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伍连德：他是一百年前拯救了中国的钟南山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梁启超

伍连德，字星联，英文名WU LIEN-TEH，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

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英属南洋槟榔屿一个华侨家庭，他与爱因斯坦是同龄人。

其父亲伍祺学早年到南洋谋生，后成为槟榔屿著名金饰商，其母亲系第二代马来亚华侨。

从1908年到1937年，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等历史时期，伍连德的人生贯穿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各阶段。

他为国30年的服务履历，是近代中国医学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他是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他是真正把人文和科学在实践中完美结合的人，他甚至被称为拯救了中国的人！

1896年, 成绩优异的伍连德，顺利进入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enul College）学习医学。

1902年，伍连德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

一年之后，他便通过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收获满岌，学成回乡。

回到槟城后，伍连德成家立业，开诊行医，在当地很快就小有名气。

伍连德和妻子李淑贞

时间到了1907年时，伍连德忽然接到了一封印刷精良异常的信件，署名居然是大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

大清帝国直隶总督袁世凯给伍连德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去天津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伍连德毅然放弃了已有的事业，只身前往一切都是未知的故国。

1908年，伍连德终于回到了中国，却极为不幸恰逢袁世凯在政治上失势下野…

经过友人介绍，伍连德见到了陆军部尚书铁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任用，依然维持袁世凯的任命不变。

当伍连德到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上任后，他开始了为国服务的第一个工作——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医学教育。

伍连德决意改变清末只重书本的陈腐教学方式，也抛弃了那些第二流的日本教材，直接升级到全欧洲最新的教材。

引进世界医学最新的成就，并且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这样的付出很快就收到了效果，短短两年以后，伍连德就拥有了一批学术精湛，且视野非常广阔的学生。

事实证明，在那场关乎中国国运的鼠疫灾难中，这些学生将和伍连德本人一起，承担起一个扭转国运的重大任务。

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合影，前排左三为伍连德

1910年是清朝风雨飘摇的时节，在东北哈尔滨，暴发了震惊世界的黑死病——鼠疫。

第一起病例发现于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一位闯关东的山东农民捕猎抓了一只旱獭（土拨鼠）。

扒拉了旱獭皮准备拿去卖钱，剩下的旱獭肉就地吃掉。

很快那位病人开始头昏、发烧、咳嗽没几天就呼吸困难、咳血而死。 

瘟疫在满洲里爆发，并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4个月内便波及5省6市，死亡达6万多人。

其中仅哈尔滨市就死亡5272人，整个辽宁省棺材销售一空。

齐齐哈尔以西甚至有村落全村死光一时尸骸遍野，举世震惊。

当时的医学条件，搞清楚是什么病因很困难。那时连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都还远远没有发明。

这场极其惨烈的传染病，若不能控制，那么中国人的历史很可能要重写。

要知道，在中世纪，因为鼠疫暴发流行，整个欧洲死掉了大约三分之一人口。

地方官员个个束手无策，百姓民众只能听天由命。处处是惶恐不安、大祸临头的气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传奇人物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抗击疫情的总医官。

这个人就是——伍连德。

1910年12月24日，那个“平安夜”的下午，伍连德带着他的一位助手抵达哈尔滨。“……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还有不请自来的穿着制服的白人在那里调查这些死者的病因。”（见《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第9页）

在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的第二天，31岁的伍连德只带了一名助手火速赶往东北最危险的疫区——哈尔滨傅家甸。

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有2.4万中国人聚集在里面，卫生条件糟糕防疫措施落后。

12月27日早晨，得到了一次解剖尸体的机会。有电话通知当局，在傅家甸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籍客栈女主人，出现咳嗽、咳血等症状后，当夜死去。伍博士和他的助手携带内置急诊必需器械和仪器的出诊箱，立刻驱车前往小城贫民区的一幢小房子。只见一具身着廉价棉质和服的女尸躺在污秽的榻榻米上，木地板高出地面足有两英尺。室内阴暗，不甚清洁，但尚有清水以供勉强完成尸体解剖。切除胸软骨部分后，将粗大的注射器的针头插进了右心房，吸出足够的血液，放在两个琼脂试管里培养细菌，并用显微镜载玻片涂片观察。（见《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第14页）

第一例肺鼠疫患者尸体解剖就这样完成了！

伍连德通过显微镜看到，所有取自血液、心、肺、肝和脾的标本里，都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博士和他的助手们，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在现场追本溯源，很快发现：此次传染病，元凶是草原旱獭！俗名土拨鼠。

所以东北这场瘟疫，很可能是一种新型鼠疫。比以往发现的鼠疫凶残百倍，可以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这种鼠疫就是“肺鼠疫”。

伍连德也因此成为发现“肺鼠疫”的第一人！

2020年这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认为，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可以为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有力支持，早一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北青深一度2月14日报道）。

对这一发现，他们立刻向当地官府和朝廷作了通报。

满清帝国的最后一个冬天，上上下下的官员们“似乎对事态的严重性熟视无睹”。

伍连德在回忆录中说，“这就需要有振聋发聩的悲剧事件来使他们猛醒”。

当时有位法国籍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医师，要求东三省总督大人任命他来统管防疫事务，取代中国医师伍博士。

但是总督拒绝了他的要求，建议他先去考察情况，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这让梅尼医师十分不爽和暴躁。 

梅思耐受挫后拒绝和伍连德合作，坚信冬天没有老鼠跳蚤，就不会人传人。

梅尼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穿上了白工作服，戴上了白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但是没有戴口罩。

在病房里，他和哈夫金医师一样，接连检查了4个病人，面对病人前胸和后背叩诊与听诊进一步问诊后，梅尼医师便离开医院回到了旅馆。

访问医院后3天，梅尼医师开始感觉不适，在随后的24小时内，连续两次注射抗鼠疫血清，但收效不大。11日，参加防疫不到十天的梅尼教授就去世了。

梅尼医师当时已43岁，而伍连德博士年方32岁。自信却倚老卖老的梅尼医师，不是败给“土著”伍连德，而是败在医学科学面前。

面对这种新的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路线提出了9条建议。

经过多方努力，当地政府和俄国方面负责人全面接受了伍连德的防疫方针。

出动军队参加防疫，检查流动人群特别是加强铁路检疫，对可疑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1910年，获得政府批准的伍连德，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始创了中国自主的防疫机构，并联络各海港同时实行检疫，从而成为这场人类与瘟疫之间惨烈战争事实上的指挥者。

首先他将疫情最凶猛的哈尔滨傅家甸分为4个区域，4个区域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袖章，不准擅自离开各自区域。

区域内挨家挨户检查，发现病患立即送往医院隔离。

隔离病患按照病情轻重程度分别被送往重症病院、轻症病院、疑似病院防止交叉感染。

同时进行全城大消毒征用学校、浴场等作为临时医院和消毒所。

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伍连德得到了1600节配备有取暖炉和焚烧炉的车皮，伍连德用这些车皮建成了一个隔离医院。

这场跨越了1910和1911的鼠疫，死亡人数达到了六万之多，给东北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富饶的东北一下子陷入到了荒凉之中。

但是，这场灾难却给中国的防疫医学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伍连德用火车皮建立的隔离医院，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17年前的小汤山，如今的雷神山火神山，无一不是向一百多年前伍连德的火车皮医院致敬。

伍连德还专门发明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用于隔离病患、预防传染，称之为“伍氏口罩”。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种“医用口罩”。

此外伍连德还请示朝廷停掉了东北火车，掐断东北和内陆的铁路交通避免鼠疫往人口密集的关内传播。

在满洲铁岭，阻断交通后，被临时隔离的人们

由于瘟疫的来势过于凶猛，人民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

伍连德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明白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

在征得地方士绅支持后，他上奏朝廷，请求集体火化这些尸体。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识中都是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即便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刚开始推行殡葬改革的时候也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的建议，那简直是跟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作对也是跟疫区的所有人作对。

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容不得政府再犹豫了，因为清政府派去疫区的两位外国医生都已经先后染病死亡。

鼠疫的阴影已经渐渐的笼罩在了京城的上空，北京城里已经出现了风言风语。

为了稳定疫区的情势，也为了安定京城的人心，清政府最终还是下令，批准疫区中心哈尔滨集中焚毁尸体。

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消灭疾病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

一把大火，驱散了两个多月来的寒冷空气，也似乎温暖了更多疫区老百姓的心。

这一行动，在后来也被公认为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后傅家甸死亡病例逐渐减少，到了1911年3月1日死亡病例归零。

东北其他地方效仿伍连德的防疫做法，死亡病例也都逐渐减少为零。

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将东北鼠疫扑灭。

1911年4月3日，春天来临。

已经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在奉天（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研究这次导致6万人死亡的中国东北大鼠疫，总结防疫抗疫经验。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是自古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

11个国家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会议至4月28日结束，为时长达26天。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达成决议45项，对此次鼠疫的传染、传播机制及防治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推动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彼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了这次大会的主席。

各国代表惊讶地看到，伍博士竟然能以中、英、德、法四种语言主持会议……

会议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个新的起点，对我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伍连德也就此闻名世界。

《鼠疫斗士》两位翻译者之一、中国科学院程光胜教授对媒体说：

伍连德回祖国辛勤工作整整30年，伍连德为中华民族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历史性的，是开拓性的，是里程碑式的。

因为抗疫的贡献，年轻的伍连德被称为“国士无双”，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除了东北这次，伍连德还组织指挥过多次防疫大战，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为主创设防疫站、检疫所、医院、医学院医学科学社团凡数十个。

伍连德建议袁世凯政府邀请基金会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

提出第一个医学机构应设在北京，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院。

他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东北陆军总医院（今解放军202医院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

他参与组织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等。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5年2月5日，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

除了发展现代医学外，伍连德也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毒害中国人民。

1912年1月，伍连德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国际禁毒大会，并签署了禁毒宣言。

为此，他不仅和前辈林则徐一样禁烟硝烟，还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了珍贵的海关检疫权。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在上海设立了“ 全国海港检疫处” ，任命伍连德为处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曾在长春被日本宪兵拘捕，诬为间谍，后经英国领事馆营救，才得以释放，南下赴沪。

1932年，上海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这一次所幸有伍连德坐镇，疫情很快得到了成功控制，他本人也再一次名扬天下。

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又打到了上海，淞沪沦陷，他的事业再次毁于敌寇之手…

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饱经沧桑的伍连德举家离开上海，告别自己为之服务了30年的祖国，回归南洋老家槟城。

伍连德定居马来亚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时年58岁。

之后马来亚也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伍连德以行医为业，艰难度日；1943年7月曾被绑架，勒索巨款。

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迎来了安谧的晚年时光。

虽然在国内伍连德的成就被人淡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由上海迁到北京，伍连德把自己在北京的故居捐献出来，作为学会的办公场所。

1959年，他出版了个人传记《鼠疫斗士— 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生平为国服务的历程，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未来的期望。

抗战胜利之后，伍连德于1947年11月偕夫人重返中国访问，会见许多阔别多年的老同事。

他曾说：“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纵使一生挂了无数头衔，但伍连德却只用了“斗士”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可以见得其身上的谦逊和勇气。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亚槟榔屿，享年81岁。

《泰晤士报》评论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在他的著作《论中国》中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面对现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所幸我们今天拥有的不止一个伍连德。

而是有千千万万个伍连德，正勇敢地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给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最稳妥的守护！ 

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图片内容 | 来源网络     编辑 | 黄手帕