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4日，是余光中先生去世五年的日子，他享年89岁。
有网友说，他终于和母亲在“里头”团聚了。
说起他，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那首《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你可能不知道，这首诗他仅用20分钟就写好了。
因此，很多人赞美他文思泉涌，天赋异禀。
可他却说：
写诗虽然只用了20分钟，但在此之前，他离开祖国已经20年。
这种思乡之情，已经持续20年了。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要像童话，但一定要像童年”
这个标题是余光中对童年的定义和感悟。
而他的童年，在战乱中度过。
9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南京，开始了四处逃难的日子。
他们辗转了四川、香港等多地，最后定居在台湾。
其中，让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四川的日子，
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成长、求学，毫无疑问，四川对他来说就是故乡。
那段时间，他数次感受过敌人近在迟尺的炮弹。
可即便在那种环境下，他仍没放弃读书。
那时候没有电，点蜡烛也是一种奢侈，全部光源就是一盏小小的桐油灯。
他在灯下读书，母亲在灯下纳鞋底。
这样一个场景，他记了几十年，也第一次感受到课本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什么感觉。
母亲除了陪伴他的童年之外，也是他的启蒙老师。
虽然我们对余光中先生的认识大多是“诗人”；
实际上，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
那句耳熟能详的神仙翻译“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就出自他手。
这源于他深厚的中英文字功底。
而在他的记忆里，一切都是从母亲教自己“ABCD”开始的。
母亲去世后，他为她写下了诗歌《今生今世》。
如今读来，还是让人感动不已：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
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
我说也没用 。
但这两次哭声的中间，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30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在余光中眼里，母亲永远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
“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另一个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范我存。
如果说世间存在神仙爱情，其中一种，一定如同他们二人。
从1956年结婚，到2017年余老去世，他们一直相濡以沫，几乎连架都没吵过。
而二人的情愫，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范我存本是余光中的远房表妹。
一次随母亲到表兄家里做客，两人第一次见面。
在16岁的范我存眼里，19岁的余光中看起来是个斯斯文文，穿着有些土气制服的高中生。
由于青涩害羞，两人并未产生过多交集。
分开后的一天，余光中突然给范我存寄去一本样刊，里面登载了一首他翻译的拜伦的诗歌。
由于那时候，他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咪咪，于是他在封信封写下“范咪咪收”。
幸运的是，这封信寄到了范我存的手里。
收到刊物的她，第一次被表哥的文采所打动，情愫悄悄种下。
有意思的是，“咪咪”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叫下来了。
在他们自家院子的枫树干上，余光中曾亲手刻下“YLM”三个英文字母。
Y代表余，L是爱，M就是咪咪。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已经是在数年后的台北了。
由于他们都曾在四川生活过，共同的思乡之情迅速拉近二人的距离。
他们一起讲四川话；
一起怀念当年的抗战时光；
一起诉说自己对家乡的想念……
很神奇，他们两个仿佛永远频率一致、爱好一致、想法一致。
年轻的时候，他们喜欢文学、艺术。
余光中翻译《梵高传》的时候，在背面写下给范我存的情书，再寄给她，经由她誊抄后再拿去发表。
浪漫至极。
年纪大了，两人又都喜欢上旅游。
出去游玩的时候，常常是余光中开车，范我存看地图，依旧是合作前进。
作为一个诗人，余光中曾经写过很多情书给妻子，而他自己最满意的是在这首《珍珠项链》：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阴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他们二人，为世人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谱下浪漫的篇章。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和黄河之间”
著名学者梁实秋曾这样评价余光中：
“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身兼学者、作家、诗人、翻译家……多重身份。
余光中对中文有自己的严谨态度。
主持人曹可凡曾分享过一则趣事。
在采访余光中先生后，两人成为了好友。
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请余先生作序。
没想到，样书寄过去之后，不仅有了序，还伴随着他发现的书中大大小小200多处问题，一同寄了回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此外，对于“中国人讲中文”，余光中也有自己的执着。
他有四个女儿，用他的话说，自己仿佛住在女子宿舍，身份是舍监。
由于电话装在书房，每天晚上，他都成了女儿们的“专属接线员”。
面对这些年轻人的爱情，他叹气说，自己宁愿他们书信来往，因为这样“不至于把中文荒废。”
同时，他也不希望女儿和外国人恋爱结婚，不想把自家里发展成“联合国”。
与其孙子们叫自己granddaddy，还是祖父或者爷爷听着更顺耳。
因为他自己是学英文专业的，因此非常能理解英文对于中文的冲击。
他曾经说：
“现在所谓的全球化，说白了就是美国化。”
因为英文已经变成世界语，我们的中文慢慢才有几千万外国人学，中文要达到流行不是三五年的问题。
此外还有观念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到菊花，会联想到陶渊明。
这种文化内涵要和语言学起来，都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提升社会对中文的关注度，经常到各个大学做文化交流，这也成了他终身的事业。
而对于故乡，他始终抱有最有浓烈的情感。
1992年，64岁的他终于跨过那湾浅浅的海峡，回到家乡游览。
路上，他遇到一群嬉戏的孩子们，问他们叫什么名字。
孩子们天真无邪地回答，听得他喜笑颜开。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对余光中来说，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贴切的了。
有的人写诗，有的人读诗，他却把生活也过成了诗。
如今，斯人已去。
但他的句子，他的情感，他的愿望，却久久存在，从未散去。
而那些该该团圆的，也注定会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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