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归纳道：“金，钟镈也”。传统中国乐器有八音之称，即按照材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共八个大类，这其中居于首位的金类多为礼乐器或军乐器。
先秦有独钟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金属器物的问世普遍较晚，但仅从形制而言，钟类乐器不见得迟于丝竹土石。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了陶质的钟，高度明显超过腔径，并带有可悬挂的短柄，这是钟的基本特征，也被视作后世青铜钟的前身。陶钟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可以通过敲击发出简单的乐音，但陶土毕竟易碎不耐频繁碰撞，因此留存至今的极为罕见，进入礼制文明后渐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
铙的纵长和横宽较为接近，大型青铜铙插在木架上敲击。
青铜冶炼技术走向成熟后，人们开始仿照先前的陶钟形制，烧制更为坚固耐用，声音更为浑厚悠扬的铜钟。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古乐钟为商代的铙，通常为双弧合瓦形，横向和纵向长度接近，通过外壁棒击产生乐音，常见为大小逐次变化的一组，小的可以手持，大的只能插于木座上。狭义上的钟出现稍晚，由倒插朝天改为口部向下悬挂，根据悬挂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甬钟（斜挂）和钮钟（垂挂）两大类。
造型独特的羊角钮钟，历史相当悠久。
列器各专称
所谓的甬就是指钟体上方的中空短柱，其根部的一道凸起环箍叫做旋，上有挂绳的环钮叫旋虫也叫斡，可以配合调节，后人用斡旋一词比喻解决矛盾，消除不和。钟体弧面分为长短不同的两段，较长的上段为钲，较短的下段为鼓，凹入的下唇为于，内壁的浅槽为隧，最下端尖锐的部分称铣。单个弧面左右各有九个分成三排的乳突称之为枚或景，三排之间的两层刻花叫做篆，钟腔上端截面谓之舞，枚并非纯装饰，科学测定发现能使音色淳厚优雅。
典型甬钟各部件名称。
成组的甬钟就是我们熟悉的编钟，起初仅有三枚，稍后出现了五个一组的编钟，商代妇好墓中就出土过五件套编钟。编钟的布置遵循礼制中的乐悬制度，最高等级的天子编钟采用四面吊挂的宫悬，次一等的是三面挂钟的轩悬，限于诸侯，再次一等的两面编钟为判悬，对应的是大夫，士人只能用单面的特悬。周代王陵未经考古发掘，因此我们难以一窥全套宫悬的面貌，感受不到上古时代的环绕立体声，只能从现有的诸侯编钟展开考察。
曾侯乙墓编钟甬、钮、镈三钟全会。
两弧振金声
我们知道采用合瓦形结构，是达到一钟双音音效的必要前提，小三度和大三度音程相继出现并完美结合，避免重复音的同时又确保骨干音设定于最佳位置。同一枚钟上正鼓音比侧鼓音音量略大，余音更长，音调稍低（三度音程的根音），两种音各自激发点正好与节线对应重合，最大程度保证不会互相干扰。就整套编钟而言，钟体越大则音调越为低沉浑厚，小型钟音量小而调高，音色纯净而余音短促。
大型古乐表演，编钟是不可或缺的底蕴。
受到冶铸技术的局限，古人的大型编钟很难一步到位铸造成功，这时候乐师会拿类似小型五弦琴的均（韵）钟进行对照，一旦发现音高不准，会用锉刀在下沿内侧的隧部进行剡磨。验收合格的编钟才能正式“上架”——乐悬的横杆叫做筍（sǔn），侧面立柱部分称为虡/簴（jù），高等级的簴往往是双手上举的铜人，著名的曾侯乙钟就非常符合《甘泉赋》中的描写——金人仡仡其承锺虡兮。
用作钟虡的举臂金人。
律镌别羽宫
击奏编钟用到两种不同的工具，上层的小钟用丁字木槌，下层的大钟则用一人高的长木棒撞击。编钟的钟体上錾刻铭文标注阶名和变化音名，即宫（do）商（re）徵（so）羽（la）和羽角（升do）、宫曾（降la）等称谓，还有一些则铭刻乐律铭文，注明律名和阶名对应关系，还有八度音的对应说明。比如C调在曾国对应姑洗宣钟，楚国则称为吕钟，晋国叫六墉，而且甬钟以姑洗为基调命名的乐音，和现代C大调标准的标音体系吻合。
曾侯乙编钟下层有一件不大“和谐”的大钟，显得比较丰满敦厚，古人将这类钟称之为镈。一般镈的口部较平截面近似圆形，顶端为双龙或螭虎钮，有些镈钟合瓦相交的部位带有镂空的扉棱。有人形容铃是喇叭裙，而镈则是束腰筒裙，虽然浅俗却也非常形象。较大的镈称作镛（銿），用以应和节拍，郭璞《尚书》注云：笙镛以间，也就是和笙交替演奏，《诗经·商颂》中说“庸鼓有斁，万舞有奕”。
湘楚地区的镈钟，两侧带有漂亮的扉棱，乳钉已经基本退化。
杀伐动兵戎
行军打击乐器叫做钲，又称丁宁或金鼓，类似于铃但带有中空长柄，口部微微下凹，两角较为尖锐。使用时口部朝上，长柄插入木座之中，用木棒敲击外侧。常与钲并称的则是流行于长江流域的錞于，外廓类似现代的大口花瓶，采用中空设计，通过外部锤棒敲击，据考证錞于两字就是“钟”的变音。细分之下大致有两种造型。一种弧顶无盘，有些上部还略带倾斜，另一种上方为浅盘带虎钮，以后者更为典型。
古代所说的鸣金收兵，一般最初指的就是錞于。
可用于手持击奏的句鑃，口部朝上类似铙而体形狭长且较小。
清音入杳铃
最初铃也有陶制的，不过和后代敞口的铃大相径庭，是在一个烧成类似栗壳大小，表面开槽的陶球内放置多个石丸，通过晃动陶球发出声响。青铜时代这种球状铃演变成了车马器，名字叫銮或銮铃，设置在车厢前端，其作用和现代汽车的喇叭类似。古人后来骑马也常在马颈下挂一串马铃，出生婴儿项圈和手脚环上也有小铃（荔枝铃），另外在銮铃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串铃，称之为九子铃。
宝塔下方悬挂的塔铎。
多数场合我们所说的是开口带舌的铃，不少古建檐角下方都会悬吊铜铃，佛塔下有塔铎，民间俗称惊鸟铃，现代统称风铃。与铃近似但稍大的叫铎，初始作用为示警和人员召集，先秦学术大家手摇铃铛四处讲学，故而振铎二字就有宣扬教化的涵义。铎有金铎和木铎之分，区别就在于铎舌是铜制还是木制，金铎用于王宫，木铎用于国中。铃、铎共同特征是无需外力敲打，通过晃动发声，西方教堂钟楼上的实际上也是铃，只不过是借助牵绳晃动铃舌。
古代车马具上的重要部件——銮，功能相当于现代的汽车喇叭。
西周到战国时期，成组的编铃曾在宫廷礼乐中占据一席之地，音色清灵透彻但不甚宏壮，可作为辅助乐器使用。但后来逐渐淡出历史，以至于人们渐渐误以为它与雅乐毫无瓜葛，其实铃的作用并不卑微，关键还在于一双能够辨识的“慧耳”。西晋荀勖曾在赵地听到当地的牛铃声，后来他掌管中央乐团，宫中乐律不能协调，荀勖令人四处搜罗赵地牛铃，从中选出一批合于乐律的铃作为范本，很快就把那些宫廷雅乐调教整齐。
找到了合适的乐律铃，荀勖大喜过望。
累代达九重
历代统治者都将恢复周代礼乐看做最高理想，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前朝文物相继散失损毁，尤其是度量衡制度的频繁变迁，理论上要想复盘全套的周代乐律越来越难。好在音韵大师总是代不乏人，这其中隋唐之际的祖孝孙就是个关键人物，他在学习京房律法的过程中，领悟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重新整理出旋宫之法，为修定大唐雅乐奠定了基础。
奢丽精致的清代编钟，采用底部收敛的鼓形结构。
此外，北宋末年重制新乐规模也较大，仿照周代乐钟制成一套新钟，取当时音乐机构大晟府前两字为其命名。大晟钟以及同期创制的其他礼乐器载入《宣和博古图》，成为明清两代重修礼乐的重要参照。当然宋人改造过的三代礼乐器品式多样，有定音的太钟、少钟，还有饕餮钟、龟鱼錞、絷马錞、云雷钲、云目钲等等，大多只是装饰环节上的变化。有些还有教示意义，比如絷马錞就是通过羁缚奔马的造型，来传达悬崖勒马，切忌过渡淫乐的内涵。
破夜更瞳瞳
从唐代以后铸造大钟日渐普遍，州县大多设有钟鼓楼，击鼓和敲钟轮番上场，用以报时催晓。今天我们都知道一句成语叫做晨钟暮鼓，但在汉魏时期，报时方式与唐代正好相反——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蔡邕《独断》）。一旦黄昏敲响大钟，京城进入宵禁，大街上不许闲人行走，同时钟鸣漏尽还用以比喻风烛残年，那么究竟何时晨鼓暮钟的制度完全颠倒过来了呢？
宋代以后的大钟，往往钟体上镌刻捐资者名姓和事迹。
虽然史无明载，但根据一些线索推断，应当出现在六朝后期。《南齐书》中写到，齐武帝因为内宫幽深，低沉的鼓声宫女们往往听不到，于是就在景阳楼上设钟在五鼓和三鼓时敲打，提醒宫女早起梳妆。从此以后景阳钟演化为宫廷的代称，也成为了报时方式转变的标志，但这一变化的最终定型应该出现在唐代中晚期。与之对应的是佛寺中也有晨昏钟，早晚敲打有破睡疏冥的功能，后来又引入了召集僧尼的鼓，晨昏轮替敲打与官方渐趋一致。
兰若蒲牢雄
报时的大钟没有音准和音高的追求，采用标准圆径钟体，其形制经过数百年演变趋于相对一致，一般为圆肩侈口波纹底，上方带有粗大环钮。钟体上的纹饰与早期大不相同，虽然有些保留了较浅的乳钉，但图案层次更丰富，佛寺的钟常有梵文，道观的钟多带八卦，不少大钟上还镌刻长篇铭文。钟楼的大钟一般是通过侧面吊挂的圆木侧向撞击的，据说还可祈福求寿，每到除夕夜撞响一百零八下，能祛除所有烦恼。
河北宣化清远楼——中国最为雄壮巍峨的钟楼之一。
文人吟咏钟声的诗句自六朝以来延绵不绝，唐代在崇佛与归隐风气的双重影响之下，佳句名篇更是层见错出，诸如“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白居易《寄韬光禅师》）等都为今人所熟诵。禅林之钟又常被美称为蒲牢，说是龙生九子之一，在海中每遭鲸鱼袭击辄大吼，故而蒲牢形态被塑成钟钮，久之代称梵钟，而这一切皆由鲸鱼而起，所以钟声又被叫做鲸音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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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琴代语 · 2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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