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 约
章治萍：男，本名章志平，1964年11月生于江南，长期工作于西部雪域高原，跋涉了几乎整个青海腹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写下大量地理诗、生态诗，是中国当代地域诗歌最早的自觉实践者之一，是“诗是生命经验”思想首提者，中国代表性“诗的公益人”之一。曾任中国（香港）人文研究院汉语诗歌研究会会长并以此主持三届中国地域诗歌奖及其朗诵会。美国新语丝文学奖迄今历届诗歌类最高奖获得者。著有诗集《大巅地》等。现辗居于无锡与西宁。
编者按：《青海地理诗典》是青海诗人章治萍的诗集，成集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是诗人常年跋涉于青海腹地进行野外作业的文学结晶。因故，仅以他自任主编的民刊《诗家园》2014年卷专号（总第35期）的形式推出，其中部分诗作散发于《诗刊》《青海湖》《太湖》《大地文学》《延安文学》《椰城》《朔方》《鸭绿江》《诗选刊》《扬子江》《诗潮》《中间代诗全集》《中国风景诗选》等书刊，是我国当代较早有系统地自觉创作的自然诗歌作品。下面是一些评论家撰写的相关评论文章。
目 录
宁静而深沉的吟唱/蒋登科
——序章治萍《青海地理诗典》
行吟者的心灵之痛/叶橹
——读青海诗人章治萍新著《大巅地》
他独有的青海“意识”/向卫国
——略评诗人章治萍近作
固守心灵家园的歌者与痛者/毕艳君
——来自章治萍《大颠地》的震颤
唳号并祈祷：章治萍诗歌的独特意识/王若冰
大巅地构建者”的精神家园/陈传万
——读章治萍诗集《大巅地》
找我们自己的诗歌意象
——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安琪-章治萍）
宁静而深沉的吟唱
——序章治萍《青海地理诗典》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
青海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苍茫而深邃。广袤的高原上，山水、草原、寺庙、传说构成了令人神往、着迷的人间天堂。2007年8月，因为参加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去了那里的一些地方，美丽的蓝天白云、平静的湖水、虔诚的僧侣、悠扬的歌声、动情的舞蹈，甚至金黄的油菜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潜存在记忆里。在那片土地上，我们远离尘嚣与浮躁，我们获得宁静与安详，我们感受大自然的伟大，我们体验生命的渺小，我们因为和世界的融合而敞亮，我们因为呼出浊气而升华。我本来很少写诗，可是那一次，我却写下了一组短诗，歌唱那神奇的风景和独特的文化，歌唱纯净境界中的一种心灵的升华。我甚至觉得，一个人到了青海，如果没有感受到一些诗意，那一定是没有用心或者心灵已经麻木。但是，我毕竟是过客，毕竟只能获得了一些表面的感受，不能像昌耀那样把整个的生命都投放在那里，当然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写出痛苦、迷茫又苦苦求索的诗章。
读到章治萍的诗集《青海地理诗典》，我再次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一次难忘的时光。
对章治萍，我并不陌生，虽然我们不曾谋面。我曾读过他的几部诗集，如《纯情男孩》《章治萍爱情诗集》《大巅地》等，为他对诗的痴迷而心怀敬意。在地质队下岗之后，他仍然坚持诗艺探索，在无锡创办了一份民间诗刊《诗家园》，开办了“诗家园网站”，在诗界拥有自己的影响。章治萍出生在无锡，但不到十岁就随父母去了青海，在他的心目中，青海才是他真正的故乡，1998年底回到家乡无锡却被他称为“客居江苏无锡”，足见青海对他的影响有多深。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童年和故乡的经历能够影响他的一生，是他的人格中最初的也是镌刻最深的因子。童年和故乡的记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路向甚至终生选择，许多诗人、作家的创作都和童年有关，譬如鲁迅、冰心、艾青、臧克家、老舍、沈从文、艾芜等等。由此可以推测，青海对章治萍的影响应该是非同一般的。
这些年，关于“文学地理”、“诗歌地理”的争论非常热闹。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很复杂。这种关系有时只是表面上的，诗人借助一些地理上的名词来抒写自己的行旅，表达某种人生体验，并没有深入到当地的文化的层面；而有时则是诗人融合到了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度体验来抒写诗人的文化之思与生命之悟。但不管怎样，诗歌与地理、诗歌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令人高兴的。这种重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体会诗人的创作与心灵、与文化的血肉关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诗歌的大而空的抒写。在感受青海及其文化这件事情上，章治萍有着和其他许多人不同的优势，他长期生活在那里，而且是青海煤炭地质局下属地质队的职工，曾多年去一般人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野外作业，当然，那也是艰难的精神洗礼。
仅从编排上看，《青海地理诗典》就是一部独特的诗集。每一个篇章均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图片，其二是图说，其三是诗。图片使人能够通过视觉直观地了解诗人所抒写的对象，尤其是对于没有去多那些地方的读者甚有价值；图说是对图片的地理位置及与其有关的历史事件、文化内涵等的基本介绍，是解读诗人作品的背景材料；诗人的创作有时以这些图片、图说为基础，但并不是一般的“诗配画（图）”那样简单，在更多的时候，诗人则展开丰富的想像，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这些地理、文化融为一体，或者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思考。用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虽然每一首诗、每一幅图片都可以独立存在，但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又使每个篇章像是一部具有“多媒体”特征的综合性艺术品，通过视觉、心灵等的共同作用，使诗的阅读和欣赏方式发生一些变异，与读图时代的阅读习惯、思维习惯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将一些人已经习惯的“浅阅读”推向深入。
试举有关各拉丹东的作品为例。诗人选择了一幅各拉丹冬雪山的照片，蓝天白云与野山白雪相互映衬，构成一种宁静、开阔的画面。图说是这样的：“各拉丹冬（格拉丹冬）位于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南部，临近西藏，系指唐古拉山脉最高的一组雪山群，主峰海拔6621米，为典型之角峰。长江的上源沱沱河即出自各拉丹冬雪山，与长江南源当曲汇合后称通天河；南流到玉树县巴塘河口以下至四川省宜宾市间称金沙江，宜宾以下才始称长江。”我们由此知道，各拉丹东是孕育南方中国的长江之源头。诗的题目是《各拉丹冬。鱼化石与骤起的天籁》，诗人通过遥远时代的“绞杀”和当下的天籁，抒写了历史的残酷，岁月的沧桑：
那都是到处膨胀的子宫哟。我们的天空充满辗转的黑暗
鱼在黑暗的生命里生长眼睛。于是才有了遁袭的水
有了汩汩不绝的江河之魂，那流动的诗章
来自雪藏的坟。忽闪的眸是坟的卫星
辩识着一大片一大片生长着化石的宫壁，我们和鱼
在某一个旮旯叫唤着。一定叫唤着膨胀，叫唤着天明
当然，或许还有骤起的天籁
在鱼尾的摆动处，扑簌着陨落的星星
流向澎湃之方，逝水不逝
诗人充满欣赏与敬畏，更有无尽的忧虑。长江因为沧海桑田的变迁而出现和长流，生命其实也是如此，没有消失就没有新生，没有放弃就没有升华。这是规律，但也令人感到一丝沉重。难怪，向卫国先生曾这样评介这首诗：地质的演变和历史的演变一样，它们引起我们徒然的“伤痛”和无限追思，那“激浊扬清的鱼”在青藏高原的岩石中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一大片一大片生长着化石的宫壁”让我们怀着无限伤感地小心“辩识”，幻想着一个“骤起的天籁”。（见《他独有的青海“意识”——略评诗人章治萍近作》，载向卫国专著《目击道存》，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当然，《青海地理诗典》的主体还是诗，它们体现了诗人的发现和创造，有着诗人心灵的回声。诗集中每首诗的题目均由两个部分构成，前面是引发诗人灵感的地点，这些地点和青海紧紧联系在一起，整本诗集合起来，就构成诗人心目中的“青海地理”；后面是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抒写的主题，是具体的场景引发的诗人的“心灵回声”。二者之间由句号分开。这样的诗题曾经见过，但整本诗集的诗题都采用同样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这种做法可能具有的诗学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在我看来，取消诗题的前面部分，诗题照样存在，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作者也许是为了强调“青海地理”才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青海有的是宁静、虔诚与动人的传说，有的是悠扬的歌声，但章治萍的许多作品却充满思想性的人文意义上的“事件”冲突与“角色”抗争——诗人于宁静之外发现了生命发展中的艰难，同时蕴涵着对于崇高、神圣的向往。这有点像是追寻诗人昌耀的诗歌路子。章治萍对昌耀是怀着崇敬之心的，他在《湟水河。诗人魂与朴素的抒情》中写道：
沉重地跨过诗歌的天空，自家的芍药不能解困
自家的孤寒。西伯利亚的风曾经恣肆过
诗人沾满砖泥的双手。和着这条河的混蚀中的清婉
就着芨芨草的芬芳，狂嚼童贞般地语言
长出苍茫一片
……
我曾蹲在淹没我意志或者理想的低岸，面对你屡屡探起的颅
不肯将手中的顽石抛弃。抛弃在零敲碎打的清晨
我知道那便是思想——便是渐渐明亮的今天
我的眼前充满干嚎的黑夜，在证实寂静的晚会上
我知道没有捕狼的人关注着狼的存在
大概是人们睡了，并听不懂狼的善意之歌
昌耀曾经在湟水河岸生活了多年，通过章治萍自己写的一些诗文，可以知道章治萍同样生活在湟水岸边许多年，并且少年时曾经常到湟水之畔为家里挑泉水，故他对“这条河”的体验既十分深重，又十分清晰，诗中的“芍药”、“芨芨草”、“狼”等自有他独特的意味，使整首诗在阐述的行进中诠释了“一位诗人”乃至“所有人”如长河般漫漫的本质之美。章治萍对诗人身处逆境而体现出来的隐忍和创造精神深表赞赏，“顽石”、“狼”是对诗人人格的刻画，他的思想是“渐渐明亮的今天”，他唱的歌是“善意之歌”。这思想、这歌声穿透岁月的风雨流传下来，为后人分享，给后人启迪：
在很多年后，还是这条未名的长满沙棘的河流
站起了峥嵘的衣角。虽然那依然是黑夜
可我已经能够听出命运无奈中的钢强和崇高
如今在那缟素的两岸我寻找不到昂扬的“花儿”
在那通向火葬场的桥头上，我知道会有外埠的生客
在离你的灯火不远的地方，期待撑篙而来的魂
通过对历史的追寻，诗人于风景之外思考的其实是历史的烟云，是创造的伟大，是精神的久远，是抗争中的升华，是苦难中的微笑。“期待撑篙而来的魂”则是人们对文化之根的追想。
在青海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章治萍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现实中的人，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是他打量人生的基本手段，他从厚重的历史中获得了对生命来源的思考，又从现实中追索、寻觅历史的足迹，最终找到了一种可以疗伤的文化源泉。在古老的伊克柴旦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诗人写下了《伊克柴旦湖。牧命者与葬礼的使臣》这样深沉而激扬的诗篇：
谁承诺过我们不会因腐朽的时间而腐朽
虽然我们早知道那仅是出于对荒凉的崇敬
偶一为之，却振奋了我们整个夏天的蜷伏
包括单调的祈祷词和振聋发聩的天籁之音
伙计们如今在城市里历练了。我却没有忘记
拯救我的竹竿和一块顽石的根深蒂固
还有难以逾越的男欢女爱，那假设的
婚典确是属于魔幻而不曾需要肉体的倚靠
但是，总有使臣将我们拉近草莽的情节
逼迫我们重演被淘汰的厄运或者欣喜若狂
如同那玉不曾粉碎那珠不曾滴碎那魂不曾零粹
如同身体里膨胀的爱怨不曾穿透诗的亲密、歌的亢奋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不轻松，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面对困境，面对被“拉近草莽的情节/逼迫我们重演被淘汰的厄运或者欣喜若狂”处境，诗人的人生底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拯救我的竹竿和一块顽石”既是他生命的元素，也成为诗人精神世界的支撑。因此，漫步在神奇的青海大地，诗人虽然显得有些沉重，但他在沉重之中找到的文化的、精神的依托又给人一种上升的力量。
书中，章治萍有一个短章《巴音山。抒怀或寸草不生的绝地》，只有七行：
落日的霞光越发殷红如血
显然，在你刚刚被烘烤过的胸膛
植不活一花一草。仍然你硕实的躯体
与晚霞熔融为风景——风景内外
抒怀的情愫决不会仅仅是绝地的冷酷
我想，钟爱于孤独与寂寞的音符
早已响彻在大山的深腹
我相信，他的行走、他的思考、他的歌唱，也如同诗人所写的那样，即使是“钟爱于孤独与寂寞的音符”，也会“响彻在大山的深腹”，为读者所喜爱。这首诗是诗人野外作业时周围“风景”的诗意写照，但在写实的过程中有分寸，好像总有一个自己的音符跳跃在诗行之间，塑造着某种高贵灵魂的出现。我一下子有了与王若冰先生一样的感觉：“在一个消费、享乐、安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种苦难、牺牲、伟大而坚强的灵魂存在，没有有意义的诗和有重量的诗人存在，这个时代将轻浮如浮萍，并且注定将为历史留下一段空白的记忆。”这是王先生在《唳号与祈祷：章治萍诗歌的苍凉意识》（载《诗家园》2005年第3期）中的论述，章治萍的诗歌真的是常常在苍凉的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热烈的力量，我想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于是乎，我理解了章治萍在青海当代诗人群中为什么比较独特，作品比较有史质价值。
读完这部诗集的书稿，我们会为诗人的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动，也会诗人对美的发现而两眼放光。这书稿中有二十首诗曾收入200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治萍个人诗集《大巅地》，叶橹先生曾有读后感说：“在章治萍以行吟诗人的身份而写下的许多青海地貌的诗篇中，他其实不是一个山川地貌的绘图人，而是一个以全身心的个人体验进入大自然怀抱的歌吟者。”我以为亦然。读这书稿，我们首先走过了青海的名山大川，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风云，走过了白云悠悠的轻松，也走过了荒芜渺远的沉重，更主要的是和诗人一道分享了他的沉思，他的快乐，他的苦恼，他的追寻……我们在宁静中体会深沉，在回溯中寻觅未来。
目前，章治萍回到青海常居，祝愿执著而勤奋的他写出更多具有青海特色的诗章！
2009年10月27日于重庆之北
（本文原载《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2010年第7期、《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11月9日“品读”副刊。）
行吟者的心灵之痛
——读青海诗人章治萍新著《大巅地》
叶 橹（扬州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经常阅读诗歌的读者，我对当下的诗坛呈现的多元化的趋势，一直是持欣赏和乐观的态度的。我既不忧心忡忡，也不盲目赞美。所谓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确实是一种通达而智慧的观念。各种不同审美价值取向的诗歌能够共存共荣，正是它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创造新的辉煌的前提。不过作为个人的艺术爱好，我对有些诗歌的审美趣味难免隔膜，而对有的符合我个人爱好的诗，亦难免有些偏爱。真正让我在这些诗歌中划出明确的界限，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心有灵犀的“悟”。最近读到青海诗人章治萍新出的诗集《大巅地》，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有话要说的强烈欲望。虽然这是一本从页码上来说篇幅不能算“厚重”的诗集，但是我确实在阅读它的过程中感到了一种少有的心灵上的沉重与“刺痛”。
我并不了解章治萍有着怎么样的生活经历，但读他诗集的“写在行吟的岁月”一辑时，却隐隐地感觉到他的那些诗行是浸透着一种来自真实生活的深刻体验的“心灵之悟”。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玩诗和玩世的人。
人们常说诗人是时代的宠儿，我想这绝不是说他们得宠于权贵，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现实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体验。因此我时常想起艾青的《时代》一诗。他说“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并且“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这种“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的感受和体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才会具备的“心灵之痛”。诗人正是在这种“心灵之痛”中吟唱出时代的内在旋律的。
之所以引出艾青的诗句并借题发挥，是因为有感于时下一些自诩为“主旋律”的诗，其实是同真正的时代主旋律相去甚远的。而章治萍这些“写在行吟的岁月”的诗，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一种内在而深沉的感受和体验。“那众多的粉饰的脸如同油菜花般默侍在周围／周围有太多太多的眼睛，窥探着我拘谨的诗行”，这或许也是一种写作的心态，然而以它同艾青那种让马蹄踩过胸膛的“痛”相比较，岂不是更为沉痛的精神悲剧？正是在这首题名《青石咀：油菜花与最初的挚纯》的诗里，我们似乎可以循着它的思绪捕捉到一种“叙事”与“过程”。它的“序”说：“回忆是挚纯的，但常常是深渊般的……”而它的“跋”则说：“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着吧／虽然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诗句时，脑际里涌动着的是何种复杂而细腻的思绪，乃至何等栩栩如生的生活情景和细节，但是我可以确定地把握住它蕴涵的生活底蕴和精神内涵。许许多多尽在不言中的事实和过程足以给“深渊”作出诠释。由此我还联想到他在《地殇》组诗中那首《叙事》。在近似“绕口令”的“许许多多的许多”的后面，斑驳陆离的“生活叙事”，隐藏着许多许多的玄机，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
在章治萍以行吟诗人的身份而写下的许多“青海地貌”的诗篇中，他其实不是一个山川地貌的绘图人，而是一个以全身心的个人体验进入大自然怀抱的歌吟者。我在读他的诗时所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诗歌语言使我感受到一种内在心灵的颤动。我向来读诗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默诵。有些诗虽然非常优秀，但在诵读时却往往有一种缺少韵味之感，而读章治萍的诗，也许一时尚有点“不知所云”，却往往能体味到一种独特的韵味。正是这种韵味，引导着我的情感和思绪逐步地试图深入其内核的，并感到有话要说。我并不主张用微言大义的方式来进入诗歌，但是我欣赏诗歌中那种韵外之歌。韵外之歌并不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可以“一言中的”地主题概括，它是一种需要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来加以慢慢品味的东西。我虽然没有到过青海，更无缘领略那些独特奇异的雪域自然景观，但是我能够体味章治萍在置身其间时所萌生的种种情感和思绪。在章治萍那些一语双关、一箭双雕的诗题命名和诗行里，我能够体验到许多内在的生命体悟。例如《鱼卡：钩鱼者与超度的神工》中的诗句：
我们不因即将死亡而哭天抹泪。我们崇敬累世的探测
崇敬小旗的飘舞，崇敬觇标的耸立
崇敬梭角分明的地
抗击超强的电
至于那冷嘲热讽的天，突起了叛离的云
这是最佳的时机吧
也许这些诗句与“鱼卡”这个地名毫无关联，但是它的字面所引发的联想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也正是因为如此，章治萍的一系列写地貌山川的诗，才使人能够从生命体验的角度进入其内核，而不在乎人们是否曾经亲临其间。
我一向以为，许多写所谓地貌山川、风土人情的诗，如果只是纯客观地描绘和呈现，其实是与诗的本质相去甚远的。章治萍的这些以青海地名为题而又“附加”了题旨的诗，有点像“词牌”的符号标志，地名仅仅是一个符号，题旨才是它真实的内涵。虽说我们不能从他的这些诗中读到地貌山川的“形”，但却可以感受到那弥漫在苍茫境域的气氛的氤氲。像《雅丹地貌：烽火台与陨落的淫沙》这样的诗，与其说他是在写“地貌”，不如说他是在穿透历史以感受和体验人的生存困境：
烽火点起来了，那是寻找道路的眼睛
是寻找亲人的眼睛。狂放不羁的沙还会淫荡的
在不知何时疯狂地淫荡起来。此时呵
不知何人前赴后继，用沉寂换得英名
呵，我确需要过去的仙境来医治现在的残山剩水
蓄藏的力量哪里去了。捉迷藏的繁荣哪里去了
那明眸皑齿的仙女被挟持了么？还是厉魔犹在
你们要走的路上，依然充满狡诘的传说
章治萍在面对地貌变迁、山川易容时的灵魂投入，使人感受到的并不是颂歌式的旧貌变新颜，而是一种苍茫的命运未卜的考验。正是因为有了诸如此类的忧患意识，所以我们在他的诗里看不到浅薄的乐观主义，也从没有建立在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豪言壮语和雄心壮志。只有对生命过程的艰辛和精神跋涉的困苦深有体味的人，才会知悉“从烽火台的残躯听风的犀利”和“听着淫沙四处乱窜的呻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而这一切，却是那些一味制造虚幻的豪言壮语和雄心壮志的人们所不愿面对也不敢正视的。作为行吟者的章治萍，在他的人生之旅中所感受和体验到的心灵之痛，以一种诗意观照的方式表达和表现出来，令读者沉思和审视。他的艺术方式远离了格式化的话语而竭力寻求着诗性的直觉和感悟，这或许是他的诗不容易融入某种“主流”而被置于“边缘化”的境遇的根本原因。
通观《大巅地》中的诗，人们将不难发现，在章治萍的诗歌话语中，几乎找不到通常所谓的那些属于政治或形势之类的热门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远离现实或忽视历史的。恰恰相反，我深感章治萍的诗更加地揪着现实和历史的“命”，因为他本身便来自于最底层和最原始——那些人类与历史的最初部分。在我们的诗坛，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怪圈。某些被认为是体现了主流话语或中心地位的诗歌，其实从诗的真正意义上说，它们恰恰是处在诗的边缘地位的；而一些被认为是边缘化了的诗，从诗的本质来界定，却恰恰应该是处在中心和主流的地位的。这也许是一个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够证实的话题，现在来谈论它还不是时候。我之所以在这里附带地谈上几句，是因为我在日常阅读中所接触到某些诗歌，常常令我产生一些联想以至感慨。读章治萍的诗，我也同样产生如许的联想和感慨。不妨谈一谈他诗集中的《人殇》和《地殇》那些诗篇。在一首首具有“悟”与“觉”的诗题和诗行中，你会感受和体验到什么叫做“生存”，而什么却仅仅是“活命”。他有一首《生》，也有一首《死》，读了这两首诗，你或许可以体味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和“死”。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的大地而不能感受到生命的本质意义，生存在关系的网络而不能体验到压抑的根源何在，这样的生命是麻木而愚妄的。诗人的精神痛苦之根，恰恰是在于他能很深刻地感受和体验到这一切。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挣脱的精神网络，但是能够意识到并力图寻求一种超越和超度，却始终是自古迄今一切清醒睿智的诗人所上下求索的精神出路。一切努力最后都会交给死神去收获，但是作为精神的遗产，它会一代代地留传下去，直到世界末日的降临。明知真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其遥不可及页不懈地努力奋斗，甚至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不正是历来先行者的昭示吗！作为诗人，在他的生命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能够谛听和看见些什么呢？章治萍在《我看见生命在与时间赛跑》一诗中说：
我看见一首诗歌结束的绵绵泪水中
时间总是超越不了生命的儒弱。总会有挽秋的莺儿
站在冷峻的枝头迎击漫漫的寒风
我还听见许多不能组合成曲的很细很小的声音
在生命与时间鏖战时充当着坚不可摧的鼓
这就是一个虽然处境卑微但仍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所能够表达的对于诗歌和生命的信念。它也许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正如一位智者所说：挺住就是一切。我不知道有多少诗人能够这样坚持地挺住，但我知道章治萍一定是能够挺住的一位。
我在这篇短文中并不试图全面地评介章治萍的诗歌，而只是写下一些零星的感受。全面评介章治萍的诗，我想是我以后要想做好的一件事情。我深深地知道，当下的诗坛由于其多元和庞杂的结构，再加上诸多诗内诗外的因素，“诗评”在人们心目中大概已经同马路上吆喝着卖假货的掮客们等而视之了。所以我并不企望我的评论能够改变什么。我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如今被边缘化而确具潜力的诗人绝不是少数几个人，这并不是“评论”所能改变的。不过我以为不管自己被置于何种境遇，清醒的自我认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认为章治萍在《拨诗的人》这首短诗中所表达的心声是十分可取的：
我不吃青涩的水果
也品不出稚嫩的菜香
我的浏览过于苛刻
我的键盘过于窄小
我的文字过于细弱
我所点击的船队
等在那里
不再变大
也不变小
能够自恃而恬淡地看待一切，潜心于自己的创作，走出独特的个性之路，才是真诗人的正道。所以，我做为读者，理应对个性十足的章治萍的诗歌抱着更多、更大的欣赏欲望。
照我的理解，章治萍以行吟者自许，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他作为诗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他对于生存之痛的感受和体验，是酿造他诗歌的发醇物和触媒体。我从心底里祝愿他坚持跋涉下去而不管前景如何。说到底，“知己”总是会有的，无论“变大”或“变些，这并不能由自己的愿望所决定。
既然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就到此打住罢。
（本文原载上海《新城市》诗刊2004年第2期；青海《诗家园》2004年第2期。）
他独有的青海“意识”
——略评诗人章治萍近作
向卫国（茂名学院教授）
昌耀之后，写青海是困难的。
正如燎原先生所言，昌耀已经“用诗歌堆垒了一座西部高原”，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再次面对西部、面对青海时，绕开这一座巨大的诗歌的高峰。谁继续写青海则具有更大的冒险性，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自信，因为他将更直接面对被遮蔽的危险。
章治萍就是这样一位有勇气有才情的独特诗人。
作为同出于青海的诗人，人们总会将章治萍置于昌耀的学生的境地去评判他的诗歌——虽说章治萍曾一再强调他其实受昌耀或其他青海诗人的影响极少，如果硬要说影响，那更多的是受青海另一位大诗人白渔的影响——章治萍说：更多的情况下是那些诗歌本质上的自然来临。但他对昌耀是极其敬爱的，这从他在1987年就公开诗赠昌耀可以看出(《狼之弦律——致诗人昌耀》，载《西宁报》1987年6月17日第3版；我想这是公开赠送昌耀的第一首诗)，从他个人斥资创办交出版单位正规出版的《诗家园》杂志每期都用相当的篇幅刊载“昌耀纪念特辑”可以看出，从他在网络上创办“昌耀论坛”可以看出，从他直接悼念昌耀的文章和诗歌作品(如曾在著名的“榕树下文学网”引起强烈反响的《悼昌耀诗四首》等)更可以看出。章治萍的确对昌耀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深刻理解，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昌耀师在那人类最高台地上展翅翱翔的绝唱，昭示着什么，暗蕴着什么，诠释着什么，埋葬着什么……我想，我意外地清晰。”(《三夜的思想与三夜的疼痛》，载《诗家园》创刊号，即2002年第1期)
但是，章治萍仍然选择了再次诗写青海，并且近来以系列组诗《写在行吟的岁月》、《大巅地》等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他个人所看到、所感悟的独特的青海。这是不同于昌耀的另一个青海。
青海是一个生长诗歌的地方，昌耀曾经描述过西部高原给予他的艺术及人生启迪：“任一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总是敏于一定社会历史内容给予的负载，只待踏上这片国土，一种浩茫莫辨的历史感就可能油然而生：是一种苍莽，是一种悲凉，是一种圣洁之情，是一种想要痛哭的欲望，是一种想要献身的意念，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深思，是一种激动不已的预感。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一边域使我们从这种审美受惠中获取更为丰赡而醇厚的审美膏油。”(《西部诗的热门话》，见昌耀诗集《命运之书》)正是这种近乎于膜拜似的完全内蕴性的情感，使48年前的昌耀一踏上西部高原的土地马上被一种神秘的“预感”所征服，而致力于用诗的语言进行“高原形体造型”(燎原语)。总的说来，昌耀描写西部高原的诗歌，具有“生命感悟之独特的原始本能性质，意象之粗朴、自然性质，语言节奏之凝重、元初性质”(见本人拙文《极地徘徊——论昌耀早期诗歌的意义》，载《边缘的呐喊——现代性汉诗诗人谱系学》一书，作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是昌耀“西部诗”最突出的特点。
同样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愫，可能也还出于对昌耀先生的无限敬仰，章治萍几乎是无可选择地、不可避免地必须再写青海。而为了写出属于自己的青海，诗人在这块诗歌的热土上进行了漫长的吟游，虽然这种漫吟是他早年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是没有其它选择余地的。108首组成的《写在行吟的岁月》就是“大部分初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野外生涯”(见《诗家园》2002年第2期，第107页的作者简介)的一部极有份量的作品。轻轻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多少雪雨风霜，多少次历险和流血，只有诗人自己知道。读者所看到的则是这一部风格独异、内容丰富、质地厚重的“大诗”。不论从这些作品的成稿时间来看，还是从这些诗的内质上来看，我们都可以相信章治萍确实受昌耀先生的影响较小，他更多的是运用章治萍的“青海意识”来完成他诗的精神之旅的！
在与甘肃诗人王若冰的对话时，章治萍深情地说：“在野外作业的那些漫长的岁月，我最大的感受自然是寂寞和孤独，特别是第一年在大柴旦，除了跋涉便是汹酒，与同事谈论文学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你一味地读书和写作，在那个环境中所有的人都会讥讽你是十足的呆子。因为我那时是走在最前头开路的尖兵，有一次便在方圆一、二公里只有我呼吸着的大漠之上把自己赤裸地埋在沙里，只露出个头和半只手，然而我听到了骆驼和沙棘草的呼吸声；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在高高的秃山之巅上尽情的狂舞、呐喊……当然记忆最深的是两次在作业时差点'冰’掉，一次在马海地区差点陷入沼泽，一次在土门关附近差些跌落深渊——前一次是我携带的几十面系在一米见长的竹竿上的红白相间的测旗和125米长的测绳救了我，而后次救我的是一块崖边的顽石——我现在沉重地感觉到那次掉落深渊的用于为电测组写测点号的半桶红漆而在渊底滚动的浊水间渲染开来的那个震撼心灵的情景——这些在我八十年代发表在《青海日报》的一篇散文中有真实的记叙。”(见《经历和责任——网访章治萍之二》，载《诗家园》2003年第3期)青海在中国的西部，诗人提及的大柴旦地区又在青海的西部，那的荒凉与原始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在《写在行吟的岁月》里就有好几首诗写在这个地区，如《鱼卡。钩鱼者与超度的神工》(载《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六期)、《伊克柴旦湖。牧命者与葬礼的使臣》(载《2002年夏季风诗歌选》，老铁、雨林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马海。祝祷词与蠍蚊的吟唱》(载《诗家园》创刊号)等。
在“鱼卡”中，诗人叙述了他对那个地区最初的感觉：“一定是代远年湮了，我只看到一个期待的神工／期待着鱼的跃起。他的眼睛深陷着，水份很足／我感觉到滚滚而来的潮／笼络着昌盛”。鱼卡只是地名，并不是鱼塘，是不可能有活蹦乱跳的鱼儿出现的，但诗人迫不及待地“期待着鱼的跃起”，我想，这种期待远超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他升华到了诗的追求。在“伊克柴旦湖”畔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野芦苇，诗人曾穿梭在其间进行野外工作，而且必须是走直线，由于这些野芦苇常年被咸涩的湖水“浸泡”，叶子即脆又硬，很容易划伤行人的腿踝，诗人便有这样白描化的诗句：“被陈盐普遍腌过的竹子。绽放的我的血／随着我们笔直的跋涉而不曾落伍／伙计们在前面小心翼翼地躲避自己／惊掠的蚊蠍铺天盖地。谁会是今晚的美餐”。诗人在电话里告诉我，那里野生的蚊蝇泛滥，行进在那里是要戴上蚊帽，否则被蚊子叮多了会中毒——可见诗人当年工作环境之恶劣。但令人稍感快慰的是，诗人在电话中还说他和伙计们在跋涉途中往往也能打几只鸿雁或野兔什么的回去做一顿“美餐”。而在“马海”面对不远处的“圣城”——南八仙，诗人在精神领域的感受亢奋到了极点：“虚幻的神祖么？我们若无其事地叩问自己的命运／搜索与命运相关的信息，我们在起伏的胸前／早已准备好了足够的跋涉和足够的英雄”。“南八仙”隐含着一个悲壮的故事：解放初期，有八位妙龄女子组成的野外地质队员因迷失方向而牺牲在马海地区，后人把她们牺牲的地方取名为“南八仙”。诗人告诉我，只要是青海地质系统绘制的相关地图，不论比例尺多大，绘图员都会标上那个很小很小的地名，而宁肯放过比之更大的地名。她们确实是诗人的前辈，是他们那行的英雄！诗人饱含激情地在另一首诗中憧憬着与她们举行婚礼的炽热场面：“呵，打扮你们的娇容吧，日子是你们熟悉的／我们是你们熟悉的兄弟，在沙尘飞舞之前／我们的熟悉反复无常并酝酿着悲壮／在熟悉的悲壮之前或者熟悉的后面／我们是你们熟悉的兄弟，在你们出嫁的路上／寻找芬香”，继尔诗人又道：“姐妹们，故事是在我们的唢呐声中演绎的／你们是我们熟悉的姐妹，在雨丝风片之后／我们的追随没有结果并体验着诀别的漫长／在陌生的天幕关闭之前或者天籁声由近而远／你们是我们熟悉的姐妹，在我们迎娶的路上／祭奠旗帜”。(《南八仙。婚礼曲与掉队的旗帜》，载《诗家园》创刊号)此等真挚的呼唤，怎能不响彻云霄！诗人在诗中多次写到“旗帜”，其实我们的这位诗人确确实实种植“旗帜”长达四、五年，在漫漫无垠的戈壁滩上，在野花蔓延的雪域乡野中，在藏寺纳庙的深山悠谷间……那一面面红白相间的小测量旗有序地种植在那里，虽然它们不会发芽，但一定会生长。这或许便是诗人揣摸到的生存真谛吧。
考虑到将来出书的售路等一些客观因素，我们目前不能在网络上完整地看到这108首作品。据悉，除目前在几种报刊上发表了近20首外，由“中间代”始作俑者、诗人安琪主编，将在今年公开出版的一本《中间代诗全集》将收入这组诗中的不少作品，而这组长篇系列组诗的单行本也已列入诗人的出版计划之中。在这组具有鲜明特色的诗中，诗人在每一首的标题前都加上青海的某一地名，这是诗人诗情萌发的根源，诗人行吟至此，受某种现实景观或历史内涵所提示产生了诗的灵感。正式的标题本身则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者认为该地最有特征，富于标志的某景观，或某人物，或历史文物，或某风俗，等等；另一部分一般是通过一个短语最简约地概括出作者行游此地时的某一最深刻的印象或感受。比如《当曲。大荒原与蜿蜒的河床》(载《雪莲》2003年第2期)、《可可西里。欢喜佛与饥饿的阳光》(载《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6期)、《鄂陵湖。纯素描与坚忍的岁月》(载澳洲《酒井园》诗刊第8、9合刊，2003年2月发行)、《青石咀。油菜花与最初的挚纯》(载《金银滩》2003年第1期)、《青海湖畔。休止符与淆惑的鹰唳》(载《诗前沿》第4卷，孙文涛主编，2003年5月出版)、《芒崖。帐篷村与嚣张的朔风》(载《淮风》2003年第2期)等。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已经在标题中点明了诗的主旨。
由于上述特点，笔者感觉到章治萍的诗写呈现出的是一种散射般的尖锐透视性。这和昌耀先生注重于西部整体性的雕塑与灵魂感悟有很大的不同。昌耀往往喜欢在一首长诗中集高原外部形体塑型和漫长历史文化的演化史为一体，但总的来说更偏重于对高原地貌与地质特征的客观描述。章治萍则喜欢在一首诗中专注于一点，进行多层次的钻探和发掘，而且这种发掘明显偏向于主观意识。比如，《各拉丹冬。鱼化石与骤起的天籁》(载《诗家园》创刊号)的诗情并不是依傍于对“各拉丹冬”的外在景物的横向描写，而是紧紧抓住诗人在雪峰上发现的“鱼化石”，在意识深处展开主观想象，把由“鱼化石”所引起的心灵中的变化，即由历史与自然演化的万古之谜引发的深沉冥思，呈现于锐利的语词：
残鳞未存。澄清的绞杀一切的辉煌已经澄清
将一切死亡的生命葬于一巅，冥望四域
竟还有流动的音乐从深腹骤然扬起。骤起的
若干年前的伤痛没有血腥的红，只是若干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也看不到激浊扬清的鱼，露出甜美的笑靥
或者一片陌生的深情
地质的演变和历史的演变一样，它们引起我们徒然的“伤痛”和无限追思，那“激浊扬清的鱼”在青藏高原的岩石中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一大片一大片生长着化石的宫壁”让我们怀着无限伤感地小心“辩识”，幻想着一个“骤起的天籁”。这样的诗歌基本上是主观的哲思与抒情的融合。
我们再看看另一首《德令哈。祭酒颂与遮眸的处女》(载《雪莲》2003年第2期)。青海境内的一个小城德令哈，因为海子一首卓越的抒情诗《日记》而在当代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海子只是德令哈一个并不偶然的过客，他的内在情感与这个地方的确有着某种联系。燎原先生考证，海子的女友之一P，即是德令哈人(参见《海子评传》第七章)，所以海子的抒情是极具私人化的。而章治萍的诗主要是在现代生存境遇中为飘泊的灵魂找一个安憩之地，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首诗写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诗人在德令哈醉酒的经历和由此产生的对生存本质的领悟，以及对青海藏族诗人索宝的的怀念，这位未名的诗人曾工作在德令哈的一家编辑部，因酗酒过度而英年早逝。“喝酒的诗死在酒里”，一个不断“从陌生的地方走向更为陌生的地方”的诗人，虽然“几乎不认识任何一张赭黄的或者黎黑的脸／与强烈的紫外线冲撞的。与古老的沙砾冲撞的。与诗冲撞的”，但他对这些古老的人们“轰轰烈烈的牧奔生活”却有着更深层的认同，这种豪气来自于酒，因而也就与诗有了内在的联系：“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弦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诗中提到的“裁缝”便是另一方面内容的“主人”，诗人告诉我是讲述这位诗人母亲“认”的“表哥”的故事：遇到的“遮眸”的“土伯特女人”和她们带来的美丽与宁静。而这位“表哥”跟随其姐夫在德令哈做裁缝时得怪病也早早地去世了，他留下的遗憾给我们的诗人以难得的写作素材：
你是游牧在巅地的女人，你是处女，你的初夜决定你的终身
你的眸是你的点睛之笔，你的妩媚，是原始的浪漫
你遮住的是最能说话的地方。因为，你根本无需说话
我们知道，曾几何时乃至现在，藏族女子到一定年龄时，如被一个男人“虏获”，那么这个女人便必须成为他永久的新娘，而且，在青藏游牧地区，往往又是私定终身，而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土伯特女人”就这样“匍匐而来”“遮眸而来”。虽然“遮眸”，但依然能带来“燥热的夜”；虽然有“燥热的夜”，但“那渐入佳境的白杨林”依然纯洁而宁静。这些远离文明，美丽善良的“土伯特女人”，只有她们的灵魂才是永远的“处女”地，才可以让诗人动荡不安、四处飘泊的灵魂得到暂时的栖息。所以诗人对这些“无需说话”的女人们说，再“没有其她的女人敢与你竞艳争芳”。这一点，诗人用了不容质疑的语气，全诗表面上写的是别人，其实内质里写的是诗人自己，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在全诗中贯穿始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青海虽然是诗人章治萍魂魄所系之处，但他诗写青海的目的却在诗之外。在普遍焦虑而失衡的现代社会压力之下，诗人踏上征程，在青海高地进行漫长的巡游，终于找到了一方净土，可以让心灵暂时卸重，得以休养生息。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诗人还写到了湟水河的“诗人魂”(《湟水河。诗人魂与朴素的抒情》，载《阳关》2003年第1期)、鱼卡的“钓鱼者”、可可西里的“欢喜佛”(《可可西里。欢喜佛与饥饿的阳光》，载《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6期)等，它们对诗人而言，都有同样的作用。
《大巅地》与《地殇》是章治萍又两组系列诗篇，同样，目前我们在网络上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如果说《写在行吟的岁月》有一定的确指性，那么《大巅地》《地殇》则带给我们更多的神秘与思想。做为行者，诗人自然有对自己生存经验最本质的讲述：“在随便的一个历程里／踩死的灰尘弥漫在眼前一个渐渐沉沦的黄昏／无数的断砖残瓦被蒿草搬起来／一个劲地砸着砸着／自己的路”(《行者》，载《诗家园》2003年第3期)。那日复一日的行走，笔直的有规律地行走，使诗人踩死过多少“灰尘”，淡漠过多少“断砖残瓦”和“蒿草”呢，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感觉清楚，诗人能够感觉清楚的只是一直在凶狠地砸着自己的路！这是多么无奈的动作啊。如果诗人没有那种切身的经历，这种诗的力量定是无从觅得。所以诗人对某些既陌生又熟悉的事物感激万分，在《夤夜的灯火》(载《新诗界》第四卷，李青松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诗中，有“细碎的土地起伏着广垠的主题／如此的简扼／并不可替代”，这分明在说诗人的经历是他无穷“才富”的来源，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替代”他。在需要怜悯的时候，诗人说“这个时候我不会怜悯／我不会对鹰啄的尸首表现出泣天的诗情／如同荒漠对于孤独的驼铃／皲裂的土地对于春雨”，在别人赞扬他们是英雄的时候，诗人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不会膜拜俯拾即是的英雄／我只会哀掉逝世的旗帜／和一个匍匐于地的我”，这都是《咒语》(载《诗家园》2003年第3期)一诗中的诗句，而做为读者从这首诗中更多捕获的或许是“颂词”吧！
昌耀先生的《慈航》以博大的思想主题与深情的叙述而名载诗史，做为为数不多的有幸聆听先生教诲的人之一，章治萍自然未敢造次，写下《小慈航》(载《新诗界》第四卷，李青松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诗：“那些运载青稞的高车／夯过一个又一个更高更高的山坡／山坡上青铜般的男人碗着那苦涩的酒／享受令他们更为陶醉的裸石般的女人／那些女人长泡在苦涩的酒里／如同长泡在荒溪里的石子／蜕褪着不同的性格／埋葬着相同的岁月”，这是对“高车”“青稞”的另一种简扼的剖析，也可以说是对昌耀之作在某一层次上的“小”的真实诠释。我注意到，在青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章治萍的诗集《大巅地》(据悉，这部诗集为听取意见而出，收入了几部诗人拟出诗集的八分之一的作品)一书的封面衬图即是一幅名叫《夕照下的青稞架》，其充满特殊魅力的景色让我们缄默不语——“那看湖水的五只鸟落在了先贤的梓棺上／它们不负圣命，它们的鸣声与金属器皿们合在一起／普通的与高贵的融在一起／新鲜的与腐朽的融在一起／……纵然将全世界的物质融在一起／融在一起／还是物质／没有变大／也不会变小”，这首选自《地殇》中的《先贤之死》便是直接与昌耀有关，诗人通过此诗向世人申明不论昌耀的生死如何，其诗的魅力和精神都不会变质与腐朽，是伟大的必是始终伟大着的，只是你是否看得见，何时看得见，而这个“时间差”与伟大者本身毫无关系。如果说昌耀是一个不得不自卑的人，那他也是一位十分自信的人，在被无情地打入冷宫那么长的岁月里，他都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最高台地上默默地写着只属于他的文字，即使在不得不自费出版诗集的日子里，他都咬牙挺过去了。显然，章治萍也常常以诗显示着自己的自信——
时尔被奴役时尔被崇拜的未名之鸟。那些不得不目空一切的老人
总在掌心翱翔
——《魑魅》（载《诗家园》2003年第3期）
通观章治萍的近期诗作，毫无疑问，青海，是诗人的生命意识中最巨大的实体性存在，同时更是他灵魂中最犷烈和最温柔的部分。青海，已经确实衍化为某种“意识”，周游流布于诗人全身的毛细血管之中。
让我们祝福并期待这位在弱势地域弱势阶层倔强地发掘、开拓他独有“意识”的弱势诗人！
（本文原载向卫国专著《目击道存》，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固守心灵家园的歌者与痛者
——来自章治萍《大颠地》的震颤
毕艳君（青海省社科院研究员）
对于一个曾经热爱诗歌但却被生活施性将诗歌遗忘很久的人来说，来自诗歌的触动已变成一种转瞬即逝的感慨而已。可我未曾想到的是，在我告别充满热情、充满理想、充满疯狂追逐的年龄，以至以为理想于我只剩一点简单实在的过活概念时，我却被诗人章治萍远离高地、历经生活磨难但从未放言摈弃、依旧以高地而歌的一种营构精神所打动。翻阅《大颠地》全集，他那种来自高原古地的行走沧桑于他身上形成的执著与固守使我惭愧于自己对诗歌的逃离的同时，也将年少时对于诗歌曾有过的梦想与一些玩伴们清纯稚嫩的诗句（如果算是诗）一起扯了出来，再次审读，还有最初的欣喜，但也有些微的痛，毕竟那是一份无疾而终的追求。
章治萍一路走来，从最初的寂寞、孤独、跋涉、酗酒到后来的闯荡、飘泊、受骗、辗转；从风餐露宿的野外到霓虹闪烁的特区、再到归于宁静的飘尘坊，可以说，他经历了无数的痛。想思的痛、失去女儿的痛、失业的痛、追求的痛、无助的痛、执守的痛……等等，这些复杂而又痛楚的生活经历使他在不到四十岁的生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命经验。正是这种生命经验挖掘了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并使它以诗歌的形式自觉展现出来，这种自觉，使章治萍无法逃匿诗歌对他生命经验的侵蚀。诗歌，便成了他自觉不自觉的一种诉说。这种诉说的欲望，不仅从未使他放弃嗜诗与牧诗的心，反而更使他有了理性的认识和诗意的创作。他的诗，以一种独特的“那一个”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了解他生活背景、了解他对诗歌的执著、更了解他作为一个歌者在向大众展示他心灵之悟、心灵之痛的读者（尤其是同样行走于高原古地，经常沐浴“冷太阳”之光的高原人）来说，读他的诗，心灵的确有一种颤动。
《写在行吟的岁月》作为诗集第一卷，明显带着诗人最初行走高地的痕迹。随着曾经涉足的大山湖泊、特色景地在诗名中的不断闪现和诗人心灵抵达的彼岸停泊，章治萍意在言外的情感空间得以大幅度扩张。奇异的雪域景观、朴素的民族风俗、纯朴的牧民情感伴随着章治萍激荡的情思起伏不停，旋即以一种非自然景观的写实凸现于读者面前，使人对置身其间所产生的情感波动产生共鸣。大量虚化的地名带出他意识深处的主观想象，在地质演变与历史演变的伤痛中咀嚼一种由此而生的慨叹，我们也许无法准确把握作者当时面对或以后怀想起某个场景时的内心触动，但来自他诗歌中真切而又深沉的生命体验清晰可见。
可可西里、塔尔寺、各拉丹冬、鄂陵湖、红腊子沟等地名的借用，带出的全是诗人在那一地那一景那一刻所涌出的情感波动。如《马海。祝祷词与蝎蚊的吟唱》中的诗句：“就这么简单地在蝎蚊恣肆的地方寻找安憩/是不可能的。撒野的思想常被磕得头破血流/更何况没有洒脱的骏马在我头顶驰骋诗行。”又如《南八仙。婚礼曲与掉队的旗帜》序中他说：“我一直想在雨后春笋的季节剥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鲜嫩的自己。这一愿望只能在南八仙的/怀抱里得到实现。这一成长至今的愿望——”跋中他又说：“我想我们是相配的，虽然你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死亡并枯萎了旗帜，但不逝的方向/却在旗帜的指引下走向你们与众不同的诗歌。”不管是经历了怎样的复杂命运，在生命抒写的过程中，章治萍都以冷静挚朴展现了他对生活底蕴的把握。同时，也展现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的一种对诗歌的执著守望，驻守在心灵家园的那根弦时时准备着为某一次生命的感动或心灵之悟进行高歌。于是，向我们走来的章治萍带着历经沧桑的磨炼与沧桑之后的沉静。本是歌者与痛者的矛盾，在他身上却和谐共在，他以行吟的身份默然接受了一切，并以歌写痛，以痛带歌，使行吟的岁月痛并快乐着。
行吟岁月带给章治萍的痛刻骨铭心，但同时行吟岁月也带给他无尽的创作财富。他诗歌创作的最初动机虽来自于不成熟年龄段的初恋，但他走过痛楚之后的重新定位却是对诗歌精神家园的构建。因此，章治萍无论是令人回味的生活经历，还是令人叹服的活动家气魄，一路走来，生活给予他的种种触发与暗示都使他找到了激情的落足点，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的方式，在一种散射般的尖锐透视性中以诗歌走向大众。例如《雅丹地貌。烽火台与陨落的淫沙》中的诗句：
在我着不清敌人面目的时候，我已牺牲
我的尸首被风干并被后来者不具名地埋于一隅
那是一个无名的所在，我只记得我的血死时还在沸腾
那是一块被人鄙视的土地，曾经是我战斗的家园
停止吧，我跳动不逝的脉博
没有人憧憬那里能够聚沙成塔，那些怪异的景像
是我唾弃的语言，还有拖沓成结的抒怀
在海洋崩溃的前夕，我听到仙女的哭泣
烽火点起来了，那是寻找道路的眼睛
是寻找亲人的眼睛。狂放不羁的沙还会淫荡的
在不知何时疯狂地淫荡起来。此时啊
不知何人前赴后继，用沉寂换得英名
透过穿越历史，在回想中体验人的一种生存境遇，实体存在的地名在诗意的表达中虚化言说，章治萍人生之旅中的感受和体验以及由此感触到的痛在他自然而来的诗中不加一丝遮掩，挚朴淡然而现却又明辙见底。《鱼卡。钩鱼者与超度的神工》《德令哈。祭颂与遮眸的处女》《各拉丹东。鱼化石与骤起的天籁》等都是章治萍主观哲思定格某一实体的抒情外化，这里有他对高原割舍不了的情愫更有他多年行走于斯的生命体悟，于是《写在行吟的岁月》成了他以诗歌表达自我的一种心灵释放，同时也是他独特生命经验的艺术呈现。
行吟的痛不仅未让章治萍停下追逐梦想的步伐，反而使他执著于自己对诗歌的精神营构。虽然他说：“我知道激情与冷漠的碰撞/会得出与别人相反的结果。”“我的生死系于一发的祈祷和祝福呢/难以诠释诗歌与非诗歌或者没落的价值”，但“那些颠沛流离的、晦涩然而活生生的主题/在萧瑟的风景里寻找悲壮/那些苍白然而抱拢的枯叶/在残破的墙角打着旋/并窥探外面的曙光。”“我的脑子里满是神灵的景象/如同现在满是会飞的词语/都停留在树梢上等待合唱”。《殇曲》中对人的生与死、追求与幻灭的深刻体悟带之而出的心灵颤动是极其震憾的，由此，我们不难想像，诗人这一路行吟岁月是忍受了何其的心灵煎熬与磨砺，才有了对生命玄机的种种破译。而也正是这种破译，使他的诗真正显现出了一种西部高地的厚重，苍茫境域中的艰辛跋涉、蛮荒戈壁中的苦苦守望都得到了真实的再现。
《大颠地》一卷，大多是作者从事野外作业时创作的作品，因此随意性较强，每首诗都是诗人思想流动过程的一个痕迹，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定，只是诗人诗意的随处绽放。行走在高原古地的野外，陪伴人的除了沉默的秃山就是漠然的荒草，对于寻找一种共鸣的章治萍来说，在那个时候，他的心灵是处于绝对弧寂的。因此，他在诗意的随处绽放中流露出了他作为诗人的心灵独守与寂寥，在《行者》一诗的序中他说：“那些引火自焚的蛾，我常听见他们行吟的哀歌。”跋中又说“行者的路很长，走路的行者只有一个。”正是这种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和事实经验的存在使章治萍的诗在朴素挚纯中更富意蕴。诗卷中藏羚狗、雪莲、荒漠、青稞、裸岛等意象的选择依然是作者行走高地所独有的特征。如《小慈航》中的诗句：“那些运载青稞的高车/夯过一个又一个更高更高的山坡/山坡上青铜般的男人碗着那苦涩的酒/享受令他们更为陶醉的裸石般的女人/那些女人常泡在苦涩的酒里/如同常泡在荒漠里的石子/蜕褪着不同的性格/埋葬着相同的岁月……”。《枯萎的雪莲》中的诗句：“诸多枯萎的往事/压得再扁/沁香却难以泯灭”而对这些意象进行选择时，作者并非只为意象而抒写，更多的则是对此意象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进行双关陈述，使人在西部高地独特意象中咀嚼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东西，从而使诗不仅仅限于一种表述。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生命形式”。一个诗人特殊的精神气质如果不能以他的作品加以体现，那么其作品才情的贫乏和行文的枯燥也就可以想见。章治萍来自地质的特殊环境，使他在这些年的行走中形成了一种高原人独有的精神气质。经过生活的磨砺，他的思想气质已从一种个人情感的抒发成长为人类命题的思索，人生哲理的探讨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生命中最犷烈的追求与最深情的守望都凝结于他对诗歌的执著固守。《拔诗的人》《我看见生命在与时间赛跑》《雨打沼泽的黑夜》《有蝉于我的眸梢鸣唤》等诗歌都外露了他的这种固守与顽强。
诗给人的感动不仅仅是来自语言的一种认同，更多的是一种内蕴的感染和心灵的触动。章治萍“我必须吃饭，必须诗歌”的宣言展示了他对诗歌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恬淡与平静拯救了他抛在西部旷野的灵魂，也使他一直寻找着，体验着充实着自己的诗歌思想，并在寻找心灵通途的道路上接受一切苦难。于是，我们在他的诗集《大颠地》中深切感受了他对自己诗歌秉性与生命经验倔强垒构的艰涩痛楚，也感受了他为思想诗歌而歌的决绝与毅然。
作为固守心灵家园的歌者与痛者，应该说章治萍已是成功的，尤其是他不论诗坛以何种热闹喧哗场面出现只独于一隅宣告他的生命经验一样，他是执著的、顽强的，同时他也是孤寂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为诗人，只要他的生命经验是独特的，那他的思想往往是独特的，他便是他的时代真正先锋着的诗人”。
但愿章治萍的执守永不言结束。
（本文原载青海省文联《文坛了望》2004年第6期。）
唳号并祈祷：
章治萍诗歌的独特意识
王若冰（甘肃省《天水日报》副总编辑）
读章治萍的诗，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种天旷地远，阴云低沉，孤寂无助的苍凉感。死亡、苦难和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总是如无处不在的幽灵，在章治萍的世界盘旋、飞翔、狂舞：“饥饿的雪在耸立的发际盘旋。那尸体、那雪域之魂／静静地期待着、迫切地唳号。在凝固的眼帘间／不会闪烁应该闪烁的英雄之眉。冥想着被笼罩的／被缠绕的、被玩狎的冰天雪地，那宛若银蛇的扭动／不会凭空狂舞”（《当曲。大荒原与蜿蜒的河》）。诗人在祈祷什么呢？！
——诗歌意识是如此的独特。
一旦经历了苦难和死亡，无论对于一个普通人，还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都是一份巨大的财富。因为在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沉重、最激烈、最深刻的精神感受，无异于烈火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我和章治萍诗歌之间的交往，已经有近二十年之久，虽然对于他生活及生命力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我至今仍然知之甚少，但从这些年来所见到的他的诗歌作品来断定，我相信章治萍在他已有的经历中，已经正视甚至目击过生命的最痛的部分和人类精神里最阴暗的部分：“我踉跄地获得超度，就在别人避雷的刹那／我看到凄厉的灿烂。我不寒而栗”（《鱼卡。钓鱼者与超度的神工》）。在章治萍的世界里，空旷、苍茫、混沌的大地上，灾难、苦难和无法设防的痛苦，就是人类生存的背景和依据。短暂的春天、遥远的幸福、扑朔离迷的爱情，以及无望而又身不由己的念想，使诗人的精神与灵魂，始终都处在梦想与现实不断地交锋的锋刃上：“在处决犯人的前夜／萎谢的花再次抽出芬芳的刀／面对怜悯／长夜不语”（《梦》）。
事实上，诗人就是这个世界苦难与不幸的体验者和承担者。尤其是在当虚假而又妖冶的春天掩盖了人们内心的伤痕与血迹的时候，哲学家在老庄那里寻求安慰、小说家的用庸俗的故事掩饰内心的空虚，连多情而敏感的音乐家，也淹没在流行乐的大潮中不能自拔。而在这种时候，仅仅依靠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情感律动生存的诗人，只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灵魂放到时光的利刃上，体验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需的痛苦与呻吟：“我是旷夫，我是怨女，并且抛洒旷世的风流／那一刻，我是饥饿的阳光，我走过／我不想说话” （《可可西里。欢喜佛与饥饿的阳光》）。
在一个消费、享乐、安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种苦难、牺牲、伟大而坚强的灵魂存在，没有有意义的诗和有重量的诗人存在，这个时代将轻浮如浮萍，并且注定将为历史留下一段空白的记忆。
章治萍的诗歌，让我想到了这一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章治萍几乎可以看着是目前中国诗坛最彻底的昌耀的追随者与发扬者。大诗人昌耀离我们而去已经好多年了，章治萍自从他所创建的诗家园网站开通以来，几乎一直在为探究和宣传昌耀所开创的苍茫高峻的诗学不懈奔走。这种情状，既可理解为章治萍出于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种责任心，又可以理解为章治萍原本就是昌耀诗歌的痴迷者与思索者。从《大巅地》到《写在行吟的岁月》，我现在尚不能说章治萍到底领悟到了多少昌耀的诗学精神，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断定的——这就是，章治萍目前的诗歌路线，正是在昌耀诗歌精神照耀之下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多少年来，我们的诗歌一直在要不要以诗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探索的关口上徘徊。在我们有了无关痛痒的低吟浅唱之后，在我们有了极尽浮华的华词丽句之后，在我们有了快餐文化之后的“快餐诗歌”之后，尤其是在昌耀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目前的诗坛，是不是还需要一种直面血肉、灵魂与生命的诗歌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么，章治萍的诗歌，让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切：“我不需要诠释神灵的责问／我没有精力洞察大自然的残忍／我只用我的准绳推算你们的芳龄／用普普通通的红色油漆／在醒目处或者在不醒目处／写下婚誓／写下迎娶的历史”（《南八仙。婚礼曲与掉队的旗帜》）。
苍凉的西部高原上苍凉而悲壮的精神与生命，必然孕育章治萍这样一种阔远、激烈，既不畏惧死亡，又不回避孤绝沉重，苍凉、混沌，甚至还有几分悲壮的具有独特意识的诗歌。
我想，这是章治萍在莽莽诗人群中具有极其独特的诗歌意识的深刻因缘。
我们祈祷着诗人在个性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走的更远更深。
（本文原载青海《诗家园》2004年第3、4期合刊。）
大巅地构建者”的精神家园
——读章治萍诗集《大巅地》
陈传万（安徽科技学院教授）
读青海诗人章治萍的诗集《大巅地》，我忽然想到了“乌托邦”三个字。记得王一川先生说过，人，不能生活在乌托邦里，但不能没有一点乌托邦。如果说，麦地，是诗人海子这个“麦田守望者”的精神家园，是他的乌托邦；那么，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这样说，大巅地，是诗人章治萍“大巅地构建者”的精神家园，是章治萍的乌托邦，诚如他自己所说，“大巅地，注定是我诗歌生命中永远的追怀与畅想”。
程金城先生曾受丹尼尔·贝尔对文化定义的启示而提出了文学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这一概念。贝尔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诗集《大巅地》，正是诗人章治萍一段人生“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以及“对付困境的努力”。
诗人章治萍一再强调，“诗是生命经验”，“诗，便是体验”，“是生命经验的结晶体，是诗人对自己生命经验的艺术呈现。”诗集《大巅地》收集的大都是诗人从事野外作业时创作的作品。“野外作业”， 诗人所面对的应该说大都是穷山恶水，工作应该说也是非常艰辛的。诗人曾回忆说：“那时我每天背负十几公斤的木桩、测绳、测旗、觇标等大地测量工具，在人烟稀少的地球的最高台地行走十几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我记得最多的一次在一天内我们走了六十多公里。我们不是去玩的、去采风的、去观光的，我们是去工作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与心境下，诗人没有忘记诗歌，没有忘记对那块人类最高台地——“大巅地”的构筑。
著名评论家叶橹先生在评价诗集《大巅地》时说：“在章治萍以行吟诗人的身份而写下的许多'青海地貌’的诗篇中，他其实不是一个山川地貌的绘图人，而是一个以全身心的个人体验进入大自然怀抱的歌吟者。”“章治萍在面对地貌变迁、山川易容时的灵魂投入，使人感受到的并不是颂歌式的旧貌变新颜，而是一种苍茫的命运未卜的考验。”是的，只要我们翻开《大巅地》，任何一首诗，不论是长篇还是短吟，都是章治萍那段人生“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那段体验，那段经验：
所有的烦恼离我远去，我的周围一片金黄
一片阳光，很近地亲呢着我的脸腮。那婷婷的
少女撷着笑容，我烧灼着整个夏天的温度
藏刀放好了，我太需要平和的拂慰
就让衰飒的史诗残破不全吧，虽然我们有时间
重糊遗落的风筝。在平常中酝酿不平常的高潮
或者滂沱大雨，打湿我所有的表白
……
——《青海湖畔。休止符与淆惑的天廷》
我的愉快如同那近似癫狂的糜鹿。我有许多作爱的对象
比如那久不开花的石子，那最牢固的家园
比如那久不腐烂的阳光，那最亲近的火热
还有彩蝶忽上忽下
在彳亍的马的邻近处拉扯着诗帆
或者意念的炽热
当年的郁郁寡欢
曾掩埋稚嫩的精血。回眸不见温柔的召唤
于世上最最饥饿的土地我时笑时哭
——《可可西里。欢喜佛与饥饿的阳光》
从“我的周围一片金黄/一片阳光，很近地亲呢着我的脸腮”、“我的愉快如同那近似癫狂的糜鹿。我有许多作爱的对象”等诗句里，我们分明感觉到，在这里，诗人自我生命与天地合一，与天地共化灵境，诗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至。诗人从大自然里，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诗人不是在创造诗歌，不是在诗歌中玩味人生，而是诗歌原本就在诗人的人生中间，是诗人自我人生深一层的创造和展开。对于诗人来说，诗歌不是一种超越于现实人生之上的艺术，而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诗是诗人人生的自然展现。
肖鹰先生说过：“所谓自然，一方面是素朴纯真、任性随意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体悟宇宙生命而获得的超越空灵的境界。”对于章治萍来说，他的自然，正是这种“体悟宇宙生命而获得的超越空灵的境界”。
只是胭脂抹淡了。这一幕再也启帷不了的悲壮
镌刻在缄默的深处，那些生着锯齿的乱石
贪婪地锯着苍天。通过青丝的缝隙拉动着发展
我总算找到了诸多蕨类植物，包围着我的诗
而别人皲裂的眷念如同那光裸的大山
一边是无情的春季。另一边是最初的冬天
你，没有愆期吉日吧。在芊芊的然而贫寒的所在
寂寞的狗尾巴草在药马鞭在舞。驼铃在唱。眸在激动
旋转的青海湖波涛汹涌，而日月山悄无声息……
——《日月山。蒙太奇与苍劲的史篇》
“那些生着锯齿的乱石/贪婪地锯着苍天”、“旋转的青海湖波涛汹涌”等诗句，既是那些山川地貌的神韵呈现，更是诗人的一种生命韵致的直写，是诗人人生跋涉痛苦的呻吟、迷茫、冷漠等种种复杂情感的体验与经验。再如：
骆驼草确实在抽噎，在我胸膛的挤压下左右晃荡
那锃亮的矛恶狠狠地瞄准了贫瘦的土地，那是大荒原啊
是牛羊嬉逐的所在，是没有眼泪的汉子的脸腮
布满岁月的苍桑，没有表情，只有冷漠
和迤逦的景象
——《当曲。大荒原与蜿蜒的河床》
烽火点起来了，那是寻找道路的眼睛
是寻找亲人的眼睛。狂放不羁的沙还会淫荡的
在不知何时疯狂地淫荡起来。此时啊
不知何人前赴后继，用沉寂换得英名
——《雅丹地貌。烽火台与陨落的淫沙》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认为，在当今时代，现实本身是破碎的、扭曲的，而艺术则必须见证这种破碎与扭曲，在这种艺术中，不需要讲真理，而是直接的体验。讲真理在这种现实面前是“妥协、退避、谎言”。艺术的价值在于见证，在于感觉与想象力可能性的无限拓展，以此来增进生命健康。叶橹先生说：“通观《大巅地》中的诗，人们将不难发现，在章治萍的诗歌话语中，几乎找不到通常所谓的那些属于政治或形势之类的热门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远离现实或忽视历史的。恰恰相反，我深感章治萍的诗更加地揪着现实和历史的'命’，因为他本身便来自于最底层和最原始——那些人类与历史的最初部分。”我更倾向于用“见证”来诠释章治萍的《大巅地》。《大巅地》，不仅仅是章治萍那段人生“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更是那段人生生命过程的一种见证。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二十多年来，章治萍一直在苦心营建诗的家园，一直是在很理智的、清醒的构建一种诗学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构建，我们才能看到《大巅地》这样的成果。向卫国先生评论章治萍的诗歌曾说过，“诗人昌耀已经用诗歌垒起了一座西部高原，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再次面对西部、面对青海时，绕开这一座巨大的诗歌高峰。谁继续写青海则具有更大的冒险性，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自信，因为他将更直接面对被遮蔽的危险。”我不敢说，章治萍是不是受昌耀的影响而写青海的，但我敢断言，章治萍的青海诗，或者说是西部诗，与昌耀的西部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同的体验与经验。我不敢把章治萍的诗与昌耀的诗进行比较，然后一决雌雄；但我敢断言，章治萍的《大巅地》，是继昌耀西部诗歌高原之后的又一座“大巅地”。
我曾经说过，章治萍诗题前面的青海地名，如“各拉丹冬、鱼卡、可可西里、湟水河”等，已经不再是那实实在在的青海地名了，而是“虚”化了的，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作者将自己的人格、思想、见解等融入这地名，并由此而生发出许许多多情感、文化、美。这时候的地名，已经与整首作品浑融一体了。这种写法，应该说，是章治萍的独创，是章治萍自己的独特的“这一个”（恩格斯语）。
现代解释学认为，一切对作品本来意义的重建都是不可能的，即使作品的意义被再造，也不是原初的意义。也正是如此，苏珊·桑塔格才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反对释义》。她反对认为艺术有内涵，要求人们把眼光放在作品本身的形式上，接受它的冲击，复活它的紧张。她说：“释义若以艺术作品是以各项内容构成的这个非常令人怀疑的理论作根据，就破坏了艺术。它把艺术当成了一件应用品，当成一种范畴的精神体系的安排。”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不敢对章治萍的诗集《大巅地》作全面、系统的“释义”。但在最后，我还是想借用诗人自己的一首诗来诠释诗集《大巅地》：
预卜先知的不孕树没有淫乱开来，就像之前感悟的那样
那些不在异性面前弄骚的花花草草
有自己总也抖落不尽的灰尘和伤疤
这是我们寓居并向四域拓展的地方
芬芳从脚下开始。虽然并不知道诗歌从何而来
朗读的人却已经等待在喽蚁集合的地方
病愈过后的历史龟卧在皲裂的土地上
土地充满性情，却只望过从苍茫走向苍茫的异性
我们集合在这里，从虚幻的中心走向虚幻的边缘
陪伴的鸢直冲九霄。在沙尘暴催残花草的前夕
又一个高潮正在酝酿，生命所至
瑰丽的传说在大河源悠扬不逝
哪是一个怎么的主题？那些孤芳自赏的素材
圆润、饱满并保持着清纯，那些一般意义上的永恒
在聚集尘烬的地狱演绎天堂的绝唱
——《鳏居的花和流亡的草》
“又一个高潮正在酝酿”，我真诚的期待着章治萍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早日到来。
（本文原载青海《诗家园》2004年第3、4期合刊。）
找我们自己的诗歌意象
——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
提问■安 琪（《中间代诗全集》主编之一）
回答■章治萍
时间■2007年4月
地点■北京VS青海
关于环境对生活与诗的“对应”
安琪：在我看来，你颇有传奇色彩，好像行踪不定，一会儿青海，一会儿江南，青海和江南对你是什么关系，在你的生活和诗中有何对应？
章治萍：我们还需要时时重温走过的路吗？或许在多梦季节走过的路太多太长的缘故吧，步入不惑之年后我竟对那时候的悲怆与精彩仿佛都遗忘得干干净净了。当时不是不愿意抉择平静与安宁，而是那种恬淡而惬意的生活一直离我遥不可及。或许是父辈遗传的原因，我天生便与漂泊、荒芜、孤独、残忍、悲痛等“灰色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不愿意挣脱这些冷酷的词汇，因为当你清醒地通过这些冷酷的词汇认清自己的本质后，我便会觉得自己的思想天堂格外的绚烂与永恒。
是的，如果说青海与江南是我生活中两个自然生存点的话，那这两个质地相差甚远的地方便架起了我用“语言”和“思想”绞杀自己最理想的平台。原始与现代、草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朴实与狡黠、知足与贪婪……等等，都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剔得精光，榨出我所需要的东西。其对我生活的“对应”应该没有多少特殊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我始终把自己当作等同于大家的“一般人”来对待，我本身就是一个“一般人”，并不因爱好诗歌而变得不一般起来——我以为因诗歌而变得不一般的人是万分可怕的），但对我诗的“对应”却可能会很多，并且我认为这些“对应”是局中人应该尽量不说什么而留待局外人评说一切——虽然这往往要在局中人过逝之后。
对此，真正的诗人从不会感到悲哀，更不会停止写作！
关于我和青海的“诗性”
安琪：本质上我觉得你是青海的，在《中间代诗全集》里也把你作为青海的代表，你的青海诗篇有很奇特长句式，它们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形成的？你对“诗的青海”有何看法？
章治萍：我当然是青海的，不论从户籍、工作单位、作协会籍，还是从主要作品的地域特色上，我想，你把我列入“青海”应该没有丝毫问题。我得感谢你的判断力——我们之前并不认识，你对我的了解可能仅限于我的一、二组诗作（好在我这一、二组诗作都比较多，在题材的铸就与阐述的手法等方面还算具有“章治萍特色”），能从大量的适龄诗人当中挑捡出我这个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弱势的诗人，应该说如果你不具备相当的功力是很难想像的！
你提到长诗句，这正好与我青春期的野外生涯的特点有密切的关联——那时我工作的主要过程便是走路，背着重荷一个人孤独地行进在荒原、戈壁、沙漠……，或者盐湖之畔、秃岭之侧、大山之巅……。背负的东西有缚着测旗的竹杆、写着测点的木桩、铁锤、红漆等，离我最近的伙计往往在我后面或者前面125米……那并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的历程，相反，我时常把它当作我的一段辉煌史而多次传扬。或许是对某些事物的麻木，我已经无法分辨已知“履程”中的苦与甜了。
一切的艺术特色都不应该刻意去寻找，特别在诗歌写作方面，可能最自然的就最具有特色。在一个人不能更改的生命经验里，你是独特的，你的写作自然是独特的——可能别人以为你不是这样的，是刻意的，但你心里清楚的很，你是自然的，你的写作绝对是本质的，这就好了，你不需要再指望什么——指望别人对你怎么样，指望你对自己怎么样——在你一无所愿的时候，你反倒能够揪住自己并创造自己，反之，你辉煌过后最终一定是一无所有。
在此，我必须谈及昌耀师。他的伟大已经莫须多言。在此，我不知道能否说一句：我深感到昌耀的崛起，对昌耀之后的青海诗人而言，是很长时间不幸的开始——在看待当前的青海诗人时，人们往往与昌耀搭上关联。著名诗评家向卫国先生评述我的诗歌时，劈头就说“昌耀之后，写青海是困难……”。我却不这样看：在经历、环境、修养、吸纳等Ｎ个生存的日常方面，我与昌耀师迥然不同，除了一些在哪里谁都不可避免的表面的相似之外，许多本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坦率地讲，昌耀师的写作领域与风格是他独有的，试问，包括青海当下活着的任何一位中国诗人谁能学之？谁能仿之？我们生存于同一个地方，却以不同的方式和理解诠释各自的“经验”！这是我的青海，我的——我以为每一位真正本质上的诗人都应该有这么一种“惟我独尊”高贵气质，不论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的渺小，在诗坛是多么的荏弱，否则他永远不会存在！
青海本身便是诗的青海，青海因昌耀而变成更伟大的诗歌之域，这些说法自然没有错误，但是，我希望这些“诗性”与“伟大”都与当下活着的青海诗人无关！他们只与他们的“本质”有关，而这些“说法”对他们的写作不会（也不应该）带来任何的利益。
我的青海是一块没有被任何人神化过的神圣之域，过去，或者现在，还是未来，他都自然地始终生存在那里，如同我一样。
关于诗歌意象
安琪：你的诗歌意象的使用来源何处？或者你自己如何找到这些意象？
章治萍：前问，来自自然！后问，不是我去寻找它们，而是它们在寻找我！
我决不是为诗歌而活着。虽然我说过我离开不了诗歌，但这决非是说我离开诗歌便活不下去。我以为，没有谁是为诗歌而活着的！诗歌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但决不会是全部，甚至是大部分。有人吗？任何一位大诗人？任何一位国内外的大诗人？任何一位国内外的古今的大诗人？都没有，都不可能有，即使是我们认为已知最伟大的诗人！——我并没有跑题，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比较认同我回答你的“自然”了：一个制造诗歌的诗人充其量是一个语言工匠，而只有反过来诗歌垒构的诗人，才是一位语言家、思想家、“政治家”……
故尔，你应该可以注意到，我基本不写我不熟悉的东西，也基本不会去写认知甚少的事物，臂如说我不会去某一个地方呆了那么一些日子就写那个地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诗歌中的意象在我大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可更改的，是不能替换的，是应该具有“章治萍特色”的，否则，我不认为那些是我的东西，我不会去碰它们。臂如我诗中的“淫沙”之意象，应该是我的创举吧。这样的唯我所创的意象在我的诗歌中应该很多。这是我独特的“履程”所赐：那些狂啸着的沙尘抽打我的脸庞，在无垠之域望不到伙计的时候，铁定就会在心中涌动一种亲近的感受，只有这样，“淫沙”才不仅不会让我恐惧，而且使我与之产生了久违的亲热感。这是自然的感悟，更是自然的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诗歌并不叫好，这是对的，试问，会有多少人比较准确地理解我的“异样”感悟，读诗的、写诗的、写诗评的人中间又会有多少人能够体验到与我类似的“个性”经验呢？
我以为，任何诗歌的意象都是在演绎诗人“个性”的生命经验，否则无论它多么的高超，都不是他的，而一定是别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许多汉语诗歌在“我们”看来还行，但在已经走过的“他们”看来，却是其他人吃过的、嚼过的剩饭残羹了。“我们”指望靠“这个”追赶、超越“他们”，能不被“他们”贻笑并视为无物吗？
找我们自己的诗歌意象吧！
（本文原载福建《丑石》诗刊201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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