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谏官在大多数时候都形同虚设，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挑战皇帝的权威，唐朝时期的唐太宗和魏征算是一对特例 ，唐太宗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魏征忠肝义胆，为民上谏。而在宋朝时期，文功武治的宋仁宗鼻尖也曾有两次沾上大臣的唾沫，一次是包拯，另一次则是谏官余靖干的。
据史书记载，一次，仁宗准备修一座宝塔，为了防止大臣反对，他早早退朝。此时，余靖站了出来，大声责备仁宗大错特错，并请求他当即改正自个的过错。仁宗身为九五之尊，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余靖毫不给宋仁宗留脸面，对着宋仁宗就是一通指责，说他固执己见，不听群臣意见等等，这宋仁宗也是好脾气，只得退让，收回兴修宝塔的决定。余靖说得激昂，唾沫四溅，犹如下雨。仁宗脸上被溅满唾沫，好气又好笑地道：“被一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余靖不只敢谏，他在交际上也颇有建树。仁宗时，国家分裂严重，西夏、辽与宋朝屡次发作战役，民不聊生。余婧毛遂自荐，自愿出使辽国，获取和平。然后，余靖带着十余骑前去见辽兴宗。他长长一揖，夸夸其谈，直辩得辽国君主哑口无言。
三方谈判，终究是磕磕绊绊，当西夏国主元昊提出和解条件为岁币26万，满朝一致同意时，余靖却敏锐地看出其间的危机：当年澶渊之盟，宋予辽岁币30万，这次给西夏26万，辽国传闻后，一定会请求添加岁币的，“无厌之求，自此始矣”。
可见，余婧身为谏官，不仅精通外交手段，政治敏感度高于普通群臣，宋仁宗得此一臣，如获至宝，怎敢还怪罪他的激进谏言呢？
1064年，英宗登基，拜余靖为工部尚书，但余婧早已不复当年的神采飞扬。但是，他仍铁骨铮铮，立志效国。第二年，它仍坚持回京述职，年事已高的他路染风寒，在他乡长别于世。举国为此沉痛，皇帝特意为他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这已经达到了当时国丧的级别。
虽然余靖离开了他深爱的大宋王朝，但他对于宋朝的君主和臣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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