在江南一带颇有作为。
这一切再一次说明,在五代十国这场纷乱的博弈中,血缘不敌实权,名分不敌才能。
五代十国的开国之君多半经历过极其残酷的战争,他们往往对儿子百般宠爱,希望他们远离战争。然而,宠爱往往演变为放纵,皇子们不堪大任。
后唐的李嗣源对子李从荣宠爱有加,却因其骄纵而兵变;李从厚则文弱不堪,缺乏号召力。
此外,战乱频繁导致许多皇子早夭。例如石敬瑭的七个儿子中,仅石重睿存活,却年幼无依;郭威三个儿子被前朝所杀,亲系断绝。这些皇子的缺失或无能,直接让权力落入养子之手。
养子们多是在战场上历练出来的。他们不但有军事才能,更能赢得军中将士的拥护。帝王虽居高位,但如果其子不掌军权,就难以控制局势。
相比之下,屡次冲锋陷阵的养子,早已在军中建立威信,一旦皇帝身亡,他们便成为最有力的继承人。
柴荣便是如此。他继位前便为郭威所器重,掌握军政大权。继位后施政清明,军民称颂。而李从珂、李昪等人也多是在军中获得支持后登上皇位。
五代十国的养子继承现象,实则是乱世中的特殊生存策略。在这个"强者为王"的时代,传统继承制度让位于实力原则。养子们通过军功积累威望,获得军队支持;而亲子们或因溺爱失能,或因环境所迫早夭,逐渐退出了权力核心。
也许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谁是皇子的“亲骨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能力坐稳那张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