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文坛]何祥生的散文《初知袁隆平》

初知袁隆平

 

5月22日下午两点多，当我拿起手机看信息时，一条袁隆平去世的消息跃上手机屏，我一看是我们黄石日报发布的，不会有假，便在朋友圈转发了，并想写点什么，可惜在武汉协和医院住院，没有电脑。

5月25日回家后，也不顾还在感冒发烧，觉得不写点什么心里总是堵得慌。

初知袁隆平，是在我1976年读高中时。

1976年春开学后，大德公社农技站得到公社党委分管教育领导同意，到我们高一班抽4个学生去杂交制种基地参加制种实验。学校“钦定”我和柯昌万、陈世金、程正铭等4同学参加制种。

制种基地在水源大队上湾小队，那里有一片很好的水田，四周还有高地挡风，适合制种。除了我们四个同学外，还在几个大队抽了人，带队的是谈际猛老师。因基地距我家有16公里，每个周日要挑一周的粮食步行去，确实有点累。

然而，当大德农技站长周子恒给我们作动员时说：“这是国家农业专家袁隆平提出来的，目前已在全国开始推广，亩产杂交稻可超一千斤。”我们兴奋了，如果真的亩产能超千斤，我们就不用饿肚子了。

俗话说：“千事万事，吃是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是熬过没有吃的苦日子的。

我家在偏僻的山区，人多田地少，人平不到半亩田。光照又不足，二季稻要是8月1日以后插下去的话则基本没有收成。

记得1973年上半年，我姐读初二，每星期只能带一小部分（两三升）大米去学校，大部分是红薯干片。而这“红薯干片”还是我和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弄来的。

我们山上硬柴多，有人便到我们山上烧白炭，需要炭篓装白炭。我学会了做炭篓，一担两只，一角七分钱。我每天中午做篓底，晚上做篓筐，一天不做完6担炭篓不能睡觉。6担炭篓就是1.02元钱呢，就是一个壮劳力出工挣工分一天也只值两三角钱。

我父亲筹满二十元钱后，就趁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到隔壁江西瑞昌去买红薯干回来充饥。

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到山上去就地砍竹子做炭篓，我们父子俩带了一升米（约一斤二三两）去煮饭吃，用山上的笋子做菜。而两个砍硬柴烧炭的壮劳力只带了半升米（约6两米），若是煮饭没有一点。他俩便煮了一鼎罐稀饭，每砍一捆硬柴背到烧窑的地方就喝一碗稀饭，根本不经饿。

1973年下半年到我读初中时，我家因多了我姐这个劳力，情况有所好转，但粮食还是青黄不接，不等小麦完全成熟就弄部分回来搞糊充饥，稻谷成熟后，为了省粮，总是煮南瓜粥或青菜粥填肚子。

那时我们田里的稻谷单产只有三四百斤，听袁隆平说杂交水稻亩产能过千斤，我们很是感到神奇。所以我们工作也十分认真，每天雷打不动的一项工作就是记录稻田里的试验苗已长出几叶一芯，一个下田报告，一个在田头记录。我们将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分开种植，到了开花时，就赶花粉，协助不育系与恢复系交配，然后生产出杂交种子，名叫“南优2号”。收谷时，亩产制种15.8斤，收获了几百公斤，第二年分到各大队种植，因分孽率高，一棵只需一株，一亩只需2斤种子，一亩田的制种产量可以种植七八亩。湖田大队湖田小队种得最好，平均亩产达到800多斤，最高的单产达1000多斤，是常规稻单产的3倍，轰动了大德公社和县农业局。

1976年冬，谈际猛便被大德公社送到海南岛学习杂交制种，有幸当面聆听了袁隆平老师的讲课。谈老师写信将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使我们倍受鼓舞。

1977年，我国恢复考试制度后，我只知道咸宁有财校、卫校，不知道有农校。我第一志愿报了财校并被录取了，从此与农业、与杂交水稻无缘了。然而，毕竟有130天的杂交制种经历，所以我对杂交水稻、对袁隆平老师一直是关注的。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绝大部分人能成功。我一辈子从过行政，久任记者，当过编辑，做过广告，任过校长，做得很杂，所以一事无成。袁老师一生从事农业，并且50多年专心研究杂交水稻，从一个农技员成长为全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单产达到1200公斤，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常规稻单产的六七倍，世界许多国家都种植杂交水稻，世界种植面积已达到2.2亿亩，其人生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日，我国人民，甚至包括联合国都深切怀念袁隆平院士，长沙鲜花已售罄。有为才有位，袁院士解决了人们的肚子圆的问题，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他，袁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高了，视若神明、救世菩萨。我们的干部将老百姓比喻为“衣食父母”，而袁隆平真正是人民群众的“食父”。社会上总有人抱怨人们只纪念明星，不纪念名人，说明还是情未到深处。袁院士去世后，没有哪级行政单位发文纪念袁院士，可人们自发地悼念他、怀念他，长沙送别的情景感人肺腑！

袁老师，我们深切怀念您！

何祥生，男，1960年3月出生，阳新枫林人，华科大在职研究生学历，主任记者。1980年参加工作，1987年开始专职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发表新闻稿件200余万字。偶尔发表散文作品。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