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芝（卅尔划），普兰店区皮口街道人，剧作家。从1964年秋第一个戏曲剧本《领路人》问世到2020年末，半个多世纪，写了二十二部有人物、有个（共）性、有故事、有情节的舞台剧本（小剧本3个，中型剧本1个，大戏剧本18个）。其中有县剧团排演的；有在文学（戏剧）杂志上发表的；有单行本发表的；有获国内部分省市和高校“征集剧本”奖的。现是普兰店区特聘党史研究和地方志工作信息员。
【翻底揭盖明道宗】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辽南中国人是日本国的“三等公民”，台湾的中国人是日本国的“二等公民”，日本人是“一等公民”。辽南一位教书先生，早就告诉他的学生“我们不听那一套”。
这位先生，大号孙祥春，生于日本'明治’天皇登极那年，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国后的1955年去世，享年 87岁。16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回原籍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考中秀才。而他，偏又无心功名利禄，没有'著书立说’，可他却热衷于'课读（教学）蒙生’，就在第二故乡辽南的牟家屯立塾教书。
他对他的学生要求是：社会上存在的事物，不懂，並不可耻，因为没有'生而知之’。他本人对孔老夫子在《论语》里所说的“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一语并不完全认同。坚信都是学而知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见《论语》），没有学过的东西，就是不懂。学了是“知”，通过积累实践，才是“识”。只要肯虚心学，自然就会一天比一天知道的多，日久天长，就能成为知识渊博的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理。
他有一个“虎皮而羊质”的故事；在《顔子推家训》里提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颤，忘其皮之虎也。”意思是说：本来羊因羡慕老虎的威风，就披上老虎皮来装像。可是，看见绿草就要吃，见了豺狼就吓的战战兢兢，连身上披的虎皮也忘了，他说的是日本国。
一，中国跟日本“茶道”的关系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位不见经传的老先生，冒着极大风险，顶着压力，传授中国文化，给他的学生讲述，日本茶道来之于中国。老先生之所以对日本事情有性趣，也有他的历史渊源。
1930年春，他去金州文庙（即孔庙），听清朝学部侍郎宝熙手下的学部参事罗振玉讲《论语》，同时宣讲他在日本出版的《殷墟书契》，老先生发现罗振玉其人不地道。所以，原打算听三个月的课，提前就回来了。他认真的翻开了日本国的老底子，在对学生授课时，结合儒家思想教育，借机会让他的学生多的了解有关东洋的一些知识。
在古代，日本与中国早有往来。“茶道”也是一个铁的证明：茶道，又叫“茶汤”（品茗会），原是一种独特的饮茶仪式和社会礼仪。盛唐时期，日本曾派大量使臣来中国，受中国影响较深。可以说，日本的茶道最早是由中国唐朝贞观年间传到日本的。日本茶道和中国的潮汕工夫茶有些相似。（日本茶道源之中国宋代）多少年来，日本人民都称“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故乡”。
二，中国字跟日本字的关系
他解读了中国方块字，考究了中国姓氏进化的始末。文字，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国文字以相形文字为特征，在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字都无法比美的，正在为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与接受。
老先生在教学课余，研究了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的渊源，毫无保留传授给他的学生，不能让所谓的“三等公民”忘了自己的根。他告诉学生——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远古伏羲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神农氏以“结绳”来记事，黄帝史官仓颉创造“书契”，这其中，“八卦”是由记数苻号构成的，“结绳”也属于一种记数法，而“书契”则是指刻写在陶坯或甲骨文的文字。从“八卦”、“结绳”到“书契”，反映了原始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国汉字起源，还是仓颉造字。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也都是肯定了“仓颉造字”。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相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的演进与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元命苞》则说，仓颉仰视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掌纹等，都是他创造文字的基础。
现在已知用于记录成句语言的最古文字，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具有相当成度的规范化，它不仅在语法结构上为先秦书面语言奠定了雏形，而且字形也跟西周、东周、秦、汉文字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确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
后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也认为中国文字源始于殷商。郭沫若先生在其《奴隶制时代》中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更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就有六千年历史。如此看来，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己经成熟，其发展起源应在商前的一千年左右了，这个时间段应在夏或夏之前。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时代，应该有文字。
1959年发掘的山东泰安县大汉口文化，显示了新石器当地原始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状况。这个时期使用的陶文，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笔划形体来看，甲骨文是继承了陶文某些造字方法，这才是中国方块字真正的原始鼻祖。是老先生当年教学生的论点正确于否的佐证。
《史记》中的《殷本记》都载有明确的先王公世系，它所依据的肯定，就是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的夏启（即公元前的2197～2190）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用于记录，开始与语言相结合的文字系统。日本国，有吗？
日本国的文字，是中国方块字的偏旁部首。那是由于日本国的古代，自已原来的部落没有文字，是徐福来了之后，才跟我国有了文化上的交流，所用的文字都是由汉字、假名、罗马字组成的。
汉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音读,一种是训读；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不论是'平假名’或'片假名’的字型都仿自中文。利用汉字的草书字形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日文中平(ひら)是容易、简单的意思，片(かた)则是片面、不完全之意。如果觉得不太好记的话，就记得日本人平常生活上用的就是'平假名’，字体看起来像用的，一片一片的就是'片假名’了。
日本语的发音并不困难，它基本上是由(あいうえお)五个母音为主所串成的音节。和汉语有十多个母音比较起来少了许多，而且日本语有的母音，汉语大致上都有。
用外来的语言、外国人名地名。拟声拟态语、动植物名。分为N1、N2、N3、N4、N5等级,其中N1等级最高。
三，中国人徐福跟日本人的关系
老先生还告诉他的学生：《史记》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秦代人徐福于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渡海东去。日本（当时称倭奴）的开国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公元前660年（即周惠王十七年——辛酉），而徐福东渡是在神武即位450年之后，因为，他的遗物中就有后来秦代的一面铜镜（天照大神三件神器之一），到底是徐福自用之物，还是徐福带的呢？待考。
据日本传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于“大和”，登极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日本纪元始此。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神武天皇，是后来的圣德太子曾借道教辛酉年之说，编排的“皇纪”。推古九年正好是辛酉年，也是圣德太子在'斑鸠宫’推行改革的年份。辛酉年每60年出现一次，亦称一轮。按道皇居二重桥教的说法，每一轮辛酉年是发生变革之年。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发生彻底的大变革之年。
于是，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公元601——即隋文帝开皇二十一年——辛酉）为起点再往上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规定该年的阴历一月一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11日)。按照这种推算法，把皇统向前多推算了大约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圣德太子按照这种逻辑编修了'日本史’。后人便加以延用至今。
中日史书皆有记载：当年徐福东渡，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与物资；有五谷杂粮和蔬菜种子，有各种工匠和器具，还有数千个童男和童女。据科学考察，届时的日本列岛仍是石器时代，日本的“弥生式文化”即外部传入的文化系统，全部是中国大陆传进日本的。不容置疑，就是徐福一干人的到来，把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在荒芜的海岛上得以生根发芽和发展进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的“郡县制”，徐福头脑里的制度当然也是“分封制”了。当时秦始皇搞“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神武天皇当时也不使用中国汉字，直到500年后的东晋时期，才使用中国文字，还只是偏旁部首。
日本的人类学家谷部言人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日本人的头骨指数大多数与中国江浙一带指数相同，跟中国其他地方却略有差异。1982年，徐州有位姓罗的教授考察江苏，发现江苏省赣榆县徐阜村一带，有个叫徐福村的地方，徐福就是那里人。
如此说来，徐福到底是不是日本开国国君神武天皇呢？没人敢背定，也没人敢否定。但是，日本徐福会会长则称“徐福是日本民族之开国始祖”。
宋朝文史学家欧阳修在他的《日本刀歌》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
土壤沃饶风俗好，首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卯童老。百工五神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5年），日本和尚弘顺到中国取经时，对福建泉州开元寺的中国和尚义楚讲过这段历史，义楚在五代后周年间（公元951年～960年），撰写的《义楚六帖》中说道：“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事实证明，2200多年前，就是齐国人徐福凭着他非凡的组织和魄力，敏睿的头脑，设计了一个周密而完整的计划，踏过茫茫大海，在另一块土地上建立一块“避秦“的”“世外桃园”。
四，唐帝国的武则天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扎扎呼呼的称自己“大日本帝国”，它“大”在那里？
怎么个“大”法？没看出来。实际上，连它们“日本”国的国名还是唐帝国的武则天给起的。这是有史据可考：《后汉书》里称“扶桑”（《梁书》有《扶桑国传》、蓬壶（李白诗“日本晃卿称帝都，征帆一片烧蓬壶”）。《新唐书·日本传》称“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公元617年）迁使货平高丽；后稍息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它称为“日本”乃初唐时期，一般都是视为是源于天皇与中国诏书里自称是“日出处天子”的“日出处”而来的。
所谓“更号日本”，乃源自武则天。唐守节《史记正义》：“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张守节系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写《史记正义》，故有“守节涉学三十余年”语，由此上溯，恰为武则天当政时期，他应是亲闻武则天“改曰日本”事的。
武则天命名日本仍是“日出处”而来，此后，此名便被接受。但中国史籍有时仍在沿用旧说和别称；如“倭寇”（《明史》）、“东夷”（《高皇帝御制文集》）、“岛夷”、“东瀛”（见清俞樾采日人之《东瀛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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