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高考那年，是1979年。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我十五岁，高考体检身高一米五四。
跟坐在考场上的学兄学姐们相比，我当时有点儿趾高气扬，因为我很小。说个子嘛，跟武大郎一般，应该还瘦点。直到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时候就是一个孩子，比乡间的放牛娃嫩些。
近四十年了，我还记得监考老师的模样：个子不高，是个坐着的菩萨；一脸的严肃，又像一尊雕塑。我不敢正视。记得，每一堂考试，分发试卷之前，他只说两句话，不准左顾右盼，不准交头接耳，每句话都说三遍。师范毕业后，我做了这位老师的同事，他叫冯应厚。
读高中时，我是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也因此，我的数学老师曹祥兴和卢发钦老师都非常喜欢我。我高中的同学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数学老师，而实际上，我在讲台上站了三十七年，教的却是语文。
高考考数学，第一个题是证明勾股定理，好像是个六分题，我瞬间完成，便十分得意。翻开后面的试卷，有一个坐标轴旋转的题目，我的眼睛黑了。我当时并不知道，眼睛怎么会黑了，因为高一的曹老师没讲坐标轴旋转，高二的卢老师也没讲过。后来才明白，因为紧张，所以黑了。要不是监考老师的一声咳嗽让我睁开眼睛，我还不知道我这眼睛会黑多久。
没想到，我高考时眼睛黑了，还会传染给我的学生。应该是十年前，有个女学生叫胡琛琛，是在东岳中学考场，她一出考场就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边哭边说，我的数学有两个大题没做，二十几分呢，我拿着数学试卷，眼睛黑了好几分钟。我说，你真傻，你才两个大题没做，算么事，咱班有几个成绩比你好的同学，有三个大题没做，人家还笑着呢……这一年，这个孩子考取了兰州大学。
那年高考，那是没有家长带考的——我的父亲可能在种田，母亲可能在种菜。不像现在，每场考试结束，考场外站满了家长，人山人海。还有，车子像蚂蚁一样停在考场外面，交警还要为这些车子的停放和导出犯愁。
不过，我的那年高考只有一人带考，带考老师是班主任曹树汎。曹老师眼睛小，老是眯着，圆圆的脸，笑着，像弥勒佛。他不收发准考证，也不问我们考得怎么样，只是站在考场外那棵梧桐树下，眯眯地笑着。
曹老师原来教小学，后来教初中，教高中还是头一遭。高二毕业时，他还教我们历史。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本历年高考历史试题汇编，每节历史课都抄高考题，还抄答案。抄完之后，让我们背诵试题和答案。曹老师说，都背会了，准能考上大学。那时候，我是信以为真的。去年，曹老师八十岁，我请他吃饭。席间，偶尔提到这件事，曹老师说，可笑，可笑。
说真的，曹老师教语文是个高手。讲到动情处，摇头晃脑，手舞足蹈，我是见过他上课时流过眼泪的。我读过是第一本文学杂志，是他送给我的《上海文艺》。我中学时代写得最好的作文是《春风吹绿了公社的田野》——这篇拙文，曹老师在教室评讲了一整节课，讲得我心都醉了。
回想起来，我的文学种子应该是在那时候萌芽的。一位优秀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不在一时，而是一辈子。多年来，我并没有给老师什么回报，而是在努力将他的精神和力量传递给讲台下那些需要爱需要力量的孩子。
曹老师抄写试题和答案并没有坚持多久。高考前三个月，学校回来一套高考复习资料。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各一本，薄薄的，是牛皮纸做的封面。数学资料中的题目，我全做了。其他几本资料，我都能从头背到尾。有好些晚上，我没有回寝室睡觉，躲在教室的角落里点着油灯背书。背着背着，睡了；睡着睡着，醒了。醒了，再背。
我很羡慕现在的高中生，高考那两天，吃饭免费，有饭有菜，有鱼有肉，还有羹汤。我那年高考，跟平时一样，蒸饭吃，只是多放了两把米。照样吃罐头菜——这罐头菜，是一周两瓶，到下半周，罐头瓶中的酸菜长出薄薄的一层毛茸茸的酶——饭前，把发酶酸菜放在饭盒上盖上几分钟再吃，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高考的第二天，一笼饭盒倒了水，我们几个同学是饿着肚子进考场的。
中学时代，我们没有零花钱。不像现在的孩子，想吃什么买什么。那时，学校有开水喝，我们都喝井水，提个开水瓶晃来晃去，挺麻烦。
高考对我们很重要。无论考上中专还是大专，都转为商品粮户口，都转出粮棉油关系，毕业后都分配工作。可以说，考取一个孩子，改变了一个家庭。拿到通知书之后，操办酒宴，所有的亲戚都来贺喜。礼物也很简单，提几个鸡蛋，或是夹来一断布（我个子矮小，亲戚送的是四尺布），也有送一两斤肉的。晚上一律要放电影。下午将幕布在墙上一挂，太阳还没有下山，村中的老人和孩子便把板凳、椅子摆满了土场。
我们班七十多人参加高考，只考取我一人，曹老师气得哭了。同学们只好回家种田，条件好的回乡村当了民办老师，也有不少同学后来当了兵。当兵也是那个年代农民走出乡村的好路子：当几年兵，开了眼界，往后的路便越走直宽。那些当兵的到现在，有人当了局长、市长，还有人当了企业家。因为这些同学的孩子要读高中，他们都往一中送，我理所当然成同学们的“秘书长”。
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回母校当老师，弟弟曹修文跟着我初中，条件自然好些。修文数学成绩特优，语文特臭。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的语文成绩就是提不起来。修文参加高考那几天，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从大箕铺赶到县城，提前等在考场外。他考多久，我就在考场外站多久。
修文考了三年，我在场外站了三年。还好，第三年他考取了湖北师范学院，读的是物理系，现在在广东中山当物理老师。我最佩服修文的勇气和耐心的，他的这种勇气和耐心直接影响着我的小儿子曹了然。了然第一年高考，考个三本，分数条没拿，志愿没填，直奔广东中山去了。
我在大冶一中工作二十五年，自然知道高考对于学校的重要性。零七年张友谊摘取省文科状元，一二年柯曦摘取省理科状元，这两位金科状元，确给这所百年老校争了不少面子。
写作此文时，自然会想到我高中那些老师。曹树汎老师在老家下曹养老，还种田地，还写诗文。前不久，我帮老师编辑出版了一本诗文集《坎坷人生路》，序文是我写的，题目是《记住美好》。两位数学老师几十年未见，不知音讯。政治老师李欣秋和地理老师袁观礼先后过世。袁老师活到七十几岁，晚年住在城南，师生时常相见，每次见面，则痛饮数杯，那热闹的场面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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