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难忘
有一个流传了千年的说法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也有，那也有。但对我而言，上学读书，实在是一件苦寒之事。 我自幼家里贫寒清苦，从初中到高中，几度遭遇辍学的厄运。七岁时，我在离家五里远的胡家沟小学开始上学。刚刚读完三年级，赶上了学校”停课闹革命”，由贫下中农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运动，老师们或上街游行，或在校写、看大字报，学生则放假回家。一年后，又开始“复课闹革命”。利用我们生产大队（现在的村委会）办公的两间木板房作为教室，建起了一所临时小学。由于教室没有那么多，一年级和二年级在一间教室上课，三年级和四年级在一间教室上课。学校由湖家沟小学的两名公办老师和我们大队临时抽调的两名民办老师负责给学生上课。我当时读四年级，课本只有两本书，一本《算术》，一本白色封面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作为语文书用。 那时升学不用考试。两年后，我进入初中学习。学校“长”在一个叫大堰塘的山顶上，全称叫“来凤县第四中学”，设有初中部和髙中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部分是华师大毕业的髙材生。就师资力量而言，我们四中仅次于一中。我想，能到这么好的学校读书，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开学一个星期后，班主任沈仕刚老师开始收学费。那时，像我们初中班一学期的学费也就8角钱，书本费3角1分钱。就是这么点钱，我家也出不起。学校为了尽快收取学费，釆取的办法是，谁把学杂费交齐了，谁才能领到新课本。我没有课本，只得与同桌张前勇同学合用一本书。 由于没钱买作业本，我只能用4分钱一张的大白纸，比照正规作业本的尺寸长短，裁成一张张的，用针线订起来用。为了省着用，我正面写完了，又在反面写；尽可能的把字写得小了又小，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一次课堂上，教数学的李志平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道：“向平阶！你就这么穷啊，这样的本子还两面用，你叫我怎么给你改作业，看也看不清。”李老师的话音未落，全班同学的眼睛齐刷刷地朝我瞅，教室里立刻升腾起嘻嘻哈哈的嘲笑声。 人穷成这样，是没有什么面子可言的，只有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转。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面子的话，那就是强忍着不让泪水滴落到鼻尖上。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生活难以为继，第二天，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参加队里劳动去了。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校长田敬如老师找到我家里，在了解了我不去学校的原因后，对我父亲说，“你这娃听话，读书也用心，再困难也还是让他把书读完。”第二天一早，当我扛起锄头，准备去队里干活时，父亲叫住了我说，你听校长的，今天还是去上学，一会儿我去找人借个块把钱，明天就交给学校。听父亲这样说，我只好放下锄头，含着泪往学校走去。一进教室，班主任沈老师就告诉我说：“昨晚学校研究了，决定免去你的学费，只交书本费就行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的书本费也不用一次交齐，可以分几次慢慢交。” 从我家到学校，大概要步行15里路，途中还要经过两条小河。河上没有架桥，每次往返都需要趟水而过。如果天不下雨，河面不是很宽，水也很浅，刚刚淹到我的膝盖处，过河时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若赶上梅雨季节，连续下几天雨，河水也会涨得很深，涨得很猛。一天早上下大雨，我和同村的陈达方同学一起来到河边，准备像往常一样趟水过河时，我见河水流速有些急。连忙说，我先过，你就在岸边等着，如果我能过去，你再过去。说完，我卷起裤腿，双手把书本举得髙髙的，以免被河水打湿了，正要下河时，脚底一滑，左腿“穷脚杆”（老家土话，指踝关节到膝关节那一段部位）磕到了一块坚硬的石片上，被划破了长达三寸的大口子（至今伤疤仍在，看了还有点害怕），由于站立不稳，一瞬间人便被河水冲出几丈远。急得在岸上的同学大喊大叫“向平阶被冲跑了，快来救人啊！”也是命不该绝。呼喊声被在不远处放牛的向志贤大哥听到，赶紧跑来把我救起。不然，若是再往下游冲远一点，冲到覃家塘（平时那里的水深经常在2米左右）深水处，那可能就没命了。 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格外用心。我记得，上初二的那一年，报纸上开始宣传“白卷英雄”，校园里流行着“本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等一些“极左”口号。一次，班主任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明年，全三胡区只招一个髙中班，顶多不超过50个人。你们这一届初中毕业升高中是要考试的，希望你们还是要认真读书。”我们班里百分之九十的是农村孩子，没有人想读书能读个啥明堂出来，普遍认为，读髙中也罢，不读髙中也罢，终究也还是得回到生产队，扛一辈子锄头完事。那些在大城市读了书的城里娃，不照样要“上山下乡”，到我们这些穷山沟沟里来当“插队知识青年”吗！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学校免去了我的学费，我不能调皮捣蛋，不能不认真学习。否则，就太对不住校长和老师了。打那以后，我在学习上愈发刻苦，每堂课间的10分钟休息时间，我从不离开课桌，不是看书就是写作业。 那年初升高时，我们班45名同学，经过考试，结果只有23名同学进入髙中学习。我们大队（如今的官攻山村）只有我一人考上髙中。当收到髙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髙兴。 然而，我们家的日子仍不见好转，越来越难熬。因为从那一年起，公社（现在的乡政府）为了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对过去生产队分配口粮的比例作了调整。即由过去的“三七开”（工分按三成、人口按七成）分配粮食，调整为“四六开”（工分按四成、人口按六成）分配粮食。由于我父亲常年患病，靠母亲一人劳动，一年到头也挣不下多少工分。这样的分配方式，使得我家分得的口粮比以往更少了。不要说吃饱，连活命都难。 髙一开学后，学校要求学生住校读书。我和父亲算了算，如果住读，不说别的，被子和洗脸盆这简单的必需品，都无有着落。父亲无奈地说，你把家里情况给老师讲讲，你还是早出晚归，就走读吧。因为实在找不来钱，没法子啊！ 髙一上了不到一个月，实在读不起了，我也死了心，不打算再读了。于是，我只好又随大人一起参加队里劳动，帮家里挣工分。那时，我们队上的全劳力（18—60岁的男社员）劳动一天记11分，像我这样不满17岁的只能算半劳力，劳动一天记6分。刚刚到队里劳动了三天，学校艾年校长就到我家家访，对我父亲说：“髙中两年的学费全免，书本费先欠着，你哪天有了哪天交。”班主任楊耀坤老师也鼓励我说，“想办法把高中读完，将来会有出息的。” 那时候的农村，什么都归集体所有，你除了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盼着到了年底按工分分红以外，找不到挣钱的路子。学校已经给我免了学费，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总不能也让学校出吧。为此，每个月我总要旷一天课，利用星期六去山上砍一担柴，星期天就挑到离家30多里远的县城去卖。一担柴可以卖得4—5角钱，然后就用这钱买些学习用品，如果有剩余的，就再买一点点煤油灯用的煤油。 虽然很难，但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我到底咬牙坚持下来了。髙中毕业后，我参军到了部队。部队首长发现我除了在训练中能够吃苦耐劳外，还认为我写日记的习惯好，有一点点文字基础。于是，在我已经超过了提干年龄的情况下，破格把我提拔为干部。之后，又把我放到师和军一级的政治机关学习锻炼，使我渐渐地提髙和增长了一点点为部队政治工作服务的本领。 我希望寒门学子们，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和委屈，都要好好读书和学习，成就一个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美丽的梦想。因为，读书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与努力。 （附记：老伴看完稿子后说：“你们的数学老师对待穷弟子怎么是这个态度啊，下次回老家，我一定去会会他，和他议论议论，帮你把面子掰回来！”当然，这是老伴说的玩笑话。）
向平阶，当过兵，已退休，现居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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