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科以诗文取士，由礼部主持的“省试”，仅仅通过一场“闱中”的考试,试卷又不“糊名”“弥封”，这很难准确测验应试举子的水平,于是“行卷”之风。就应运而起。
倡导行卷之风的，最初是礼部的负责官员。天宝元年(742)，韦陟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感到仅“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有“不尽其才”的缺点。为了补其不足，便试行一种“考校”举子平时作业——“旧文”的办法。要求举子“先试一月”、“自通所工诗笔”(考试前缴平时优秀作业)，在“知其所长”之后，再“依常式考核”(参加“省试”)。这种把常规考试与平时作业考查相结合的办法，大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旧唐书·韦陟传》所说“片善无遗，美声盈路”，则似乎有些夸张。
这可以看作是行卷的最初形式。由于是向“有司”(礼部)献纳，所以称为“纳省卷”，又称“纳公卷”。天宝十二载(753)，元结“作《文编》纳于有司，”咸通七年(860)，皮日休“编次”《文薮》“贡于有司”，就是两个具体的例子。“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很“公道”，聂夷中等三人遂以“孤贫”登第。聂“精于古诗”，《咏田家》(“父耕原上田”、“二月卖新丝”)把官家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掠夺，作了大胆的揭露。农民父耕子㔉，一年累到头，“禾”稻“未秀”，“官家已修仓”，等待纳粮交税。这已经令人愤慨。何况因催逼太紧而忍痛预售丝谷，更加叫人同情。由于诗人用了剜肉医疮这样深刻的比喻，遂使它名垂诗史。诗的后半，对“君王”寄于希望，明知是办不到的，但为了“行卷”，只好这样落笔了。“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北梦琐言》卷二)古代评论家的赞语是有道理约。《咏田家》堪称晚唐诗中的一颗明珠，可能即为聂夷中所纳的省卷。
不过，进士科应试举子数以千计，礼部官员收到大量省卷，不能及时处理，必然造成积压。《韵语阳秋》说杜荀鹤“老而未第，求知已甚切，”在《投裴侍郎》诗中发出了“哀鸣”：“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杜荀鹤只希望裴侍郎秉公读省卷，不想求朝中显宦致书说情，足见当时举子缴纳的省卷，主司是并未出以公心，认真过目的。纳省卷本是为了补省试之不足，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应试举子除了纳省卷，又向私人投行卷，即向当世显人和名流呈献所作。这种作法把考试与推荐结合起来，虽是应试举子的自发行为，但行卷中的优秀者，一经名流赏识，显人推荐，就会得到文坛认可，引起官方重视，也就为他们的及第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
行卷之风在唐代出现，有其主客观条件。就主观条件说，在为数众多的应试举子中，确有一些出类拔萃之士。他们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积累了各种形式(尤其是诗歌)的平时作业，但往往要经过多次省试，才能中选。这样，每次秋试前，他们照例要为准备“新课”投入大量劳动。这是他们显示才学的最好机会和唯一手段。王维通过岐王向公主荐举，“出献怀中诗卷”，公主对他的诗才大为“惊骇”,“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遂“一举登第”。(薛用弱《集异记》)这或许是“摭拾传闻，不定根于事实”(汪辟疆《唐人小说》)，但也不妨认作唐代诗人向显人“行卷”的一个较早的例子。韩愈“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旧唐书》本传)贾岛在《携文谒张籍、韩愈》诗中写道：“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贾岛“骑驴赋诗”，正为“推”“敲”两字苦费斟酌，忽与韩愈相遇，从此盛传着一个“骑驴冲大尹”的美谈(《刘公嘉话》)。他渴望得到韩愈、张籍这样的名流汲引，是十分自然的。杜牧“以诗一百五十篇，编为一轴” (《献诗启》)，奉献知己，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就客观条件说，由于写作诗文在社会上蔚为风尚，一些政治地位较高而又有文学修养，和在文场卓著声誉的人物(其中有的与礼部关系颇密，甚至能决定去取)，对登门求教的应试举子，怀着为国求贤，爱才若渴的态度，便成为举子们投行卷的主要对象。他们对行卷越是推荐得力，越能提高它的作者的声价，行卷之风也就越加流行。 “名重之贤，指顾即能置人羽翼”。(《金华子杂编》卷下)，有如凭风力，上青云。这种风尚，在中唐特盛。李翱、李观向张建封、梁肃引荐孟郊的诗作，张籍、杨敬之对朱庆余、项斯的诗作极力推奖，都是人们熟知的例子。直至晚唐，此风未衰，杜牧向名人行卷，“先进之士”，“喧而誉之，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社会呼声如此之高，虽然有人挑剔杜牧生活上的缺点，但对杜牧的登第，仍然是大有助益的。
行卷中涌现的优秀之作，经过显人、名流的荐誉，不但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礼部的选拔工作。鲁迅先生对此曾发表过很好的见解：
“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许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向有司纳省卷，既形同县文，向社会名流投行卷，便相习成风。这虽是省卷的一种发展，却成了行卷的主要形式。
向私人投行卷的风尚，还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唐宣宗喜欢微行谘访人才，他于逆旅中遇到在举场甚有时称的卢渥，呼与相见，“请诗卷，袖之而去，”随即“令主司擢第。”(《唐诗纪事》卷五十九)应试举子的行卷，幸承御览，特蒙口诏，越过常规考试的范围，获得优先及第的机会，真是意料不到的幸运。但同样一个唐宣宗，当他“微行至寺”，“登楼”于贾岛“案上取诗卷览之”，被岛“扯臂”夺卷时，岛便遭到了外除(《刘公嘉话》)的冷遇注。这虽是两个罕见的、极端的例子，却也生动地证明了行卷确乎产生过特殊的效果，决定过它的作者升沉的命运。
但是,伴随着行卷之风，也发生过种种流弊。从应试举子方面说，有的人标新立导，好于行卷中出奇。如卢延让卷中“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类的诗句，颇受“称赏，”便是证明。卢延让“二十五举，方登一第”。无怪他要对人发出“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北梦琐言》卷七)的感叹。再如李昌符“久不登第”，因“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虽然“浃旬京城盛传”，并得“登第”，但由于“皆中婢仆之讳，”惹得“弥妪辈怪骂”，“要掴其面”。(《北梦琐言》卷十)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实在过于轻薄。至于象李播、卢钧遇到的李生和某进士那样，盗用行卷，冒认亲戚，灵魂更是丑恶。
再从显人和名流看，有的对应试举子的行卷，持冷淡态度，如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指出的“置之而不暇读”的官僚，就是这种类型。又如郑光亚弟兄，把举子行卷“辞有可嗤者”，全投入一“巨皮箱”中，“用资谐戏，”号曰“苦海。”(《唐摭言》卷十二)把举子“行卷”中的失误当作取笑资料，未免显得“轻佻”。再如大和中，薛深逊好以“巨编”行卷，“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结果却被应门“阍媪”当作废纸，变成“脂烛之费”。(《唐摭言》卷十二)这简直是行卷之一厄。至于权贵们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就更使行卷完全失去了积极作用。
唐代应试举子向私人投行卷，乃是唐代进士科以诗文取士的封建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弊病。但终唐之世，行卷之风确实有形无形地影响过进士科及第人员的取录，而且对唐诗的繁荣，也曾经起过促进作用。这是研究唐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唐代应试举子向礼部纳省卷和向显人投行卷，包括诗、赋、古文和传奇小说，诚如赵彦卫所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爱钞》卷八)杜牧以《阿房宫赋》行卷，得到吴武陵向主司崔郾推荐，以第五名及第。(《唐摭言》卷六)罗隐以所著《谗书》行卷(《谗书》自序)，则采取了杂文的形式。有的“用传奇文,来一新耳目,获得特效。”(鲁三)中唐时期不少举子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写成传奇小说(见《国史补》和《南部看书》)行卷，便是突出的例子。
可是进士科应试举子则多以诗行卷。白居易向顾况行卷的故事，人们津津乐道。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顾披卷，见首篇《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一首五言八句的律诗，前半写古原草，后半写送别。顾很欣赏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于顾的“延誉”，白由是“声名大振”。(《幽间鼓吹》)这四句诗因为借自然物为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坚持进取，不畏困难，生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就改变了顾况由白的名字而产生的最初印象(始而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继而说“道得个语，居即易矣。”)白居易以此诗行卷使 他飞声当时的词场，而此诗也不愧是唐诗中的一个名篇。尽管有的评论家认为这几句可能是“喻小人去之不尽，如草之滋蔓”(俞陛云《诗境浅说》)，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十分倾倒，则在于它艺术地体现了白居易的旺盛精力和坚强意志，而这恰恰是顾况最感兴趣的。
李绅“赴荐”，“以古风求知”于吕温的故事，也很著名。吕温对李绅行卷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锄禾日当午”)，特别推重,“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 '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云溪友议》卷上)“古风”是李绅最擅长的诗体，《悯农诗》是现存五万多首唐诗中富有人民性的篇什。李绅用自己优秀组诗向吕温行卷，确实是代表了行卷诗中的精华。这两首诗，前首先通过数量上的对比，点明了少种多收的关键，在于劳动。然后尖锐指出：农民长年辛勤劳作，充分利用了地力，却很难果腹，不免饿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实!这正是吃了闲饭嫌不够的地主官僚们的残酷压榨，给他们造成的悲惨结局。后首首先突出了中午时分农民在田中“锄禾”时，“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生活场面，是有典型性的。接着引出深沉感慨：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可曾知道，他盘中飧饭，“粒粒皆”是农民“辛苦”的果实呢?这两首诗都采取了前半写实，后半议论的手法，但一者借助鲜明对比，一者通过生动刻画，便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
李贺向韩愈行卷的故事，更是广泛流传。李贺“以歌诗”谒韩愈，愈“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立即被首篇《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所吸引，“却援带命邀之”，(《幽闲鼓吹》)李贺虽有韩愈的举荐，也未能应举及第，但此诗则十分出色。全诗把苦战边城，抱定为国捐躯决心的将士们的激烈壮怀，作了真实表现。开头两句“是阵前实事，千古妙语”。(《一瓢诗话》)诗人吧战地景色(城头虽压有“黑云”。天际则尚露日光)和战备实况(重兵守城，金甲耀日)作了形象描画和巧妙烘托,难怪至今传诵人口,真算得唐歌行中的一篇杰作。
唐代应试举子的行卷诗，保存至今的为数已经不多,宋代的赵彦卫曾说：“进士则多以诗为赞，今有唐诗数百卷行于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为《唐百家诗》。程千帆先生曾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作过考证，认为它的绝大部分就是根据唐代诗人的行卷编选而成。《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共收一百零四位诗人的一千二百多首作品。除卷一至卷四中的十一人之作，是根据某一唐人选唐诗总集(严羽误记为《英灵间气集》)，卷六中的七人之作，出于元结《箧中集》外，余下的八十六人，绝大多数都与进士科有关(及第的六十二人，不及第的十五人，共七十七人，约占百分之九十)。《唐百家诗选》中的这部分诗作，“有一些是专门为行卷而写”，“有许多则是通过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才流传开来。”(详见《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程先生这一重要发现，不仅澄清了过去对《唐百家诗选》的某些误解，而且对今天研究唐人行卷诗，提供了方便。《唐百家诗选》这部分入选作品中，有盛唐的崔颢、王昌龄、李颀，中唐的戴叔伦、钱起、卢纶、王建、贾岛、许浑，晚唐的皮日休、杜荀鹤等。其中也有个别诗人的作品，与行卷无涉。大约王安石看到的材料，经过增补，已非行卷的原样了。但即使这样，王安石这个选本，对于研究唐人行卷诗，仍是不可多得，值得重视的。
《唐百家诗选》入选的诗人中，虽然没有李、杜、韩、白、李(商隐)这样一些大家，却有不少的名家。入选诗作，虽然少的只有一首(如朱庆余)，多的则近百首(如王建)且绝大多数诗篇属于行卷之作，还不能体现诗人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其中确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制。如象王昌龄的《长信怨》、《出塞》，崔颢的《黄鹤楼》，李颀的《古从军》、《古行路难》，戴叔伦的《女耕田行》，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长安春望》，张继的《枫桥夜泊》，赵嘏的《长安秋望》，许浑的《金陵怀古》，秦韬玉的《贫女》，杜荀鹤的《春宫怨》等，在思想与艺术上都具有较高水平。
唐代应试举子的行卷诗作，不管是纳公卷，还是投私卷(对公卷而言)，都是作为“省试”诗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出现的。它事实上等于是对应试举子进行摸底工作，和了解有关他们的社会舆论、文坛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证“省试”质量的作用。但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投弘卷所起的作用，却比纳公卷更明显。行卷这种风尚，一方面介入了进士科的考试，一方面又影响着唐诗的发展。虽然我们缺乏足够的材料，确证现存唐人行卷诗作的实际数字，但行卷之作，对唐诗的繁荣，曾经起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则是毫无疑义的。
伴随着以诗取士的制度而在唐代社会广泛流行的写诗的风尚，“行卷”在某种意义上对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行卷之风虽然早在宋代就基本上归于消失，但为了全面研究唐诗的成就，却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列为需要注意的课题之一。
作 者 简 介
王小梅，重庆市万州区人，喜欢诗歌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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