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柯尊解小说《天苍苍野茫茫》第18节赵润田也知道，除非他自己亲自回去，没有人能改变卫生局那帮人的坏主意。

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曾任省作协理事、签约作家，黄石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柯尊解19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在《长江》、《春风》、《鸭绿江》、《北方文学》、《收获》、《小说》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出版长篇小说七部。

《天苍苍野茫茫》第18节

县委副书记赵润田防汛抗洪的主阵地在泛湖湖口的长江大堤一线，那是全县最危险的防汛堤段。堤内就是泛湖湖口，绕湖有一乡一镇，湖西岸是昌来镇，湖东岸是东湖乡。一乡一镇的地势普遍低洼，沿江一线连一个像样的小土堆都没有，全是平坦坦的农田和村庄。而长江上游的江堤又是与相邻的渚城县的交接部，自古以来就是扯皮拉筋的地方。泛湖县把这儿当成防洪的重中之重，渚城县却不这么看，水往下行，到了这儿就是决了堤，也出了他们渚城县的地界，淹的就全部是泛湖县。渚城县防洪的重点在他们县的上游，这一段，他们几乎不派民工过来，放心地扔给了泛湖县。所以，这里历来都是事故高发地段。仅赵润田知道的历史上此地的决堤事故，就不下十次。他因此不敢有半点疏忽懈怠。他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守在江堤上，胆颤心惊的盯着堤内堤外的滔天洪水。民工们倒可以轮流歇会儿，他不敢，他得睁大了双眼盯着江堤，盯着泛湖湖口。他得整日整夜的泡在雨地里，泡在江堤上。洪水涨一分，他的心就朝嗓子眼里提一寸。他怕江水倒灌，他怕湖水泛了拦洪堤。但防汛的重点还是在长江江堤上。江堤一旦出现问题，长江一旦倒灌泛湖，那就真的是势不可挡，那就真的是塌天大祸！

他做梦都盼着长江洪峰能够早一日平安过境。可是，天天得到的报告却总江水继续上涨，江堤许多堤段时时出现险情、隐患，一个电话，一个讯号传来，他就得慌忙骑摩托车赶过去。

幸亏他会骑摩托车。江堤上别的交通工具都不及摩托车便捷，许多堤段汽车无法通过，而自行车又太慢，只能靠摩托车了。

摩托车方便，他就无论白天黑夜，老是在那段江堤的风雨泥泞里冲来冲去。

湖口昌来镇背后的那段江堤呈弧形，全长二十三华里。赵润田就把他的指挥部设在正中间。沿指挥部两头，每隔一华里设个监察站，囤积麻包草袋等抗洪物资，驻扎八十到一百劳力；每五十米放个哨，观察水情。监察站站长都是镇直属单位的一二把手，每人配一部对讲机。就这样，赵润田还是不放心，每隔两小时必要沿江堤查一次哨。因为指挥部居中，沿江堤查一次哨，他实际上要跑两个来回，也就是四十六华里。这样，他实际每隔一小时就要查一次哨，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他只能在两次查哨的间隔里偷空打个盹。即使真是铁打的人也抗不住。第三天上午，他开始发高烧。到午饭后，一双眼睛充血了。昌来镇镇长杨世宏吓慌了，连忙把镇卫生院的医生护士叫来一长串，围着赵润田要给他输液。

赵润田伸手一挡说：“打针可以，输液可不行!”

医生说：“不输液，高烧压不下去!”

赵润田说：“你能把长江水位压下去吗?”

医生张口结舌，没可奈何。

杨世宏几乎是哀求说：“你不是发高烧吗?高烧不退是非常危险的。求您啦，江堤上的事，我们替你顶着。”

赵润田说：“你能顶替我杀头吗？当然，不是说我去了就能把水位压下去，可我要是不去，出了事我就是千刀万剐死有余辜！高烧一百度也得在堤上，输液几个小时怎么行？高烧不退，水位不退，那是天意要灭我，输液能救得了我吗？”

大约天公真的被感动了，不灭赵润田。到第四天，长江水位开始回落，第五天继续回落。赵润田心里松了一节，高烧竟也挺过来了，淋了几回雨，反倒不烧了，只是眼睛充血厉害，他这才答应就在指挥部输液。

正输液的时候，他接到罗亦文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卫生局要把瞿晶的小女儿瞿小晶分到屏峰山殷涧去建医疗站。

“这是报复，这帮混蛋!”赵润田气得对着电话就破口大骂起来。罗亦文在电话里把卫生局怎么开会公布考试成绩和分配方案的事说得很详细，意思自然是希望赵润田能阻止卫生局的作法。赵润田也知道，除非他自己亲自回去，没有人能改变卫生局那帮人的坏主意。

输完液，赵润田骑上摩托车本准备回县城的，可他不放心江堤，便拐上江堤察看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0.78米了，而且是显继续回落趋势，这时候抽空回县城一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想到每个哨位看一遍就回县城，天黑前赶回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偏偏是在白天里，他在江堤上翻了摩托车。那么多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他骑摩托车在堤上颠来颠去，哪儿有块挡道的石头，哪儿有道难翻的坎儿，他清楚得就如自己的鼻子耳朵眼睛各长在什么地方一样，偏偏在大白天里把摩托车翻下了外滑坡。

他心里老在想着瞿小晶的事。摩托车差点儿没摔散架，不能骑了。

赵润田的摩托车是他私人的。

赵润田本不是个玩摩托车的主儿，他属于那一类一面品茶一面闭目养神悠悠然欣赏古典音乐的文职人员，有点儿像神父那样的慢条斯理文质彬彬的气质，他原本甚至连自行车都骑得不太好，却偏玩上了摩托车。

赵润田是跟着高建翎学会骑摩托车的。

赵润田曾是一位很出色的中学语文教师。武汉大学中文系读到大三时遭遇了文革，集体到五七干校呆了一年多，才被分配到离县城七十多里的秋阳中学教书。

但他的家在县城。他的父母原本是城关镇的菜农。他的父母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就一辈子勤巴苦做，渴望着能够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文化人。他们省吃俭用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也没有过多的企求，只要儿子能吃上一碗轻松饭，能做个公家人，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赵润田却渴望调到黄港市，至少也要调回县城。

那时候，县城到秋阳镇还没有通班车，每天只有一班到黄港市的代客车，路过泛湖县城。那班车每天早晨五点发车，错过了那班车，你若想回县城，就只能到镇粮管所供销社找个熟人求个关系，搭乘他们运粮运货的便车。

赵润田在秋阳镇没有任何熟人，供销社粮管所的人他求不到，他若是想要回趟县城，就得起五更去排除买车票。可是过路车车票紧张，人家车站要先满足到黄港市的乘客。有时，他甚至排几天队都买不到一张回县城的代客车的车票。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恋人叫卢斯云。卢斯云却是黄港市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是跟赵润田一起分配到秋阳中学的。他们那一拨的大学生都曾经被工宣队强行送进五七干校，又被军宣队看守着参加“斗批改”，这样一来二去的折腾，等到能够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就都不小了，都该成家了。可赵润田和卢斯云在秋阳中学却不敢成家。他们一旦结婚，那就算是一辈子都得呆在秋阳镇了，永远也不可能调出秋阳中学了。可他们真的不甘心就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小镇里，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生儿育女。

他们尝试着请求调进黄港市或者是泛湖县城。可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和门路，别说是黄港市和县城，就是想调到离县城稍近些的学校都不可能。

就这样他们又拖了两年，两个人的年龄都拖过了三十岁，女的就再拖不起了，再拖就可能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卢斯云就对赵润田说，我爱你，是真的。可爱情价太高，太奢侈。然后，她就跟黄港市交通局的一位干部结婚，走了。

从此，就只有赵润田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在秋阳中学苦熬苦撑着。

恰在这时候，高建翎被派到秋阳镇派出所当所长。

高建翎是那时的县委书记高子显的独生儿子，本来在县公安局是要提副局长的。这事让他老爸高子显书记知道了，就直接给组织部长打招呼说：“高建瓴是我的儿子，这么年轻就提拔当副局长，影响不好，至少也应该下去锻炼一下。”

于是，高建翎没有当上副局长，却被派到了秋阳镇当派出所长。

这样的两个人如果同在县城工作，他们也许永远没有结识的机缘，因为他们的志趣、性格，学识和个人修养都相去太远，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相交的可能。但他们同时流落到了秋阳镇，就很快认识了，而且很快就有了一种亲邻一样的关系。

那是一次非常美妙的机缘。

那年的国庆节晚上，秋阳中学学生包场看电影，看的好像就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海岸风雷》和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以往中学包场看电影，镇电影队总是可以到学校里面放映的，因为电影队的露天放映场是没有板凳的，学生集体去那里看场电影，还要把教室的板凳扛过去，太麻烦。但这一次却因为是国庆节，群众也要看电影，同是这两部片子，国庆节的晚上要连轴放映三场。所以，秋阳中学包场电影，也只能在电影队的露天电影场放映。偏他们包的是中间一场，头场电影结束后清场，可能没怎么清理干净，镇上便也有一些闲人混进了学生包场。到了晚上十一点半，电影结束散场的时候，大家乱哄哄往场外挤，一个人的板凳脚磕了另外一个人的前额头，那两个人就在混乱的人群中对骂撕打起来。

这两个打架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秋阳镇镇长周良松。

那年，周良松正倒霉。他本来在下面当公社书记，跟一个大队的妇女主任打皮绊，被人家男人赤条条从床上揪出来，他就被停职检查了。闲在家里烦闷，老婆又不待见他，他就混进露天电影场看不花钱的电影。可他头场电影没看完就睡着了。清场的人看见是他，也没叫醒他。第二场开始了，他也醒了，就接着往下看。看了小半场，他又睡着了。等到电影散场把他吵醒，他就有点昏沉沉的，正不知是醒还是梦，一只板凳脚朝他的前额狠狠撞过来，就把他彻底撞醒了。

那一下撞得太重，板凳脚就像是有意砸过来的，周良松的额头立即就被撞起一个大青疱，还开了个口子流着鲜血。

他猛一把揪住那人，怒骂：“眼睛瞎啦？”

那人竟比他还凶，扔了板凳反手也揪住他，吼着：“板凳有眼睛吗？你眼睛长裤裆里了吧？不晓得让一下啊？”

电影结束，场内的灯也亮了，周良松猛一下认出来，用板凳脚撞破他前额的那人，是西街修钢笔电筒的吴友年。

这是冤家遇了对头，他们两人原是有仇的。

有一年镇上出现了几条反动标语，有人揭发是吴友年的哥哥吴冬年写的。

吴家本是上等的好成份，祖上几代人都在镇西街以打铁为生，是个打铁工人的家庭出身。吴冬年上过县师范，国家分配他到罗田县一中当了老师，还让他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他却不思报恩，跑去当了右派，就被开除回了秋阳镇，靠在镇边上种菜为生。怀疑是他写反动标语，也并非空穴来风。

上面指定周良松当专案组组长，负责追查。周良松带人去操家，又从吴冬年穿衣柜的夹层里搜出来两个备课本，里头却全是吴冬年写的文章。上级把这两本文字拿去审查之后，就确定反动标语肯定是吴冬年写的。

吴冬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捉进牢里关了不到一百天，就押回秋阳镇枪毙了。

因为两家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周良松就认定吴友年是有意拿板凳脚撞他。

“你这是阶级报复！”周良松揪住吴友年叫道：“你想翻天啦？”

“你才想翻天哩！”吴友年也叫道：“你什么阶级呀？烂根的走资派！”

直到这时候，这件事还跟当时的赵润田老师没有任何关系。

扛着板凳准备散场的学生，看到有人打架，就又都围着看热闹，不走了。

周良松是阉猪出身，乡村阉猪佬是都练过功夫的，真打起来，吴友年不是对手，过招没几下，就被周良松摁猪似的摁到了板凳头上。

这时候，赵润田老师班上有个叫蔡松林的学生就忍不住冲上去，要帮吴友年。

原来，吴友年竟是蔡松林的亲姐夫！

但是，吴友年加上蔡松林，还是打不过周良松。

结果，蔡松林的同班同学就冲上去七八上十个，扎扎实实的打折周良松一只手，终于就把镇派出所的人给招来了。

派出所一次抓走了十一名打架的学生，班主任赵润田老师就不得不去见见派出所所长高建翎。

人跟人是有缘分的。有的人一看就不顺眼，无缘无故的厌烦对方。这两个人就可能是前世有什么过节，他们到了今世，也无论如何都做不成朋友。可有的人就能够一见如故，没有任何理由，头一次见面，就有了好感。

高建翎与赵润田就是后一种情况。

那时候，高建翎在秋阳镇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他虽然在公安局干了三年多快四年了，可下面乡镇派出所的警察，他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而且，他本来是要当副局长的，突然又被派到离县城最远的秋阳镇来当个派出所所长，这虽然是他爸爸的意思，可他仍然难免一肚子怨气。他在提副局长之前，本来就已经是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管的就是干部的升职降职。下面派出所提谁当所长，那都是要经过他的审查敲定的，他比任何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权力都大。现在反倒要他到秋阳镇派出所来当这个破所长，高建翎就觉得这是对他的降级惩罚。

所以，那段时间高建翎也特别孤独，特别烦躁。突然碰到了也是家在县城的赵润田，竟就有了一些他乡遇故知的意思。两个人叙说起来，原来小时候他们还在同一座院子里住过。

高建翎当时就要赵润田做他的大哥！

从此之后，高建翎就经常跑到中学去找赵润田扯闲篇，有时甚至就在中学蹭顿饭。当然，派出所经常有人进贡山鸡野兔，他也经常把赵大哥请到派出所来打牙祭。公安局给各乡镇派出所都配了一辆摩托车。每逢到了周未，高建翎就开着摩托车到中学去，等着赵大哥上完最后一节课，就用摩托车带卫大哥一起回县城。

赵润田回县城从此方便了许多，不久，他自己竟然也学会了开摩托车。

因为与高建翎有了这样的关系，赵润田也就认识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高子显。老实说，他那时结识高子显，如果说有什么个人目的，那也仅仅只是希望县委书记能帮忙把他调回县城。他自信到县一中自己也是出色的语文教师。他那时是把教师看着终身职业的，并不想改行，更没有想到过高书记会把他提拔到领导者的位置上。他没有当官的思想准备。但个人的意志无论怎样坚强，对于社会都是苍白无力的。那时候正在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全中国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伯乐，到处寻找千里马当第二第三梯队。工农兵学员是入另册的，在赵润田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又多已超龄，文革后的大学生还来不及到位。于是，赵润田这一拨的大学生中的许多人，就逃也逃不脱历史的选择，躲也躲不过升官的机会，无论你本人愿意不愿意，能行不能行都一样，不失时机地被推上了领导位置。赵润田先当了一阵子教育局长，三个月改任县委宣传部长，又三个月，改任县委副书记，内定为县委高书记的接班人。如果黄港市委书记不是秦立川，而是高子显，瞿晶那个县委书记的位子就很有可能是赵润田的。

这一切变化竟来得如此之迅猛，连赵润田自己都有些惊慌失措，惶惶不安，感到太突然了，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他却决不可以辜负高书记的培养和党的信任。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加倍谨慎行事，加倍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种迅猛变化。

赵润田没想到会与瞿晶闹得矛盾重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他是跟瞿晶争那个县委书记的位子，他内心感到很委屈。他也无力向全社会去作解释，他只能在心里坚定地认定，他没有半点争权夺利的意思。老实说，他自己都感觉到他只能当个副书记，他并不具备当一把手的能力。

他认为，他与瞿晶之间一切矛盾都源于那个周良松。

他坚信瞿晶重用周良松绝对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更坚信他对周良松的看法，绝对没有带半点个人色彩。他心里的周良松就是一个伪保长、地头蛇，根本不配当镇长。他坚持反对使用周良松，是在维护党的形象，是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认为，像周良松这样的人，不但不能重用，还应该清除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

赵润田在秋阳镇中学工作过许多年，当然早就认识了周良松。尤其是他到秋阳镇中学的头几年，那年头的老师经常要参加惩罚性劳动，以求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正是在修水库、开渠道、炸石头山造梯田之类农业学大寨的三治五改工地上，赵润田亲眼目睹了甚至亲身体验了周良松的专横跋扈、野蛮残暴。他亲眼得见周良松是多么残暴地当众捆绑吊打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甚至他们的家属，亲眼看到周良松拿着大铁捶大铁锹去扒那些不听他指挥的农民的屋瓦墙头! 亲眼看到周良松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旗，把农民眼看就要收获的西瓜，甘蔗，蓖麻毁于一旦! 他那些年看到了这个阉猪出身的公社书记太多太多的恶劣作派，就从心里憎恶了这个人。早在他当教师的时候，他就已经痛感到用这样的人充当我们党的基层领导，是人民群众的不幸，是共产党伟大事业的悲哀!当他走上县委领导岗位之后，这种情感自然就更强烈了。他是县委副书记，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他时刻都想要把周良松这个人从乡镇主官的领导岗位上剔除掉。

但，瞿晶的意见却与他截然相反!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甚至应当用“原谅”这个词）瞿晶对周良松的那种感情。正像瞿晶无法理解他与高建翎的关系一样。他与瞿晶之间的一切矛盾、分歧，追根溯源，其实都可以归纳到对周良松、高建翎这两个人的看法上。这种对具体人具体事的看法上的分歧，日积月累而诱发了他们各自的意气，支配着、影响着他们工作上的分歧，观念上的相佐，甚至是生活中的矛盾。

赵润田认为，瞿晶的个人品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作为一名县委书记，赵润田就坚决认为，瞿晶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不合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润田觉得自己与瞿晶的矛盾斗争并不是具个人色彩的，而是为公的。

把瞿小晶分配到屏峰山殷涧去组建医疗站，这显然是卫生局那几把手故意打瞿晶的嘴巴。赵润田从感情深处愤怒了。他觉得卫生局那几把手的作法太恶劣太卑鄙。县委书记的女儿并不需要你特殊照顾，但瞿晶批评你几句，你就搞合法报复，给人上眼药，还殃及家属子女，那还叫人吗？更别说你还是共产党一级有职有权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屏峰山殷涧那地方，赵润田也没去过，但整个屏峰山区是全县最穷最苦最偏僻的山沟，这一点他是清楚的。两边连绵的大山夹着一条窄山沟，除非你真能“愚公移山”，否则，即使到下个世纪，也没人有本事改变那里的贫穷与落后。不是说县委书记的女儿不能到那样的地方去。但，第一，你卫生局早已经向社会公布规定，考试成绩优秀者留城。这一条规定是在这伙回县实习的孩子刚刚回来的时候就郑重公布了的，你不能出尔反尔。瞿小晶是优秀者，是全体考生的第一名，她自己取得了留城的资格，你卫生局凭什么取消她的这个资格？第二，小晶才十七岁，完全是个孩子，且不论她爸爸是不是县委书记，她爸爸即使是个普通工人农民，你也摸着良心想一想，你也不该派一个才十七岁的小女孩到那样的地方去。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要组建一个医疗站，而且是在那样的地方，会有多少无法克服的困难？要真心解决山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你卫生局至少应该选择两到三个有经验的男同志去，怎么能派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去？

于公于私，卫生局都不应该做出那么荒唐的决定。

无论与瞿晶的矛盾有多深，赵润田也不能容忍他手下的那些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对付瞿晶。

回到县城，赵润田直奔卫生局，把局长书记叫到一间办公室，关了门狠狠地臭了他们一顿。但卫生局书记却说：“这个分配方案公布出来，瞿晶同志也没说什么不好呵。赵书记，是不是你搞错了呵，别把瞿书记的指示理解偏啦。”局长申衍林也附和说：“是呀，我看瞿书记的意思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呢，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只要他说一声有什么不好，咱们马上就改行不行?”

赵润田气坏了，大叫着：“告诉你们，凡事悠着点儿，别太过分了! 要你们改方案的不是瞿晶，是赵润田!”

赵润田摘下眼镜啪地往茶几上一摔，竟把一只茶杯也砸到地上摔碎了。

卫生局的局长书记这才收敛了些，忙着去商量用什么办法改方案才不至于把事情闹大。但瞿晶得到消息之后却苦笑着对赵润田说：“我谢谢你，老赵。但方案不能改，瞿小晶必须服从分配，必须到屏峰山去组建殷涧医疗站。”

赵润田真诚地说：“瞿晶，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拿孩子赌气呀。”

“你太小看我了，老赵，”瞿晶突然冷笑说：“你以为我是在跟卫生局那几个人赌气？你是不是还担心我怀疑是你指使了卫生局那几个人？”

赵润田的眼镜被摔破了，视线模糊。瞿晶后一句话很戳痛了他的心，他努力盯住那个模模糊糊的瞿晶愤愤然说：“瞿晶，你也太小看我了!”

瞿晶赶紧上去握住赵润田的手，真诚说：“对不起，老赵。这句话是我说错了，我收回。掏心窝里说吧，老赵，我也明知卫生局那几位是在报复我。但冷静一想，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方案吗?不管卫生局那几把手的初衷是什么，但客观上，这件事他们总算是多少办出了一点共产党的味，多少也能帮我们在人民群众中恢复一点形象。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说实话，我比你更了解屏峰山殷涧，我在那里住过一夜。那个有风有雨的深夜，一个四十岁的民办老师就死在我背着的背篓里，已经成为我永远的痛！现在却要把我的女儿送到那样的地方去，要说我乐意，我情愿，那我是王八旦！我不乐意，不情愿!可这还能由得着我们吗，老赵？已经由不得我们啦，老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伙计！我们党的形象，这些年已经叫一些人糟蹋得差不多了，要想恢复，难呵。这需要我们这些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痛苦和牺牲，包括让女儿去受苦。否则，如果有那么一天，人民群众真的对我们彻底失望了，开始报复我们了，老赵，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救我们了。”

瞿晶的话音低沉，把眼泪也震出来了。

赵润田的眼泪也被这低沉的话语震出来了。

赵润田摘下破眼镜，挖了一把眼窝，说：“可你已经有个孩子在乡镇里工作呵，这还不够吗？咱们也是人啦，去了一个女儿还不行吗？”

瞿晶艰难地笑了一下，摆摆手说：“有个大女儿在乡下，再去个小女儿到山里，不是更有说服力吗？老赵，咱们不说这件事好不好，说这件事，我心里很难受，老想哭一场。两个大男人，两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在一起，何必搞得那么眼泪汪汪的？咱们说点别的吧。对啦，到上海去吃官司的事，你有什么意见?”

赵润田怔怔的半天不吭声。

赵润田还没有从自己的情绪中挣扎出来。瞿晶的那番话对他的震动，使他骤然想到，如果是他的女儿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他也别无选择，他也只能忍痛送女儿去屏峰山。这么想，他的情感深处竟又糊里糊涂地换了位，真的把瞿小晶看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想到女儿平日的懂事可爱，想到那种令人撕肝裂腑牵肠挂肚的骨肉之情，想到孩子到屏峰山之后将要面临的种种艰难困苦，这些艰难困苦是连他自己这样的成年人也难以面对的，何况是稚嫩的女儿!想到与女儿的生离死别，充塞心间的那种忧伤与痛苦情绪翻搅起来，他的情绪就难以自制。

这时候，听到瞿晶提到上海讨债的事，满腹的忧伤与痛苦里，猛然又掺入无限烦恼。他有些失态地骂道：“他妈的，难道咱们真的是遇到了那个高尔丁死结，谁也解不开，可又不能一斧头劈开它!”

“高尔丁死结?!”

瞿晶愣了一下，他到底不是学文科的，他不明白“高尔丁死结”是什么，但他听懂了赵润田指的是什么。他其实早已感觉到了有一个解不开又劈不得的绳结横在面前。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高尔丁死结解不开劈不得的事实，才吸引着他去作种种试图解开它、劈开它的努力。

他说：“咱们试试看吧，不管啥绳结，咱都得去面对呀。上海那件事，人家起诉了，又来了传票，不去了结是不行的。”

赵润田说：“咱们现在没钱还给他们，这事怎么了结？我想，他们总不会开辆囚车来，真把县长县委书记都抓去坐班房吧？”

瞿晶说：“躲着总不是办法，躲得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人家既然下了这样的狠招，只怕也想到了对付咱们赖着不去的办法。”

赵润田说：“可去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瞿晶说：“好办法没有，次一点的办法倒是找到了一个。欧阳锐替我们找到一个人，或许能帮我们一点忙。”

赵润田说：“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是本县的还是外县的?”

瞿晶说：“咱们县的。棉纱厂有个叫吴依媛的女工，她在上海有个大姑父，据说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赵润田说：“吴依媛？是她呀!”

瞿晶说：“你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